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发明房屋、发明陶器、农业起源，是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三个重要历程。
在人类发明房屋之前，洞穴是人类首选的居所。喀斯特地貌，无疑是人类洞穴居所的最佳地貌。
桂林山水甲天下！全世界最璀璨的喀斯特地貌及清澈透底的漓江，聚集在桂林。
大自然赐予中华民族桂林这方宝土，自然就赐予桂林世界级品质的万年文化。
桂林，因此成为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一个不可缺失、极其重要、极具代表性的“世界级文化景观与世界级自然景观交相辉映”的城市！独一无二，世界罕见！
万年前人类居所、中华陶器之源、块茎类植物原始农业，在桂林都可以寻访到浓浓的印记。
2021年4月，总书记莅临桂林，指出“桂林是大自然赐予中华民族的一块宝地，要呵护好”！
2023年，是桂林甑皮岩遗址发掘50周年纪念年。特设“50周年专题”，以为纪念！
文博行业以“寻找桂林文化力量，挖掘桂林文化价值”，呵护这片土地！
“50周年专题”，今天刊登《中国文化遗产》2004年01期慕涵撰写的《推翻与重建——甑皮岩遗址发掘的启示》，供关心甑皮岩文化的各界人士了解2001年甑皮岩遗址发掘的情况。
慕涵/《中国文化遗产》2024年第1期
在国家文物局公布的“2001-2002年度田野考古奖”评选结果中，广西桂林市甑皮岩遗址荣获唯一 的二等奖(一等奖空缺)。发掘领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傅宪国。第一次与他联系时，他正开车从河南往北京赶。在此后的采访中，他经常说起他最热爱而且永远都不觉得累的两件事：考古发掘和开车。谈到最初发掘甑皮岩遗址，傅宪国坦言：“说实话，我开始并不 想动这个遗址，因为压力太大。”
“考古发掘一定要在事前有清晰的思考， 要有目的、有计划的进行”
自1973年发掘以来，甑皮岩遗址就一直备受关注和争议。由于在传统认识上相对落后的华南地区出现了一万年左右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并且可能是华南地区最早的以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为特征的考古学文化，甑皮岩遗址在中国乃至东南亚史前考古学上占有一席之位。而学术界对其发掘地层关系的疑问和同层位测年数据之间数千年的误差.都使遗址涉及的重要学术问题成为争论不休，悬而未决的难题。这种特殊的背景和敏感的学术地位，使得重新发掘面临许多问题。
首先，甑皮岩遗址是一处洞穴遗址，本身面积就不太大，又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本着保护为主的方针，要尽可能多地保留遗址的原生文化堆积，遗址才具有保护的价值；从考古学发展的角度考虑，伴随着理念的不断更新，发掘技术和手段的日趋先进，从遗址中获得的文化信息也会越来越多。而且每个发掘组织者个人的学术理念和专业素质的高低，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发掘工作的最终成果。从长远考虑，重新发掘的面积必然受到限制。
其次，重新发掘必须明确发掘的目的，要对以前发掘的成果、存在问题和待解决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
这些因素决定了甑皮岩遗址重新发掘的定位，要在尽可能小的发掘面积内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解决遗留学术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地处石灰岩地区，遗址堆积下部的地下河不断侵蚀石灰岩，在文化堆积的下部形成了许多岩溶管道，整个遗址架空在钙化板上，有的地方已经形成了空洞。遗址的保护问题也迫在眉睫。
经过反复思考和研究，最终确定了重新发掘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明确其学术上的定位，解决遗址的年代和分期问题；二是摸清地下岩溶管道的走向，做出遗址的防水保护方案。让人惊讶的是，这两项任务的如愿完成，仅仅发掘了10.26平方米。
