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倒回20年前，2001年4月6日，星期五下午一点左右，在上海市虹口区的职业学校读书的刘思佳因为清明节放假，来到了同学家里用电脑打游戏。刘思佳离开家前，告知了母亲沈蓓自己要去同学家玩游戏，并偷偷带走了沈蓓的手机，想和同学炫耀。

刘思佳1983年出生在上海，家境较为优渥。父亲在上海做生意，母亲沈蓓是一名职工，收入稳定，平常的福利待遇也不错，在千禧年初，手机还没普及的年代，刘父和沈蓓就已经各自拥有了一台。

刘父平时常常出去应酬，经常不在家，母亲沈蓓的身体不太好，一直以来都有心脏病，并且随着年纪的增长，沈蓓的心脏也愈加脆弱。于是，48岁的沈蓓提前向单位申请了退休，每天在家里摆弄花草，晚上会和其他一些退休的同龄人跳跳交际舞。在邻居看来，这家人家庭氛围还算和睦，夫妻俩与邻里也相处得十分融洽。

（刘思佳一家三口）

4月6日下午约三点四十分，刘思佳在同学家打游戏正打得火热，他带走的手机突然收到了一通来电，刘思佳不情愿地腾出一只打游戏的手接通了电话，没想到电话那头是刘父焦急的声音：“喂？是刘思佳吗？赶紧回来！你妈妈出事了！赶紧回家！”

刘思佳以为母亲心脏病发了，匆忙赶回家，但当他走到小区单元门楼下的时候，映入眼帘的不是白色的救护车，而是一辆黑色的警车。刘思佳心生一丝不详的预感，他不顾邻居们的劝阻，执意上楼进了家门。

刘思佳看到卧室里站了许多警察，而自己的母亲沈蓓衣着整齐，躺在床上，脖子上有两道鲜红的勒痕，警员正对着床上的物品拍照。刘思佳认出，那是父亲衣柜里的两条领带，其中一条领带断成了两截。

法医给出的死亡原因，是颈部受到外力绞勒导致的窒息，并且法医提到，尸体没有遭遇过性侵。警方首先排除了因色杀人的可能。

警方勘查了现场，发现沈蓓家的大门没有被人损坏的痕迹，家中也并没有现金和任何贵重物品丢失，放在家中角落里的保险箱完好无损。现场有被人清理过的痕迹，没有留下陌生人的指纹，没有搏斗的迹象。2000年初，勘查技术有限，领带上的微量DNA无法被提取出来，警方只好留存领带，暂时将其搁置。

（领带）

由于没有财物丢失，警方排除了因财杀人的可能。既非谋色，也非谋财，警方开始怀疑报案的刘父，但是刘父清楚地交代了在案发当天他的行踪。刘父称，案发时，自己正在家附近和生意伙伴谈事情，事情谈拢后他急需支付对方一笔大额现金，于是回家去保险柜里取，但一回家，就发现了沈蓓死在了家中的卧室里，随后刘父立刻报了警。而小区保安和刘父的生意伙伴也在之后为刘父作了证，证明刘父所言不虚。

排除了刘父的嫌疑，警方推测会不会是沈蓓在外与人结仇？刘父经商多年，又或许会不会是有一些看不惯刘父的对家来报复呢？

但刘父立刻否认了警方的猜测。刘父称，沈蓓与人为善，街坊邻居都可以替她作证，不存在有仇人的情况。自己虽然经商多年，但一直为人谨慎，从来不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和家庭住址，有任何事情都是通过公司的通讯地址联络的，不可能会有人找到家里。

警方随后也询问了在单元楼口围观的、与沈蓓相熟的邻居，大家对沈蓓的评价都如刘父描述的一样。警方只好再次排除了仇杀的可能。

此时有住在一楼的邻居向警方提供了线索。因为刘思佳所在的小区比较老，隔音普遍都不太好，因此一楼的邻居常常能清楚地听到屋外的动静。

邻居说，在案发当天下午一点半左右，她坐在阳台眯着眼晒太阳，阳台外的左下侧就是楼道的单元门，她听到有一个男人来找过沈蓓。因为单元门是有锁的，需要按住户门铃，由住户从家里开锁才能进来，邻居说她听见了那个男人按门铃，按完之后，沈蓓问了句谁啊？男人回答：“是我。”然后邻居就听到单元门的锁开了的声音。据邻居回忆，那个男人的口音能听出就是上海本地人。

