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的书《毛泽东的中国和后毛泽东的中国》所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总物价基本保持了稳定不变，每年平均上涨约0.5%。而共产党人所继承的国民党留下的最后的遗产则是“世界历史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财政崩溃”。在国民党时期，金融和经济深陷恶性通货膨胀，花钱都是用麻袋装的，用绳子捆的，用车载的，都是用万、百万、亿来计量的，连地方都有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有历史记载称，1948年4月中旬的一天，一位客人在饭馆里吃了一碗标价两万元的米饭，要吃第二碗时被告知每碗涨到两万五了。据报道，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美国《时代》杂志特派员白修德曾披露过中国通货膨胀的情况。

从1937年的十五万万元发行额到1946年的一万万万元，物价不断上涨，到对日胜利时，物价比战前高了二千五百倍，通货膨胀成为了中国的最大问题。政府高级官员讥讽地说：“中国的困难在于委员长一点也不懂经济学，他的财政部大臣也是一样。”而委员长写的经济学书则空洞含糊，充满了无知的理论，甚至被政府较聪明的人士大胆收回，因为禁售反而成为收藏家上乘的资料。政府机关的诚实公务员们每天都为通货膨胀所吞噬，而薪水却固定不变。在重庆的流亡者发现自己陷入了飞涨的物价和半静止的薪水之间的深渊，物价爬到了战前水准的500倍，而且还在继续上涨。回到被解放的城市后，官僚政客们的丑态令白修德深感震惊。他们坐视着印刷机滚出一卷卷毫无价值的纸币，但物价却不断攀升。

官僚们在夜总会跳舞，在豪华旅馆里喝酒，而上海的工人团体则目睹着国民党在跳舞场上举办着他们的第一届工人团体大会。旧有的无赖在国民党一些最有权势的人士的领导下再次露面。莫里斯·迈斯纳对于国民党的通货膨胀做出了以下概述：“战争和战后时期的通货膨胀达到了惊人的数字。在国民党最后六个月统治城市的期间，人们的生活费用平均每周上涨25%。比如在北京，共产党进入城市之前的一年，面粉的价格上涨了4500倍（德克.博德《北京日记》）。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最终变得毫无价值。南京政府颁布的货币政策只是导致了大量没有价值的新纸币的产生，经济生活基本上回到了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取代了货币的交换功能。

”国民党制造的通货膨胀将人民推向了水深火热的痛苦深渊，最终导致了人心丧失，并加速了政治破产的历史进程。1947年2月1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指出中国的形势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即将迎来全国范围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大革命的新高潮。他分析道：“由于蒋介石政府长期实施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由于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与美国帝国主义资本结合在中美商约这一著名的卖国条约中，恶性通货膨胀迅速发展，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逐渐破产，劳动群众和公务员的生活逐渐恶化，大量的中等阶级分子失去了积蓄，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人，罢工、罢课等斗争不断发生。中国严重的经济危机已经威胁到了各阶层的人民。

”1947年5月30日，毛主席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评论，再次分析了由通货膨胀造成的新的革命形势。他说：“蒋介石政府长期实施的极端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现在在中美商约这一空前的卖国条约的基础上得到了加强。在中美商约的基础上，美国的垄断资本和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紧密结合，控制着全国的经济生活。结果就是极端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族工商业日益破产，劳动群众和公务员的生活日益恶化。这种情况迫使各阶层人民不得不团结起来为了挽救生存而进行斗争。”过去几年的战争和灾荒，使人民生活异常艰难，通货膨胀问题更是十分严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主席采取了积极措施。

他在1949年11月13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物价问题，并提出要逐步平衡预算，通过党中央的决议来解决财经问题。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强调要有决心，同时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 为了减少现钞发行量，平抑全国物价，减少财政赤字，安定民生，逐步恢复和发展生产，1949年11月28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研究了1950年全国收支概算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问题。这些措施为新中国的经济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1949年11月29日至30日，毛主席主持召开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一九五0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和《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等文件。