10.26平方米，对这一数字，国家文物局考古处的李培松处长是这样解释的：“尽管是在面积不大的洞穴遗址，10.26平方米的发掘面积也是偏小的。”
与不大的发掘面积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洋洋60万字的发掘报告和学术研究上的突破。对此，田野考古奖评审委员之一，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一个考古发掘项目，田野工作水平的高低，在于在等量的遗存中，谁获得的信息多。甑皮岩遗址发掘用较小的面积，通过多学科综合研究，获得了不同时代众多的重要信息，解决了遗址的地层关系等遗留问题。”
这也正是评审委员会对甑皮岩遗址发掘的总体评价。
与仅仅依靠大面积揭露来了解遗址整体情况的发掘相比，小面积发掘工作的难度显而易见。它要求发掘者必须准备工作充分，目的明确，而且工作要细。
既然选择了迎难而上，就必然要付出更多的心血和努力。
“在发掘工作中要细心，还要严格要求，严格把关”
在正式发掘前，考古队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熟悉以往的发掘资料，并制定出详细的发掘方案。在甑皮岩遗址10.26平方米的发掘分布图上，经过深思熟虑选择的5个发掘地点，虽然是以往发掘过的探方的隔梁，还有70年代没有清理到底的一个探方，但正好绕遗址呈半圆形分布，涉及的遗址范围较大.有目的地解决以前遗留的一些学术问题。
因为发掘面积小，为了尽可能全面获得遗址内所保留的文化及自然信息，发掘时用0.5厘米的铜质网筛，对清理出的全部原生堆积土进行筛选，获取水陆生动物 遗存。过完筛的土样全部进行浮选，获取炭化植物遗存。经过浮选的土样就多达8700余升。
在1997年以前，考古界对贝丘遗址的地层划分，一般都是文化层一层到底，很难细分。以往甑皮岩遗址发掘亦是如此。因为这类以螺壳为主要堆积的遗址，其地层叠压关系比较复杂，地层之间的细微差距很难辨识，发掘的难度很大，全凭实际操作和经验积累。
在广西接连发掘了顶蛳山遗址，大岩遗址后，傅宪国逐渐摸索出了一些经验。广西地区人口稀少，而自然资源又很丰富，尤其桂林地区洞穴较多，在有效的活动范围内，史前居民将有限的资源消耗完后，就搬到另一 处。等到自然生态恢复后，又搬回来。这种规律在许多遗址中很清楚。因此文化层中有一定的间歇层，有的只 有2--3厘米，且断断续续。稍不注意，就做掉了。而在甑皮岩3米多的文化堆积中，共划分出了32层。
就这样“精耕细作”，10.26平方米整整发掘了3个月。 于是，他们发现了距今1.2万至7千年间五个时期的史前文化堆积，包括惊动学界的距今1.2 万年的陶器。第一次找到了洞穴遗址中墓葬的墓坑，解决了甑皮 岩人是平地掩埋还是坑葬的问题：而最让人兴奋的是，在DT4 探方内发现了目前甑皮岩遗址最早的文化堆积--石器加工点。
这一重要发现，却差点失之交臂。
DT4是70年代发掘过但没有清理到底的一个探方。在挖到2.6米左右时，出现了岩石层，有的石块相当大。按以往的经验就是到了基岩层，已经到底了，当时整个发掘已接近尾声，却还没有新的收获和更多的认识。正值七八月份，天气异常湿热，人的心情也不免有些烦躁。于是工地暂停了发掘，其他人员先进行资料整理。
作为领队，傅宪国也有点心灰意冷。就这样放弃吧，但又觉得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心里放不下。每天，他都到发掘现场，蹲在探方边上，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思考着。心里总有一种期望，也许会出现另一种结果。 最后，他终于下决心不论结果怎样，先将这层石头掀掉。期待之中而又意料之外，就在石头层下面，发现了距今1.2万年的石器加工场所，2000多件石制品中有的可以拼合，表明当时石器的制作加工是在洞内进行的。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
多学科研究，推翻了以前稻作农业和最早的家猪饲养的学术结论
多学科综合研究是甑皮岩遗址发掘的一大特点。在这支发掘队伍中，古动物、古植物、体质人类学、陶器实验考古、古环境、石器实验考古和微痕分析、石器岩性鉴定、碳十四年代测定，还有负责水文地质调查的岩溶地质研究所等等，各方专家和各种科技手段都参与其中。而这种参与是从开始制定发掘方案时就真正地介入，从全局综合考虑多学科的参与。在甑皮岩的发掘报告中，每一种学科及科技手段的分析结论，都单独成章专门论述，而不是仅仅作为附录。
