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在汉代是一位外交家，也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他勇往直前，充满冒险精神，两次前往西域，穿越了无垠的沙漠，打通了中国与中、西、南亚和欧洲的陆路交通，因此被誉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崭新的东方国家终于能以全新的姿态登上世界舞台，外交因此显得尤为重要。当时，一位瑞典将军轻蔑地问中国大使：“你们带了多少兵？”结果大使回答说，比他们国家的军队人数还多。
于是将军改行做了“大使”。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确定了“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即与旧时代国民党的外交切断一切联系，包括外交机构和人员。因此，我们迫切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如如何建立新中国自己的外交机构、建立外交队伍、任命外交大使和在国外建立大使馆。经过一系列会议的商讨，周总理向中央提出了建议。他认为外交干部的来源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原中央外事组及各大城市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和统战工作的同志，他们已经具备较丰富的外事经验，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大多数人都懂外语。第二是从解放军一野、二野、三野、四野、军委直属机关和各军区挑选骨干分子。虽然这些同志可能没有多少外交经验，但他们在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经过多年的军事生涯，他们可以充分运用这些经验于外交斗争的实践中，因此应该成为外交队伍的骨干力量。
第三是大学里的青年学生，他们热情高涨，懂外语，还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基于这几个原则，很快从全国各地的精英中选拔出了即将成为新中国外交大使的人员。其中包括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耿飚于1909年8月出生在湖南醴陵的严家冲山乡。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年后加入了工农红军。
在红军队伍中，耿飚历任红军团长、师、军参谋长，八路军副旅长兼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等职务。他在湘江血战中坚守五天五夜，曾经强渡乌江，勇夺天险娄山关，还是中央红军的长征前卫，战功赫赫，是红军中有名的“耿猛子”。耿飚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事人士，这一点无需多言。正因为如此，他完全符合周总理的要求。
不久之后，耿飚和其他将军们，未来的“大使”们，都接到了中南海勤政殿的邀请，等待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与耿飚握手时说：“我们是老乡，又见面了。在战争年代，你英勇无畏，现在从事外交工作，就要加强调查研究啊！”在场的一些将军们一想到自己要脱下军装，变身为文质彬彬的大使，心里有些不适应，于是问毛主席，从前国民党时期也有很多外交官，能否像工商界一样改造利用呢？
但毛主席毫不犹豫地摆了摆手，否定了这一说法。周总理以前也曾说过，革命军人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坚定的立场和强烈的纪律性。要改行，还是得看我们军人上场。周总理还说，外交工作和军事工作一样，只是外交是“文打”，平时军队联系打靶、进行假想作战，外交也一样，要进行一些假想。
随后，他提到了几点和外国人交往需要注意的事项：首先是要保持冷静，即使犯了一些错误也不要慌张，否则反而会引人注意；其次是要谨慎小心，因为在外交活动中，小问题可能会引发大问题，事务性问题可能会变成政治性问题，而且有些差错一旦发生，就无法收回和弥补；最后是要以诚恳的态度对待外交官，即便是对敌对国家的外交官也是如此。与毛主席和周总理会面后，耿飚等人的心情稍微安定了一些。
周总理后来问他们有什么想法，耿飚坦率地回答：“坚决服从命令。不过我对外交可是一窍不通啊！”虽然耿飚嘴上这么说，但周总理清楚，这只是他在谦虚。事实上，耿飚对外交并不陌生。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他都接待过外国军事家，尤其在解放战争时期，耿飚还协助周总理、叶剑英工作，并与美蒋代表进行过接触。
新中国成立之初，并不十分强大，耿飚早就设想过与外国人交往时可能会很傲慢，结果的确如他所料，在一次与瑞典将军的交往中，他见识到了外国人的傲慢态度。耿飚将军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战斗中度过，和其他人一样，他缺乏外交知识，对外交礼仪不太熟悉，因此在赴任之前需要接受培训。当时的外交大使培训班聘请了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教授，分别教授国际法、外交史、领事条约、外交文书等课程。
不仅如此，我们还邀请了苏联、匈牙利和波兰的驻华大使来分享他们各自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情况，以及外交工作的注意事项和经验。王幼平大使回忆道：“我们学习跳舞、穿西装打领带，还去北京饭店学习西餐礼仪和摆台常识。”耿飚在回忆录中写道，毛主席安排他们在新华饭店学习，但他们对房间的装饰、卫生间的设施和弹簧床都感到不适应。
