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26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终于突破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抵达大渡河安顺场。
历史上,安顺场几乎是大渡河上下几百里最适合渡河的地方。
此时自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战士们已经连续跋山涉水近8个月,经过敌人的重重围剿,部队更是减员至3万。
然而,抵达大渡河对红军来说,只能算是暂时喘息整顿,万里长征才刚刚开始,国民党人的围追堵截也即将接踵而至。
整体形势在我军未过河之前,仍旧不乐观。
然而部队行至大渡河时,毛泽东不禁开始惆怅起来,他总是深夜无眠,大口大口地猛抽着烟苦思渡河良策。
现在摆在中央红军面前的有三大难题:
一、横跨两岸300多米的天堑大渡河。
二、国民党人的围追。
三、渡河之后敌人的堵截。
然而千头万绪,渡河总还是排在第一位的,这是中央红军一致公认的,也势在必行。
因为当时红军所处的位置,正是金沙江后,大渡河前的低洼峡谷,一旦敌人前后围堵过来,后果不堪设想。
而当前的情况是,敌人咬着尾巴尾随而至,且兵力雄壮,此诚不可与争锋。
大渡河另一面的风景则暂时独好,敌人围堵过来,尚且需要些时日,故而当此之时,红军只能进,不能退。
可是红军又该怎么渡河呢?
5月初中央红军渡金沙江时,红军勉强弄来7条船,都要整整七日七夜才把大家送过岸。
可据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的汇报,由于国民党人的提前破坏,眼下大家满打满算也仅能弄来4条船,比渡金沙江的船还小。
这也就意味着靠这几条船,大部队少说也得一个月开外才能全员渡过河去。
可国民党人何其残横,又怎么会给我军时间,看着大家渡过河去呢?
另据相关情报,薛岳的部队已经抵达了西昌北部,就要对我形成堵截之势,而杨森的军队距离红军也就几天的路程了。
如此来看,红军的前程,尽在眼下这条大渡河里了。
毛泽东的性格是“每逢大事必有静气”,当此关键时刻,大家也都看得出来他在思考渡河良策,所以警卫人员只是远远地围着他站着警戒,给其一个安静思考的空间。
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还是打断了毛泽东的思绪。
是时任政治部主任的李富春。
与毛泽东的眉头紧锁不同,李富春远远就咧着嘴走过来,一看就是有喜事。
毛泽东一问,这才知道,原来李富春是走访当地群众,寻山人渡河妙计去了。
据李富春所说,当地有位90多岁的前清老秀才,名叫宋大顺。
据老秀才宋大顺所说,他曾经就亲眼目睹了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是如何在紫大地兵败人亡的。
宋大顺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一辈子与这大渡河打交道,观其口吻,或有渡河良策也说不定。
李富春
毛泽东一听,眼神忽然一亮:“他在哪?!看来我们有必要去拜访一下这位老秀才咯!”
而另一面,李富春出于让毛主席多休息一会儿的考虑,表示自己可以即刻去把他请过来。
其实李富春作出这样的考虑,也实在是难为他了,这若放在平时,虚心求教需登门造访的道理又怎会不知,可眼下毛主席的状况确实不太好。
自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毛主席几乎是率领着大部队一路星夜兼程跑过来的,为了抢时间,2天趟过了300多里的山路。
平日里训练有素的战士尚且有点吃不消,更不用说是毛主席,眼下他的脚底板早已经布满了脓疮的血泡,每走一步,都是扎心的疼。
李富春的请求虽看起来合乎情理,然而确是仅相对毛主席而言的,对一位90多岁的老人来说则未免显得太蛮横霸道不近人情了。
哪有向人请教,还摆架子让别人过来的道理呢?
毛主席尤爱看《三国演义》,他深知刘备尚且能够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他毛泽东的心志又岂会比刘备差?
毛泽东的心里已经暗下决心,只要能够帮助战士们渡过天堑,纵使刀山火海也要走这一趟。
当天夜里,毛泽东在李富春的一路搀扶下,二人经过一段又一段曲折起伏的山路,终于见到了这位前清的老秀才。
见到宋大顺之后,毛泽东先向他请教了些对当初石达开兵败历史的了解与看法。
毛主席此举乍看起来似是寒暄客套略有鸡肋,然而细究起来却是极其必要且用心良苦的。
当此之时,红军的每一个决策都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得不慎重。
比如说这位前清的老秀才,要考验其说的有良策可渡河是否可靠,总不能单听其一面之词大军就开拔过去,万一他是在诓骗卖弄拿大家逗闷子呢?
届时费时费力不说,敌人一旦压上来,我红军又该如何自处?
因此,我们不单要问其渡河良策,还要问问他对石达开兵败紫打地的认识与看法。
只有真的亲眼目睹翼王兵败经过的人,才有可能提得出真知灼见,才具有借鉴价值。
并且凭借毛主席的缜密思维与睿智判断,完全可以通过其对石达开的描述,判断其所言真假,并最终梳理出符合我军的路线与渡河方法。
关于老秀才对翼王石达开兵败紫打地的描述,大致如下。
紫打地即是今安顺场。
公元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率领部下3万余人抵达大渡河边的紫打地。
当时的紫打地,是大渡河上下游几百公里,水流最平缓,水深最浅,最适合渡河的地方。
此时按照之前的战略,3万大军本应一举渡河,开赴川中,实现他做川中王的计划,然而石达开却在抵达紫打地之后命令大军安营扎寨,休整三天。
翼王当时不过32岁,到底有些年轻气盛,尤其是眼看就要彻底突破清军的围追堵截渡过大渡河绝尘而去,实现他的伟大战略时,竟一时忘乎所以起来。
在这三天里,翼王石达开犯了三个大错:
一、命大军原地驻扎,设宴三天,为自己王妃新诞子嗣庆生。
二、对当地百姓蛮横霸道多有劫掠,使得渡口百姓与之交恶。
三、忽略五月正处雷雨之季这一细节。
结果三天里,大军日夜笙歌,对当地百姓多有滋扰,竟白白地让清军对其形成夹击之势。
当时石达开面对的局势可谓是四面楚歌。北岸有清总兵唐友耕的军队严阵以待,后面又有骆秉章与彝兵土司部队围追。
这时候才惊慌失措的渡河,然而麻烦接踵而至:
一、恰逢雷雨天气,大渡河连紫打地的河水都汹涌翻腾,十分势危,已经不复之前平流和湍的态势。
二、想要渡河,奈何因与当地百姓交恶,大家把船藏着毁了也不愿意借给他们。
最终石达开只能用竹排强行渡河,结果皆以失败告终,还白白折去了许多兄弟的性命。
无奈之下,为了保全士兵与家属,只能书信一封骆秉章,愿以一人之性命,换部署之周全。
骆秉章欣然允诺,然而招降后却背信弃义,将石达开活活剐死。
宋大顺所说的每一个细节都情真意切,分析的每一个步骤更令人深省。
听完他的讲述之后,毛泽东几乎已经断定,眼前这位老秀才所言非虚,定有渡河良策。
同时毛泽东也深刻地认识到,倘若不争分夺秒地渡过河去,安知前车之辙不是后车之鉴?自己搞不好真的会成为蒋介石口中的“石达开第二”了。
于是,他开门见山地向老人问策:“老人家,您可有渡河良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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