1919年7月19日,从一战阴影中走出不久后的英国伦敦迎来了盛大的和平日胜利大阅兵,在无数昂首阔步的方阵中有一个十分地引人注目,那就是由北洋政府陆军上将唐在礼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唐在礼骑马持刀在前,身后两名军官各持五色旗和陆军旗,两侧再分别各有两名军官持刀护卫,虽然只有七人七马,但军容严整气势十足,令当时的英国舆论界称赞有加。
事实上这只是北洋军官活跃于欧洲的一个缩影,北洋政府于1917年8月24日正式对德奥两国宣战,但早在1916年冬天,北洋政府参谋本部就向欧洲战场派出军官进行观摩,这让我们认识到在那场离中国大陆似乎极远的大战中不止有十几万出生入死的华人劳工。
这些军官随着北洋政府参与协约国一方作战而分为数批远赴欧洲,因为对残酷的一战有了近距离的观察和思考他们对现代化战争有了更深的理解,回国后写出了许多军事著作,为中国军事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沈鸿烈和陈绍宽两位中国军人的脚步,去看看那场令人类付出前所未有代价的世界大战。
(一)沈鸿烈:“人类并非天性好杀”
在诸多亲赴欧洲战场的军人中,北洋政府参谋本部第六局第一科科长、海军上校沈鸿烈算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的经历可以说是一部以中国军人为主视角的“战争奇遇记”。
沈鸿烈(1882~1969),湖北天门人,早年曾留日学习海军,他是一战中北洋政府派出的第一批四名军官中最出名的一个,此番重返日本,沈鸿烈敏锐地察觉日本海军的军舰设施较之从前已有长足进步,之后更是了解到日本海军在一战开战之初就派出远洋舰队支援协约国,其战舰的身影早已出没于印度洋、太平洋各地,这让时年34岁的沈鸿烈更觉两国国力差距之显著。
抵达美国之后,沈鸿烈等人经时任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接洽对美国东海岸的军港、造船厂等设施进行考察,收获颇丰。
在美国的沈鸿烈自然了解到当时的美国社会舆论,由于德国已重启“无限制潜艇战”,对来往的美国商船和船民造成了重大威胁,而著名的“齐默尔曼电报”事件更是让美国举国哗然,就在沈鸿烈等人乘船从美国赴欧途中的1917年4月2日,美国正式对德宣战。
这可苦了沈鸿烈,自己前脚刚走,后脚就要成为德国潜艇的攻击目标。于是沈鸿烈等人的航程变得危险重重,其所在的商船严加戒备时刻提防德国潜艇的偷袭,除了所有人必须穿救生衣以外(沈鸿烈希望维持中国军人尊严坚持只穿军服),商船还进行了不少次“Z”字形机动以规避可能在前方游曳的德国潜艇,这段惊心动魄的行程让沈鸿烈对德国潜艇如鬼魅般的威力印象极为深刻。
抵达英国伦敦后,沈鸿烈马上开始了四处参观考察,此时的英国进入了紧张的战时动员,防空标语满大街都是,连女人都被英国的兵工厂大批招入从事弹药加工,沈鸿烈在伦敦更是直接亲历了德国对英国的战略轰炸,算是狠狠感受了一把战争氛围。
德国从1915年1月即开始动用著名的齐柏林飞艇夜间突袭英国本土,于是在那段时间,漆黑的夜幕被探照灯照得雪亮,庞大的齐柏林飞艇犹如死神飘荡在伦敦上空的画面成为当时遭受轰炸的人们的集体痛苦回忆,被称为“齐柏林灾难”。
轰炸带来的效果十分显著,伦敦的军需工业生产一时下降了近六分之一,为了迅速完善薄弱的防空体系,英国政府采用高射炮、探照灯和阻拦气球三位一体的方式保卫伦敦的天空,再加上使用混装燃烧子弹与高爆子弹机枪的战斗机群升空截击,到1916年下半年,行动迟缓,目标巨大,被击中还容易起火的齐柏林飞艇已逐渐疲软,德国人转而组建轰炸机大队,黑压压的轰炸机群从德占比利时境内的机场起飞对英国本土实施猛烈的昼间轰炸。
1917年6月,德国飞机首次在白天轰炸伦敦,此后接连“造访”伦敦,据统计,截至1918年5月德国轰炸机共空袭英国本土22次,投弹近百吨,给英国民众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恐慌,英国则于1917年7月成立伦敦防空区,将本土南部的所有战斗机、高炮群、探照灯部队、防空气球和地面观察哨组合成统一的国土防空系统以全力应对德国人的攻击,沈鸿烈就是在这样的战争背景下对双方作出了忠实的记录,成为了解当时战况的一手史料。
经历过伦敦空袭的沈鸿烈一度获准随英国皇家海军的驱逐舰出海,还参与了炮击欧洲大陆西岸德国军事目标的行动,在英国的考察结束后,沈鸿烈前往法国参观了土伦军港、海军学校和法军主力舰队,接着又从土伦乘船前往希腊,在乘船的途中他惊异地发现提供护航的竟是两艘日本海军的驱逐舰。
1917年初德国恢复“无限制潜艇战”,协约国的海上交通线遭受重大威胁。日本应英国要求派出三支特遣舰队在海外至英国本土的航线上负责保护协约国商船。从1917年4月至1918年11月战争结束,光日本第二特遣舰队就单独执行了350次护航任务,共护送军舰和运输船达787艘次,护送人员共计75万人。日本的地中海护航行动有效遏制了德国潜艇在地中海的活动,保护了协约国商船在地中海等地区的行动,为战争胜利提供了助力。在沈鸿烈笔下,上述情况的真实性得到证实 。
沈鸿烈记述自己在地中海曾两度遭遇德国潜艇:第一次,德国潜艇被日本驱逐舰提前发现,主动下潜逃逸。第二次,德国潜艇竟躲过日本驱逐舰的警戒向商船发射了鱼雷。所幸鱼雷未能命中,他才保住一条性命,要不自己就得葬身在这异国他乡的大洋中了。多年后沈鸿烈回忆自己在这生死关头的念头却是:“因念我与日本同属参战国家,今吾人同处异域,竟需受日舰保护,实觉可愧。”这段文字的其中况味不必多言。