毛主席亲自算了一笔账，认为过去几年的战争和灾荒导致了通货膨胀问题，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因此，他坚定地决定打一场通货膨胀的歼灭战，让人民从恶性通胀的苦头中解放出来。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新中国逐渐走出了困境，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毛主席的决策和措施为新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去年预算增加了5倍，今年增加了100多倍。各个部门都有很大的预算，但我们的资源有限，只有这么多钱。因此，我们必须控制支出和收入之间的平衡。总收入和总支出都是594亿斤小米，每斤价值0.05洋钱，总共等于29.5亿银洋。在收入项目中，公粮收入占41.4%，税收占38.9%，合计还差112亿斤小米，这部分赤字将通过发行公债来弥补。

在支出项目中，明年计划养活900万人，其中军队占570万人，其他人员占330万人。所有人员，在业务之外都要参与生产。后年计划将300万人转入生产。目前，我们的建设费占24%，文教卫生费占4.1%，军费占38.8%，行政费占20%，所以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战争预算。关于发行实物公债，他表示：“今年我们发行了很多票子，再加上防疫措施，设立了三道封锁线，导致全国物价上涨。这个预算的目标是明年不能像今年一样大量印刷货币，否则物价还会继续上涨。明年我们希望能够减少发行量。公债发行2亿份相当于2亿银钱。有人主张发行更多，有人主张发行更少。发行太多不合适，发行太少无法解决问题，我们的目的是回收货币。请同志们研究一下。公债相当于实际储蓄，必须解释清楚，有借有还。

参加会议的将预算草案带回去，让各党派主要负责人和各地区负责人了解一下。如果他们不理解全局，就无法很好地工作。从这个预算中可以看出，我们还有办法。如果后年能将军队规模从570万人减少到300万甚至250万人，那将是很好的。‘飞鸟尽，良弓变’，变成生产的工具，而不是被闲置的‘良弓藏’。经过三年或五年的恢复，十年或八年的发展，过了这个关口，情况就会好转。”1950年3月31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陈云在会上报告财政情况说，财经统一后，财政情况有所好转。争取物价稳定的三个条件基本具备了：一是战争结束了；二是每月货币收支接近平衡；三是我们拥有的物资数量充足。

1950年4月2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金融和物价问题表示：“我们的基本工作是平衡收支，稳定物价。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但还不够稳定。”稳定物价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土改、调整工业、整干等方面取得胜利后，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现象的出现，表明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然而，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在这个过程中，要稳定物价，要确保战争必须胜利，不能让物价波动，而且生产仍须发展。

只有这样，才能为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打下坚实的基础。今年，中国政府的预算因为抗美援朝的关系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其中百分之三十二直接用于朝鲜战场，加上苏联政府给我们的军事贷款，预算压力很大。为了避免明年预算更膨胀，财政受到影响，物价大波动，影响前方战争和后方建设，中共中央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推行“三反”运动，稳定物价。运动取得了成效，物价较上月下落百分之一，较九月底下落百分之二点三，货币流通量增加，存款增加，外汇、金银黑市下落，金融和物价进一步稳定。根据薄一波的报告，一九五一年度国家预算执行和核算的结果出现了比预计更好的情况:收支平衡，还有结余。

编制一九五二年度国家预算的基本方针是:继续巩固国防、稳定物价、并进行全面恢复和重点建设。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中共中央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并揭发出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问题，开展了“三反”和“五反”运动。这些措施不仅稳定了物价，还保证了国防需要，使国内各项工作都能顺利进行。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由于物资短缺，市场供应出现紧张，物价上涨，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中共中央推出了“调整时期”，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和恢复。在此期间，毛主席曾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要逐步地降低工业品价格，但是要谨慎处理，不能降低过快，也不能不降低。