而在勘查现场时，警方还在沈蓓家客厅的茶几上看到了一只骨瓷茶杯和一个紫砂茶壶，垃圾桶里的被遗弃的茶叶包装是沈蓓家中珍藏的、舍不得喝的新龙井茶。刘思佳说，这个茶杯是专门招待客人用的，一般自家人不会使用。沈蓓见到此人，还特意为其泡了日常舍不得喝的茶。

（案发现场的茶杯）

结合无人撬锁的行为，警方推测，凶手大概率是沈蓓的认识的人，并且很受沈蓓的尊重。警方还发现，这只茶杯被人用湿抹布仔细擦过，因此也没有留下DNA痕迹。

既然是熟人作案，那么只要厘清沈蓓和刘父二人的社会关系即可找到凶手。

一开始，警方怀疑是不是沈蓓在婚外的情人杀死了沈蓓，但刘父称沈蓓是个很传统的人，不可能有婚外情，退休后的爱好也就只有跳跳舞。于是警方根据这些线索，走访了沈蓓所有的男性舞伴，结果每个男舞伴在4月6日下午都有非常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最终，在案发后两个月的时间里，警方共排查包括男舞伴在内的137个人，全都一无所获。

案件进展又回到了原点。警方只好重回案发现场，找寻新的证据，但在案发之后，刘父和刘思佳仍然住在旧的房子里，没有搬走，因此，警方并未搜集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就在警方准备离开案发现场时，刘思佳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在案发前一天，4月5日，家中的座机曾收到一个男人打来的电话。对方声音听起来已到中年。刘思佳接通电话后，那个男人问道：“是刘思佳吗？”刘思佳回答：“是的。”随后，那个男人又问：“你爸爸最近在家吗？”刘思佳说：“不在，”接着刘思佳问：“你要他的手机号吗？”对方回答：“不用，我有他的手机号。”随后便挂掉了电话。但在4月5日一整天，刘父都没有接到过任何陌生的电话。

明明刘父说在外不会轻易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那个人又怎么会有刘父的手机号呢？如果有刘父的手机号，为什么要打刘思佳家中的座机呢？

这通电话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警方认为可能是凶手在作案前提前摸点，确保家中没有其他人在场。他们立刻调查了那个陌生号码的来源，根据资料显示，这个号码是从公用电话亭打出来的，而2001年监控录像还没有普及，通过公用电话亭的号码，警方也无法查出有用的个人信息。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又断了，案件绕进了死胡同里，警方只好暂时搁置了这起案件。

母亲往往是一个家中重要的情感枢纽，刘父平时因为忙于生意，疏于对刘思佳的照顾，沈蓓死后，刘父与刘思佳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岌岌可危。一年后，刘父娶了一个比沈蓓小10岁的女人为妻，未从失母之痛走出的刘思佳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开始频繁与父亲争吵。

刘思佳怀疑是父亲为了续弦，才残忍地杀害了母亲。平时在家见不到人的父亲，怎么偏偏那么巧在母亲遇害当天回了家，并报了警呢？而且刘思佳每次和父亲去给母亲上坟后，刘父都会让刘思佳先走，自己要独自在坟前站一会儿，表现出愧疚感，这个举动更引得刘思佳的怀疑。

被扣上杀人犯帽子的刘父自然不会服气，他开始指责刘思佳也同样可疑，说刘思佳平时出去玩连瓶水都不会带，为什么偏偏案发那天带走了母亲的手机？刘父还说刘思佳平常因为沉迷游戏，不服母亲管教，总跟沈蓓吵架，因此杀了沈蓓。刘思佳反驳，虽然在家里时常吵架，但自己根本不可能杀害母亲，带走手机只是因为一时虚荣，想让同学们羡慕自己。