为了保证采集的标本准确科学，在发掘前就与科技考古工作者共同协商、沟通，虚心请教从对方研究的角度，在发掘中应该怎么采样?要注意哪些方面，有什么特殊要求。在工地上，遇到问题，就随时请教。采样操作过程严格按照国内外考古遗址孢粉采样的程序，从地层底部向上，在探方剖面每一层选一个点，通常是堆积较厚的位置。具体到采样时，每一个采样点都作了详细的记录，除了基本的项目外，还记录了当时的天气，风向，风力以及周围的生态环境，每一个采样点都有图。之所以工作做得如此细致，就是要保证事后具有可检查性，以便进行检查和分析。
由于事前准备充分，标本采集和现场出土物的起取、保存和处理工作也非常顺利。采访中，傅宪国特意谈到对出土石器，骨角蚌器的现场处理：“由于科技考古工作者事先提醒，出土石器不能洗刷。这些遗物一出土，我们把每件器物连同粘连的土都单独包装，避免出土后的磕碰，这样可提供作石器微痕分析。尤其是砍砸器，包括一些磨制石器，很多功能我们未必知道。这就需要进行微痕分析，另外，还可以从器物的刃部提取残余物进行分析。”
这次发掘，就从石器残余物分析中得出了重要的结论。在一些器物刃部中发现了淀粉类的残留物。这一结果与在浮选中发现的块茎类植物的种子，在植物分析中始终没有发现稻作痕迹的结论相互印证，从而解决了遗址是否存在稻作农业的学术问题。
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表明，在长达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甑皮岩人不但没有发展稻作农业，甚至也没有家畜饲养。为此，傅宪国用“推翻与重建”五个字来概括甑皮岩遗址重新发掘的学术意义。他认为，发掘虽然推翻了以前稻作农业和最早的家猪饲养的学术结论，但并不意味着甑皮岩就没有了学术价值，反而更有价值了。因为，岭南地区甚至整个华南乃至东南亚地区的自然环境与周围地区完全不同，通过工作，可以寻找到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类生活模式，采集和渔猎在人类发展史上的作用绝不亚于农业的起源。
在谈到这些成果时，作为领队的傅宪国深有感触：“考古发掘一定要在事前有清晰的思考，要有目的、有计划的进行。在工作中要细心，还要有耐心.更要严格要求，严格把关。因为中国考古学，尤其是史前考古，要想求得发展，最重要的还是发掘工作。只有扎实、高水平的田野工作作基础，研究才能深入和提高。而学术研究一定要以出土材料为基础，要实事求是，用客观的资料来分析问题。”
对于获得本届田野考古奖的二等奖，傅宪国反复强调这是全体成员共同努力和多方支持的结果。的确，考古是一项集体的工作，在甑皮岩工地长期发掘的9名考古工作者就来自4个不同的单位。
采访中，傅宪国一再谦虚地表示，这次发掘可能只对南方洞穴遗址发掘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其实，遗址发掘的这些体会、贯穿于发掘中的保护意识，以及运用多种科技手段提高单位发掘面积信息量的工作理念，对于考古发掘工作本身，又何尝不是一种示范呢?
田野考古奖背景：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设立于1993年，每两年评选一次，其宗旨是为奖励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考古单位和个人，促进田野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的进步与发展。 奖励范围是由具备团体考古发掘资格的单位在我国领土(领海、内水)所进行的，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的田野考古项目。其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主 要侧重于评审田野发掘工作的方法、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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