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篇见：

“都江堰”是龙门山脉岷江河谷的峡口，紧接岷江水系冲积扇的宣泄之地--成都平原，从洪荒之时到近代都是人与自然抗争，人与洪水博弈求生的修罗场。在改造和顺应自然的矛盾共生中，古蜀早已泯灭，但其“斜坡堆筑法”垒筑起的城垣和“竹笼络石”的治水工艺，作为古蜀文明的不朽见证，得以传承、延续，并发展演变成为应对防洪治水的制胜法宝，沿用至今。

被尘封的治水工艺与活态的技术应用

考古发现成果：1996年，新津宝墩遗址的考古发现，就像开盲盒一般，在成都平原上密集性地又有了都江堰芒城遗址、温江鱼凫遗址、郫县古城遗址、崇州紫竹和双河古城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并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本世纪初，还分别发现了大邑盐店和高山古城遗址。这8座史前时期古城遗址，同属宝墩类型的考古学文化，距今约4500-3700年，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属于同一时期。这些重要发现掀起了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和古文化聚落发掘与研究、工艺技术探索与发现的高潮。

城墙垒筑技术：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等8座古城遗址在考古类型学和文化面貌上趋于一致。古城选址，大都选择在河流台地之上，且城内地面必然高于城外，这是当时成都平原沼泽遍布、纵横交错的河网，这一地理大环境被局限后的最佳选择。而城墙建造，都是采用就地挖壕取土筑墙的“斜坡堆筑法”。相比中原北方地区采用“版筑法”，垒筑起侧重御敌防守功能，陡峭壁立的城墙。成都平原8座古城遗址的城墙，更侧重于利用足够坚实的墙基和厚实的斜坡式墙体，发挥抵挡洪水源头冲击以及利用墙体斜面，削弱水势、顺水引流的导水作用。

在二王庙观澜亭下壁间，嵌刻的“治水三字经”石碑，是光绪初年（1875）灌县知县胡圻，总结历代修堰治水经验，汇集而成的从古及今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碑中，“挖河沙、堆堤岸”，是指每年岁修时，将从河床掏挖出的河沙，堆砌两岸，培高和加固河堤，利用堤岸倾斜面达到引水导流的目的。这种挖河沙、堆堤岸的作法，应是古蜀时期就地挖壕取土筑墙“斜坡堆筑法”的活态传承和运用。

竹笼络石工艺：郫县古城遗址属于宝墩文化第三期，距今约4000年。在遗址中心区域发现一处面积约550平方米的大型房基址，平面呈长方形。其内发现5处呈长方形的卵石堆积，其卵石周围挖有基槽，槽内埋设的密集圆竹已炭化，被用作护壁，护壁内填充卵石以构筑台子，这种圆竹护壁的技术应用被视为“竹笼络石”工艺技术的雏形和萌芽。

1985年，在成都方池街总工会基建工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中，有三条规律摆放的形似工字型的卵石埂。卵石非垒筑而成，重心极不稳定，或倒或立或斜，许多卵石与沙砾层呈30-50°的倾角，有的卵石直立呈90°而不倒，非常神奇。从卵石间沉淀的沙土来看，未使用任何粘接材料。但很明显，这种奇特的遗迹现象，必定使用到了某种束缚材料，方能在河水冲刷和沙石冲撞后沉淀固化下来，被后世人们发现找到。通过进一步的发掘研究，发现了石埂间炭化的竹笼残件，基本证实了人们的猜测。古代人类应该是使用了如竹篾条一类的有机质材料，笼络装石砌埂，用于防洪护堤工程。

事实上，宝墩时期圆竹护壁、填充卵石的“固底强基”技术，在古蜀文明末期已经发展成为，专事应对防洪治水工程的法宝。转变成为发挥固堤防冲作用、成熟的“竹笼络石”工艺技术。“治水三字经”中“笼编密、石装健”，就是对成都方池街遗址考古发现三条石埂规律呈现的完美诠释。

不仅如此，竹笼络石的成熟运用，还影响到了西汉末年的年号更替。据《汉书》《华阳国志》记载，汉成帝建始五年（前28），黄河溃堤泛滥，致四郡三十二县受灾，四万多所房屋被淹没。时任御史大夫尹忠被委以重任，但因其河道整治过程中的疏漏以及救灾不力等，被汉成帝斥责不尽心职守，他在惶恐羞愤中自杀身死。西汉犍为资中人（今四川资阳），王延世，经人举荐受命为河堤使者，负责堵塞决口，疏浚河道和治河修堰。王延世以竹笼络石之法，制作长4丈、直径9围的竹笼，内填满卵石，用两船夹载，投放到溃坝决堤处。经过36天的艰苦奋战，最终堵住了漏缺，筑成新的河堤，消除隐患。汉成帝大加赞赏，封王延世为关内侯，命为光禄大夫，赐给黄金百斤，并改年“建始”五年为“河平”元年（前28），可见汉成帝对治河成功的欣喜和重视。