刘家一时鸡犬不宁，尽管警察向刘父和刘思佳父子俩反复解释，经过调查，父子二人都没有作案时间，并且案发时都有不在场证明，刘父和刘思佳的关系还是降至冰点，谁也不肯让步。

第二起谋杀

就这样，时间过去了一年多。2002年7月1日，上海市警方接到了一起报案。报案人是一名中年女性，她在电话里称自己的女儿被人在家中杀害了。警方赶到现场，看到报案人的女儿颈部有两道深深的红色勒痕。受害人家中的门窗均没有被破坏过的痕迹，也没有贵重物品丢失，现场被人刻意打扫过，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线索。死者被杀害时正来着月经，法医鉴定受害者没有遭遇过性侵。

但案发现场勘查到的种种，让警方不禁将这起案件与沈蓓被杀案联系在了一起。

死者名叫高静，刚刚成年，不久前毕业于虹口区的一所职业学校，毕业后高静准备参加成人高考，报名了一个补习班，每天都会去补习班里上课。高静非常懂事，平日里不需要母亲过多的操心。那段时间，高静的姥爷生病住院，高静的母亲每天都要去医院送饭，高静就自己待在家里完成补习班老师留下的作业，以及自行解决吃饭问题。

警方注意到了高静毕业的职业院校，经过询问，警方确认，去世的高静，正是已故沈蓓的儿子刘思佳的同班同学。

高静的母亲说，大约中午11点左右，她正准备去医院给高静的姥爷送午饭，走在路上时她的手机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男人打来的电话，那人问高静在不在家。因为医院有规定的送饭时间，超时护士就不接收了，高静的母亲走得着急，就回复电话里的男人说：“高静马上就到家了，你等下打家里电话她就在了，我现在要出门办事，你有事自己跟她说吧。”随后高静的母亲就挂掉了电话。

警方想到沈蓓遇害前，家中也曾接到过陌生男人打来的电话。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一个班级的同学家里就发生了两起相同的谋杀案。而在网络不发达的年代里，想要获取他人的个人信息并没有那么便利。警方开始转换思路：了解这么多同学的家庭隐私信息，除了熟人，或许还有学校的老师。

通常情况下，学校都会统计班里同学们的家庭信息，老师那里会有一份花名册，里面就包括了每个学生详细的家庭住址、父母姓名电话，这些信息通常用来老师平常的家访，方便老师及时与家长沟通学生在学校遇到的问题。

警方开始对刘思佳和高静所在职校的男老师进行摸排。警方先是走访了高静的班主任王老师，但王老师却笃定地对调查人员说，花名册一直锁在办公室的抽屉里从未遗失过，自己也不常拿出来，不存在被人偷拿走的情况。而在高静遇害当天，学校召开了一个大会，学校的教职工都参与了这个会议，没有作案的时间。

警方接着通过通话记录查到了陌生电话的号码来源，是从上海市杨浦区的一家杂货店打来的，这家杂货店距高静家只有六公里。警方来到杂货店，问经营杂货店的老板徐阿姨，是否记得7月1日中午11点左右有一个中年男人在这里使用过公共电话。没想到，徐阿姨对那个中年男人印象颇为深刻，她向警方描述了当天在杂货店门口发生的事情。

徐阿姨说，那天中午正在下雨，人很少，那个中年男人来打电话，但是打完电话，那个男人没有付钱就转身走了，自己赶紧喊住男人，让他把五毛钱的电话费交了。男人回头凶狠狠地看了徐阿姨一眼，掏出了五毛钱不情愿地放在了店铺门口的桌子上。这个回头令徐阿姨印象深刻，她向警方描绘了那个男人的长相：年纪大概40岁，身高一米七左右，皮肤黝黑，瘦长脸，戴副系框金属眼镜，看上去挺斯文的，但眼神太凶了。