他们都是军营出身的人，以前多是睡在炕头上，从来没有睡过这样软的床铺。尽管感觉不自在，耿飚知道他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适应并习惯这样的生活，只有习惯了，才能逐渐适应外国的生活。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耿飚和他的“将军大使”团队便迎来了赴任之日。耿飚成为中国首任驻瑞典大使，同时兼任驻丹麦大使。
在出发之前，毛主席又交代了两件事：一是到西方国家了解和学习他们的经济建设经验；二是加强中瑞关系的建立，促进两国人民友谊，有助于世界和平。耿飚乘火车经过莫斯科转乘各国交通工具，经过两个月的旅行，终于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耿飚的夫人赵兰香回忆道：“这趟旅行真长，路程也真远。
”当时国外的报纸评论说，中国的大使夫妇与众不同，他们不戴珠宝首饰，也不佩戴勋章，展现了新的外交风格，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大国。尽管当时世界各国媒体对我国的外交大使感到新奇，并表示敬意，但其他国家对我国仍持观望态度，有些人还等着看笑话。
1950年10月1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顶级饭店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共有500多名来自瑞典各界的贵宾参加，他们聚集在这里庆祝新中国的生日。这是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举办的第一次国庆招待会，主持人是大使耿飚。耿飚刚带着夫人来到瑞典不到两个月，对这场宴会可谓紧张不已。然而，他心里清楚地记得出国前毛主席对他说的话，那就是不卑不亢。新中国虽然还不够强大，但也不容忽视。
当天，赵兰香身穿中国传统的丝绸旗袍，笑容温婉地陪伴在耿飚身边，优雅地招待着瑞典政要，获得了赞赏之词。赵兰香回忆说，那时她只有三十岁，后来大家都说她从一个土包子一下子变成了像样的大使夫人，这样的转变有没有什么诀窍？
她只是笑着回答：“自信心！”他们的一言一行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尤其耿飚等人作为第一批驻西方国家的外交官，西方国家总是把我们和其他使馆人员进行比较，所以她认为我们绝不能做得比别人差。为了让大家都铭记这一点，时刻把祖国的荣誉放在心上，耿飚在瑞典还经常组织大家升国旗唱国歌。在那天的宴席上，瑞典皇家海军的最高司令略带轻蔑地问耿飚：“您是将军，曾经带过多少兵？
”耿飚明白这位瑞典贵客这样问，无疑是想打他的脸，损害祖国的尊严，但他并没有生气，只是微笑着轻描淡写地回答：“我的那些兵，也就十多万人吧！”“也就”二字实在是谦虚了，在耿飚的军事生涯中，参与过大小战争数不胜数，带过的兵有十多万人，见过的敌人少说也有十多万人。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广阔的土地上，一旦发动战争，参与的人数是这些欧洲小国无法想象的。
果然，瑞典皇家海军的最高司令听到耿飚口中的数字后，立刻改变了态度，肃然起敬，放下手中的酒杯，向耿飚行了一个笔挺的军礼。“啪——”一声，他夸奖道：“真是了不起，您率领的军队比我们国家的军队还要多！”周围的宾客听到动静也纷纷过来，得知耿飚在中国是一位能力超群、经历过无数战场的将领后，对他再也没有小瞧的意思，纷纷称赞他是“伟大的国家派来的伟大的大使”。
面对这些赞扬，耿飚时刻牢记不卑不亢的原则，毫不骄傲，只是优雅地回应道：“相比于我们伟大的国家，我只是一个兵、一个战士，我愿意成为两国友谊的桥梁。”在一次招待会上，耿飚和大使馆的外交官们扩大了他们的社交圈子，结交了许多来自西方各界的朋友。这为中瑞两国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当地媒体报导了这一事件，并评论道：“社会主义大使首次亮相资本主义国家，驳壳枪换成了香槟酒。”除了耿飚与政要面对面的交往，赵兰香作为大使夫人，也经常利用这个身份与各国政要夫人进行交流。为了扩大他们的影响力，让瑞典人更多地了解新中国，赵兰香经常在使馆里邀请外交部长夫人和部长夫人来做客，款待他们品尝中国的小点心，举办一些活动，让他们体验中国的传统文化，接触到崭新中国的面貌。
在瑞典的日子里，耿飚与赵兰香尽职尽责，完成了他们作为外交大使的任务，时刻维护着国家的声誉，承担着大国的责任。耿飚在六十年代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从欧洲地区离开，负责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外交事务。当时，外交部的办公室经常要容纳好几个人，即使耿飚是副部长，也需要和别人共用一个办公室。
但他仍然非常努力地工作，协助外交部长陈毅处理大量文件，完成了与缅甸、尼泊尔、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四国签署边界条约或协定的工作。这些只是耿飚几十年外交生涯的一小部分。在七十多岁时，他还率领我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几十年来，无论身处哪个国家，哪个职位，他都践行着当初的承诺，甘愿成为祖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友谊的桥梁，为外交事业和祖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党史文苑，《新中国第一代将军出征记》，2009年。 2. 全国新书目，《从将军到大使——耿飚外交二三事》，2004年。 3. 党史纵览，《耿飚将军的大使岁月》，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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