毛主席还指出，私商往往会利用物价的波动来谋取私利，价格降了再提高就会导致群众不满意，所以要通过分析的方法解决问题。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又指出，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进行限制，不能任其泛滥。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限制和反限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1962年，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谈到了财政经济情况及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他指出，由于钞票发放过多，物价涨幅较大，投机倒把现象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提出了要采取有效的办法来对付投机分子。毛主席还曾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教科书说他们的方法是降低物价，而我们的方法是稳定物价，一般的不涨也不降。

虽然中国的工资水平较低，但是普遍就业，物价低，房租低，不收所得税，职工的生活并不坏。所以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到底是不断地普遍地降低物价好，还是一般的不涨不降好。总之，在调整时期，中国经济遭受了很大的挑战，但是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最终成功地克服了这些困难。他提出的遏制通货膨胀的方法是：一是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银行应该管理好钞票，尽量不使用不必要的钱。要恢复严格管理现金的制度，严格程度要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二是尽可能增加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的产量，将一部分原料和材料从重工业转移到轻工业，并进口一部分原材料，增加日用品的产量，回笼货币。……人民有了钱，总要使他们能够买到东西，才能心情舒畅。

1962年3月4日，毛主席读了上海工人金样根的来信，信中反映最近物价不断上涨，人民币贬值，很多人不愿意储蓄，并提出两项建议：一、请政府尽最大努力稳定物价，使人民对币值有充分的信心；二、每月公布物价总指数，对存款采取保本保值办法。毛主席非常重视这封来信，批示李先念，要求找几个专家一起研究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1962年7月28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等人参加。周恩来谈到城市工作，特别是生产、物价和职工生活问题需要解决时，毛主席说：“要立即解决这个问题，组织一个委员会，恩来同志负责”。1965年6月11日，毛主席接见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成员，当时浙江省委书记江华汇报说今年春节时讲过革命化，没有人买肉。

毛主席说：“要生产，也要消费。讲节约，结果猪肉没人吃，花布无人穿，东西卖不出去，节约要顾及实际情况。只有人们需要猪肉，农民才会养猪。物价是一个问题，如果过于昂贵，货物就会卖不出去，应该降低价格，实施薄利多销的原则。”1965年9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议程之一是物价政策，指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要用200亿元人民币来调整物价，主要是降低与农业有关的生产资料价格和一部分生活资料价格。

”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关于财贸工作，会议决定：“稳定征购，三年一定，藏粮于民的指导方针，并决定在‘三五’期间，拿出200亿元来调整物价，降低农业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资料的价格，使广大城乡人民首先是农民获得好处。”1971年8月14日，毛主席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一年物价调整方案的报告》。报告提出，为了巩固工农联盟，考虑财政收支平衡，今年对物价拟基本上不作大的调整，重点是提高农副产品如油料、糖料等的收购价格，降低农业产品如化肥、农药等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毛主席被誉为中国通货膨胀的终结者，他结束了国民党政府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通货膨胀痛苦和灾难。

通过三年恢复时期和三年自然灾害的调整时期，他创造了一个物价整体保持长期稳定的伟大成就。在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顽疾面前，毛主席找到了药方，这个良药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毛主席的医术高明在于他洞悟、掌握并运用了这一法则。他曾说：“社会主义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领导作用的经济法则。”从1959年12月开始，毛主席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于社会主义法则问题，他曾指出：“赚钱不能过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完全等价，但要相当地等价。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为剥削者谋利润的经济，而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只有在社会主义法则的基础上，物价稳定才能成为可能。

1965年7月19日，毛主席在对医疗卫生工作进行的一次谈话中，对于医院赚钱问题提出质疑：“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吗？药品、医疗队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衡量。”1965年8月2日，毛主席在接见卫生部领导时多次提到“药品应当降价”，并表示：“天津计划生育不要钱。看来国家出了钱，实际是划得来的。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他的时代结束时，中国是发展中的国家中唯一既没有外债又没有国内通货膨胀的国家。毛主席的贡献对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