警方找到上海铁路公安的著名罪犯画像师张欣（之前热播的《猎罪图鉴》中画像师沈翊参考了张欣的原型）依据徐阿姨的描述，画了一张嫌疑人的肖像图。

（罪犯肖像图）

这时，听闻高静被杀的消息的刘思佳，联系到了警方，他告诉警方，毕业前班级里的同学都很流行写同学录，同学录上都会写下大家真实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

如果是通过同学录找到的家庭住址，那就意味着，或许凶手就是这个班级里的某个同学的家长。

（图源网络）

经过调查人员的反复讨论，最终，警方在虹口分局向高静和刘思佳所在班级的全体52位同学以及他们的家长召开了一次会议。警方将张欣画好的嫌疑人肖像图图分发下去给大家传阅，希望大家能够提供有价值的线索。排在前面看到肖像图的同学和家长都连连摇头，称对画上的脸完全没有印象，直到传阅给一位名叫梁笑的女生，她看到画像后惊声尖叫一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她指着画上的这个人，一脸惊恐地对警察说：“我好像知道这个人，他来过我家。”

未成功的第三起谋杀

据梁笑回忆，在高静被害的几个月前，2002年4月24日，她在学校上课，回家后母亲告诉她，白天时家里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里传来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细言细语，不慌不忙。男人先问是不是梁笑的妈妈？待母亲回答后，男人便称自己是学校的老师，需要了解毕业生的情况，那个男人还说因为班主任王老师生病了，他受王老师委托要来家访。

听闻此话，梁笑的母亲连连答应，急忙把家里收拾了一下等待着代理老师的到来。大约两个小时过后，电话里的陌生男子敲响了梁笑家的门。但是令梁母有些奇怪的是，自己家是601室和602室打通的，因为601室购买入住在先，后来觉得房子太小，才又购买了602室，平时亲戚朋友或者其他客人上门都是敲601室的门，自己在梁笑入学时给老师填写的地址，也是601室。但这个代理老师，却破天荒地敲了602室的门。

巧合的是，梁笑给同学们写的同学录，留的正是602室的住址。

梁笑家的防盗门外还有一层有铁栏杆的门，隔着那个栏杆，梁笑母亲看到代理老师戴着一副眼镜，样子并不难看，嘴角挂着一丝神秘的微笑，他穿着蟹壳青色的西装，里面穿了件鸡心领的羊毛衫，没有领带，手里拿了一个红色的马夹口袋和一个笔记本，看上去文质彬彬。

梁笑的母亲将代理老师请进门，准备请老师坐下喝茶，但代理老师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对梁笑的关心，而是在家中四处观望，并问“梁笑不在家吗？”梁母感到很奇怪，既然你是学校的老师，又怎么会不知道梁笑在学校上课呢？

由于是打通的两栋房子，在601室与602室的连接处有一个防盗门。代理老师看到后，便伸手要去开那个门，梁母连忙制止。代理老师只是朝那扇门看了一眼，敷衍了梁母几句就离开了梁笑家。

等梁笑放学回家，梁母将此时讲给了她听，并描述了代理老师的外貌，梁笑疑惑却认真地说，王老师没有生病，学校里也从没见过这样的老师。梁母当时犹豫过要不要报警，但那人没有给自己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想着以后应该也不会再见了，于是放弃了报警的念头。

警方推测，没有推开的那道防盗门，或许使凶手以为家中还有其他人，因此放弃了作案。

现在案件出现了新的勘查的方向，要开始排查谁能够看到这本同学录。警方先后走访了班级里52名同学的78名男性亲属，然而，令警方再一次失望的是，根据比对画像以及警方掌握的线索，还有作案时间等信息，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这些调查对象竟然全部被排除了作案的嫌疑。

警方也觉得很困惑，侦查方向似乎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凶手一直迟迟无法现身呢？案件再次陷入停顿状态，一停就是五年。

携带枪支的男人

2007年7月22日，上海市普陀区公安分局在路上查获了一辆黑车，在搜查这辆黑车内物品时，警方在后座发现了一把自制手枪。黑车司机向警方坦白了开黑车的事实，但同时否认了自己制作过手枪。他说，这个手枪是之前的乘客落在他车上的，他想着能防身，就没有上交，还说自己从来没有使用过这把枪。