在希腊参观完毕之后,沈鸿烈又乘船前往意大利。意大利早已于1915年投向协约国阵营,他才得以从意大利南部入境,一路北上前往阿尔卑斯山,那里正爆发意大利与奥匈帝国的战争。北上途中,沈鸿烈不断发现意大利军队往前线行进调动,但看起来军纪散漫。
不过等沈鸿烈抵达阿尔卑斯山前线时就进入了“沉浸式战争体验”中,与地形平坦的西线截然不同,南线的意奥双方军队在峰峦叠嶂的阿尔卑斯山脉艰难地血战,在苦寒缺氧的高海拔环境下,双方军队在岩石山体上开凿和构筑工事进行长期对峙。由于地形条件,双方突袭猛攻均无法得手,用火炮相互轰击也收效甚微,残酷的坑道战便成为必然。
于是沈鸿烈观察到双方在坚硬的山体中缓慢掘进试图挖到对方附近,埋设炸药摧毁对方工事,随着时间推移坑道逐渐越挖越多越挖越深,到1917年下半年双方坑道已经变得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爆破活动此起彼伏,如此一来,从地表上看战事在大部分时间里表现得十分平静。
沈鸿烈从意军的战地观察所窥探对面的奥军阵地,他惊异地发现奥军堑壕中设备齐整,布置周密,一副备战状态,但士兵们却嬉戏玩闹,毫无战意,意军这边也是差不多。
沈鸿烈记录道:“前线战事多起于黎明或落暮,敌我战壕,近在咫尺,昼间守望时,双方士兵恒互掷香烟糖菜等,以表好感。战则为仇,不战则为友。前方生活情绪,有非一般人想象所能及者,亦可知人类并非天性好杀,亦迫打不得已也。”这段文字透出了这位心地善良的中国军人对战争的深度思考。
战争还未结束,沈鸿烈便于1918年3月经法国回国,他在日后成为民国东北系海军的代表人物,官至国民党海军上将,自北洋到抗战历任地方大员,其丰富而传奇的一生在民国军政两界颇具影响力,后终老于台湾。
(二)陈绍宽:“不容一日懈”
如果你对近代历史有所了解的话,陈绍宽的名字你应该不会感到陌生,他在一战中的经历比沈鸿烈更加精彩。
陈绍宽(1889~1969),福建闽县人,近代中国海军最负盛名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民国海军部长、海军总司令,海军一级上将,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和民革中央副主席,他是一位满怀热情的爱国民主人士,为近代中国海军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陈绍宽于1916年底刚结束对美国航空和潜艇的考察归国,1917年1月又奉北洋政府海军部指示奔赴日本考察,陈绍宽在日本相继考察了著名的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神户川崎造船厂、吴市与横须贺军港,对于当时日本海军轰轰烈烈制造飞机、扩充航空队的行为十分警惕。他后来再次来到美国准备经此地赴欧,与前文提到的沈鸿烈有过会面,之后陈绍宽继续考察英国的飞机制造厂与各项航空事业。
1917年5月,陈绍宽随英国皇家海军的潜艇一起行动,之后又数次随同英国潜艇赴北海布雷对德国港口进行封锁,还多次赴德国近海进行战斗巡逻,与德国海军的水上飞机母舰和潜艇遭遇甚至几度正面交锋,还曾协助协约国海军袭击和俘虏德国商船。
战争结束后,陈绍宽转任驻英使馆海军武官,1919年以中国代表团海军专门委员身份出席了巴黎和会,在此期间陈绍宽完成了《英国航空战备》《英国海军作战计划》《潜水艇报告》等9份观战报告,可谓贡献良多。
陈绍宽于1919年5月在驻英海军武官任上撰写的报告书可谓一言切中当时中国国防的要害:“窃维此欧战虽已告终,而我国海防仍不容稍息,盖和议行将签约,列强并无缩小军备之计划。各国经此酷战之后,元气大伤,而筹整军备未尝停顿,可见安不忘危,国防不容一日懈也。”在陈绍宽看来,“此次巴黎议和,逐一比照,益知论国势之强弱,定国位之崇卑,当视其海军力量之大小。”
而“海军力量之大小”背后所指,正是“不容一日懈”之“国防”。一代中国军人,时刻从自身专业角度心系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危亡,在下深感敬佩。
这些中国军人奔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与后方,体会到了当时崭新的战争形态和武器装备,同时深刻理解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差距,其震撼与反思对今日的人们依然有启示意义。
比如开头提到的唐在礼,他在残酷的西线曾经差点被毒气杀死,还见到了数十种火炮、十几种飞机,更首次见到坦克、堑壕迫击炮、冲锋枪、枪榴弹等划时代的新武器,不禁感叹道:“在今之世,无此利械不足以言战,国亦难以自存。以我国现有之技师工匠智识,实难应国家之须要。将来万一有野心之国,用欧西之利器,转而施之于中土,则我国危矣。”可以说是相当有预见性了。
作者: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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