治水总成的都江堰

鳖灵治水：古蜀时期，滔滔岷江水恣意泛滥。有“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陆处”的记载，这是罕见记录古蜀时期洪水治理的史料。而鳖灵决玉山成功的治水功绩，则是换来了古蜀王朝的更迭。第四代蜀王杜宇，号曰望帝，效法尧舜禅位鳖灵，拉开了古蜀末代王朝--开明王朝的最后序章。那些，被封印在尘土中属于古蜀文明的8座城垣，就是古蜀先民直面洪水遗留下的实物见证。

李冰建堰：公元前256年，秦灭古蜀数十年之后，蜀郡守李冰带领蜀郡子民，勘察水情。借势岷江河谷出山口的坡降落差和弯道环流关系，人工营建起了鱼嘴分水堤坝、飞沙堰（古称侍郎堰）、宝瓶口及离堆三大主体工程，并配合竹笼和杩槎，实现岷江水量调节、水情消涨和引流导向。

三大主体工程之宝瓶口及离堆，是李冰建堰时利用延伸至岷江江心的湔山（今之玉垒山）余脉，采用积薪烧岩，使其猛烈膨胀，再用冷水浇灌，使其骤然收缩。在循环往复中使坚硬岩石爆裂开来，最终凿成岷江内江段的引水口。因其，是扼制内江进水口的咽喉，形似瓶口，故被后人称为“宝瓶口”。凿开宝瓶口后，脱离湔山母体的山体，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河渠志》中称其为“离堆”。

当洪流来袭，经鱼嘴分水堤坝，滔滔岷江自然分成内外两江。而在其弯道环流的水力作用下，岷江水自然调节配比为外江分水6成，内江分水4成（秋冬时节，上游来水减少，则又自行调节颠倒进水比例，即外江4成，内江6成）。使含沙量较小的表层水进入内江，而裹挟大量沙石的底层水则进入外江。进入内江的洪流在流经飞沙堰时，部分会翻越过飞沙堰汇入外江。其余则一路向下，奔腾宝瓶口和离堆而去。而此时，都江堰渠首工程至为重要的宝瓶口，就发挥了其天然的无坝引水节制闸的作用。

汹汹洪流，冲撞宝瓶口和离堆山时，前有扼制咽喉的宝瓶引水口，东北侧是雄浑无畏湔山母体充当的拦水大坝，西南侧是遥相呼应直面洪流的离堆迎水坝。宣泄而下的洪水在宝瓶口受到水流通行的节制，在离堆迎水面形成壅水现象。在水流通行和壅水顶托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了螺旋流，搅动水流、卵石和泥沙重回飞沙堰，翻越坝顶流入外江，随大江西去。

前有贤者，曾对都江堰水利工程发展演变的历史渊源有过概括，谓：“大禹开其端，鳖灵继其业，李冰总其成”。

巨大贡献：有一个不争的事实，秦据巴蜀之后。蜀郡守李冰治水都江堰，开凿宝瓶口，建造鱼嘴分流内外江，引内江水经宝瓶口，穿郫江、检江，疏通河道灌溉成都平原。使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人为之称道的“天府之国”。

而大秦帝国正是因为坐拥天府之国，这一富庶的天府粮仓和兵源基地，才能在不到百年时间内完成了一统六国的千秋霸业。都江堰水利工程，当之无愧就是大秦帝国统一伟业，艨艟巨舰的心脏、发动机和内动源。秦国在发动的灭楚战争中，先后投入了约六十余万兵力去攻打楚国，而这约六十余万兵力的粮草几乎全部是由巴蜀一线经岷江、长江供给。

时至今日，都江堰水利工程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无坝引水工程，依然在发挥着举世瞩目的分流泄洪、引水灌溉和航道运输的作用。截止2022年底的统计数据，都江堰内江经宝瓶口灌溉成都平原，已实现了7个地级市的40个区市县1130余万亩农田的灌溉。

今日之都江堰水利工程和奔腾不息的岷江水是浸润成都平原的脂膏，是天府之国生命之源、万物之本。守护好我们身边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灌溉遗产，深度挖掘多重遗产的多重价值，努力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是我们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都江堰文体旅 傅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