这个司机名叫王强，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身高约一米七，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但当警方后续调王强档案时发现，这个王强竟然也是当年高静遇害案78名调查对象中的一员，他是高静一名同学的家属，只不过当时警方认为他没有作案时间，就排除了他的嫌疑。

警方立刻带着王强的照片去走访了当年杂货铺老板徐阿姨和梁笑的母亲，想让她们辨认王强是不是当年那个嫌疑男子。由于时间过去太久，徐阿姨和梁母的记忆都已变得模糊，再加上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能够佐证王强有犯案嫌疑，案件到这里又停滞了。

2015年，刘思佳的父亲老刘突发疾病去世，临终前对刘思佳说，未能看到杀害自己妻子的凶手伏法是他最大的遗憾，刘思佳也一直被困在母亲被害的阴影里走不出来，终日郁郁寡欢，直到2020年，人至中年的刘思佳才结婚，并向妻子隐瞒了母亲被害的事实。

而高静的母亲一直活在自责与愧疚当中，她认为都是因为自己说了“我现在要出门办事，你有事自己跟她说吧”这句话，才导致高静被杀。高静的父亲指责高母间接害死了女儿。2016年，高静的父亲去世，高母虽然活在世间，但因为无法忍受丧女之痛，长年缠绵于病榻，渐渐地精神也不太正常了。

两个家庭分崩离析，而凶手仍然逍遥法外。

那个男人

从沈蓓被杀到高静的父亲去世，十多年间，这两起案子的调查人员早已换了又换，许多当年调查过这起案件的老刑警都已退了休。2020年12月，这起悬而未决的连环谋杀案被移交给了杨浦区刑侦支队的新组，调查人员再次将勒死沈蓓的凶器领带送去了刑科所进行化验，由于现代科技水平的进步，刑科所在领带上发现了之前未检测出的男性DNA。

警方决定，要扩大调查人员的排查范围，第一层的重点要放在学校的老师身上，男老师排查本人，女老师排查丈夫或男性亲属；第二层是教职工；第三层是学生的男性家长。警方共列出了421人，作为排查名单。

警方先将领带上检测出的DNA与数据库进行比对，并没有发现新的线索。警方又将DNA与这421人进行比对，也没有任何结果。警方觉得很奇怪，又将案件的细枝末节重新开会进行复盘。在会议中，他们发现了一个被人忽视了多年的漏洞，那就是，这些同学的父母中是否有因为离异而被警方忽略的情况呢？

经过警方的新一轮摸排发现，还真有一位同学的父亲，没有被列进当年调查人员的名单中。

这个同学名叫曹乐乐，1982年出生，在曹乐乐出生一年后，1983年，她的父亲就因犯罪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曹父在1980年左右与曹乐乐的母亲冯敏结为夫妻，在曹父入狱后，冯敏并没有与曹父离婚，两人仍然维持着婚姻关系，直到曹父出狱后几年的1996年，冯敏才与曹父和平离婚。离婚后，曹父就离开上海，独自前往新加坡打工，很久都没有回过国。前几年，曹父从新加坡回到了上海，组建了新的家庭。

连环谋杀案的卷宗显示，由于2001年和2002年，曹父都不在国内，因此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

尽管如此，杨浦区警方出于保险起见，仍然打电话通知曹父来警局采血化验。曹父很窝火，到了警局后，一脸不耐烦地埋怨：“跟我又没关系，找我来干嘛？你们怎么不去找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警方重复道，“哪个男人？”

“就是那个男人啊！”曹父看到警方疑惑的表情，又说道：“就是冯敏后来找的男人啊，杨建国，你们不知道他？”

在调查过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杨建国这个人。

曹父对警方说，自己出狱后没多久，冯敏就向自己坦白，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不容易，

在自己服刑期间，她的初中同学杨建国时常来照顾她和曹乐乐，时间长了，她就和杨建国在一起了。曹父说，一开始，他还想挽回一下这段婚姻，但后来觉得一直拖着，三个人都难受，干脆离了婚，自己搬走了，再也没回家看过。“杨建国应该已经是曹乐乐的养父了吧？”曹父对警方说道。

警方调取了杨建国的档案，他1954年出生在上海奉贤四团镇，时年67岁，他有过多次犯罪记录，因屡次盗窃和诈骗，共坐过三次牢。1987年，刑满释放后的杨建国并没有找工作，而是四处打打零工，靠低保度日。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杨建国和冯敏重逢并恋爱了，后来杨建国搬去了冯敏家，与母女俩同住。

得知此消息，警方来到冯敏家中，想要找到杨建国。没想到，警方并没有在家中看到杨建国的身影。冯敏说，杨建国这几年脾气大得很，天天都要吵架，后来他租了个房子搬出去住了。因为后来公安系统更新的档案里并没有杨建国的照片，而警方暂时也没有见到杨建国本人，警方问冯敏有没有杨建国的照片。但杨建国素日里不爱照相，冯敏找来找去，只找到了一张90年代的黑白照片。

当杨建国的照片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时，警方如临大敌。因为这张相片，和20年前画像师画的肖像，几乎一模一样。

警方还拿着这张相片找当年杂货铺的老板徐阿姨和梁笑的母亲辨认，二人都连连点头，说这就是那个嫌疑人。

但在高静被害后，警局召开家长会传阅罪犯肖像时，明明冯敏和曹乐乐都在场，为什么母女二人都没有提起杨建国的存在呢？

冯敏给出的回答是，因为她和杨建国同居多年，但从未领证，出于对自己名声的考虑，她没有将杨建国讲出来，冯敏觉得未婚就同居传出去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至于杨建国做了什么，冯敏说自己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冯敏对警方说，杨建国贪图享乐，酷爱看成人光碟，尽管他的收入不高，但仍然购买了影碟机，经常去音像店租成人光碟看。冯敏觉得自己没有和杨建国领证，无权管他。但是后来，冯敏发现杨建国竟然带其他女人回自己家里，跟杨建国闹了几次分手。

对于杨建国为什么在2000年以后犯案，冯敏猜测，杨建国的性欲旺盛，而自己在2000年动了一场大手术，之后就不太愿意和杨建国同房。可能是杨建国在家中看到了女儿曹乐乐的同学录，动了歹念。

至于为什么选择刘思佳，警方推测，可能是因为刘思佳的名字比较女性化，让杨建国误会了，但当他打电话发现刘思佳是男生后，杨建国将对象转移到了他的母亲沈蓓身上。也有警方推测，虽然案发现场没有遗留杨建国的精液，但也存在勒死受害人后用自慰的方式达到性高潮的可能，不过这些动机暂时只能是警方的猜测。

随后警方也排除了曹乐乐参与案件的嫌疑，因为曹乐乐和梁笑在学校时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曹乐乐经常去梁笑家玩，而且曹乐乐每次去，都走的是601室。但杨建国很显然不知道曹乐乐家的住址。

2021年3月14日，掌握确凿证据的警方来到杨建国在奉贤区租住的小区准备正式抓捕这个逍遥法外了20年的罪犯。但警方多次敲门屋内都无人应答，警方联系小区保安调取了出入大门的监控录像，监控录像显示，杨建国在3月13日凌晨回家后，就再也没有外出过了。

3月15日凌晨，警方撬开了这个民房的大门，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杨建国已割腕自杀。

法医将杨建国的尸体带回鉴定中心尸检，发现杨建国手腕上的伤口非常深，是一般人对自己下不去手的深度，法医还发现，杨建国在死时已罹患胃癌晚期，本来就命不久矣。法医推测，杨建国可能是无法忍受胃癌巨大的疼痛，才一心求死，割腕自杀。

这场横跨了20年的猫鼠游戏，竟然以这样惨烈的结局收尾。悬疑电影中总是把人物动机交代得十分清晰，可在现实世界里，我们却永远无法得知杨建国杀害沈蓓和高静的真实原因。一切都随着杨建国的死亡，成为了真正的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