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在我意

——读任敬彬的南山桃李小幅作品

两年前的一次南山写生，顿悟般地开启了任敬彬新的创作转向，一跃而从主题性的人物画创作迈入了胸臆直抒的写意花鸟画创作。这个转向自然包含了某种心境与心理维度的释放，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内核，在出世与入世、外境的投射与内在的自省之间调试平衡。通常在人物画创作中，把握对象的“传神”更为画家所重。作为50后画家，任敬彬从学习到从教，始终贯穿着集群化的视觉脉络，在艺术主题激励理想的时代，画家自觉地将创作方向与社会情境同构，通过对人物主题的塑造，完成时代背景与文化记忆的记录、反思或导向，他的《希望》《苍生》等一系列大型人物画作品，即是个体与时代互动最强烈的注脚。而当社会文化回归主体价值、个性精神，任敬彬便由人物画之“神”趋向了山水花鸟画之“意”。他的豪放之气不再隐藏于悲悯的主题与宏大的场面背后，使儒雅与稳健的风骨互为激荡。观其90年代的《中流》到延续至今的“黄河系列”，落笔狂扫，粗莽迷蒙，豪视一世的气势，放怀于悲怆与潇洒之间。这股激流般自我的本色已然成为创造主导，激烈着古稀之年的画者勇于探寻未曾想过的自己。正如任敬彬将超越时空的“远”作为自我内在的生命意向，他将画室命名为千远堂、远庐，并用“知行千远”作为艺术人生的着力点，又在退休之后，把“回眸思高远”作为新的艺术起点。在这里，“远”意味着“心志”的远游，意味着本源的“回溯”，是过去、未来，也是坚定地“我师我心”“心绘苍穹”的弘毅精神。他的思维深处始终涌动着对于自我与创造的追问，以一个更加澄澈的自我，追索绘画本体的审美价值，进而将不断跃进的生命意向注入社会行事，从而达成“画比天大，善遍十方”的意志。

与心理上的转圜相对应的是画家经久磨练的技术准备。一方面任敬彬在大型人物画创作之外始终伴随着写意人像与牧羊系列创作。这些杂糅了生活与童年记忆的画题，包含了着对山林、原野、村落的重新发现，使描绘自然的欲望在胸中愈燃愈烈，随之而来的是更多情感的涌入。他笔下的小羊或为欢乐奔放的自由，或为温和亲昵的耳语，或为昂首坚定的勇气，拟人化地将内在经验扩展到自然世界。在这个过程中，画家及其特殊的、无法替代的“主体性”得到了感性的伸张。另一方面得益于画家养邃蓄深的技术积累和忘我的书法练习，以人书俱老的力度，完成了从造型语言到笔墨语言的自然衔接。造型能力使他能够在对景写生的当下快速捕捉对象，冷静地概括和组织对象结构，而笔墨的濡养可以把那些瞬间的、千变万化的感受和心境固定下来，引发无限回味的蕴藉之感。这种衔接令画家走出语言模式的枷锁，随时准备好围绕自己的感受下笔，并使万物符合自己的气质。绘画正是这种心理修养与技术修养相与结合的结果，任敬彬的写意花鸟画实践即是这样放任鲜活的兴感，将平和的生活况味凝入笔墨的品质，一经展现，便直击心灵。最为明显的是，画家的审美目光不断推进了题材视域，为我们织造了一个意趣丰满的世界。他尤乐于在寻常生活中塑造鲜活的生命形象，把那些平淡无奇的枝枝叶叶赋予了强烈的文学感或者趣味性，无论是南瓜还是石榴，一块西瓜、一把蒲扇，瓶花一枝，或瓜果三两，常见的和不常见之物都在画家的心手相应间自有了各自的光彩。它们都是新生的、萌发的，时光景物珊然可爱，一切美好都在画家怜惜之内，并热切地想要分享出来。 任敬彬的画不是传统花鸟画的静绝尘氛，而是充满了人间烟火，是丰富的，率性的，无时不涌动着自然生命的“理趣”。准确的造型概括赋予物象以“理”，使画面处于观看地可靠性中，而笔墨的特质使每一笔成为富有意味的兴感，没有刻意而为的造作。浩荡之笔看似粗率却骨鲠自立，结构稳固而有非凡的力度流转其中，只需静观其中，便可以寻摸其中深婉精微而又无法言说的感觉集合。优秀的画家总能通过笔墨的自足性构建符合自我气质的整体面貌。正是在这里，画家赋予画面以生命的力度，真切地将已然内化的自然呈现出来，物象不再单纯是它自己，而被镀上了活跃的感性色彩。他对物象的用笔一再简化，以最少材料达成最大强度，并与情感化了的色彩表达结合起来考虑，甚至加入一些民间性。突出地表现在他画生熟相间的果实上，南山的桃子在青红之间任由色彩自由扩张，使枝干成为笔笔结实的紧张之处，而果实成为纵恣的想象之处，芬馥可爱。其鼓浪屿写生系列，不是传统意义上抽象化了的物象，而是凝练了处于一定环境中的物象。天空明净的傍晚，阳光不再使所有事物明晰，古树与建筑均成为模糊轮廓的结构与色彩。当内容隐含于情感的期待，笔致与思绪便也全归于一处。只因它全由作者的“意”而发出，如其所言“训练有素的画家，握管凝思之际已经先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任自己的思绪平静下来”，目的是使心与手同等节率地跃动。这里蕴含了任敬彬对于石涛的理解。石涛所言“以一万分”“自万而治一”“化一而成”，“一”是艺术生命的终极实在，是未加渲染的独立意识，而“分”“化”则是自我振兴的抒发，是心迹的显现，是“动乎意，生乎情，举乎力，发乎文章变化以成规模。”因而在更深层次上，画家多以一支、一束之态入画，款款温情，缓缓吐纳，使每一根线条的起笔到收笔经皆从当下的心境和修养中来，如同音乐单元般地“有时将一根线条拉的富有弹性，有时把短线攒聚成三五成群的一簇簇团块；有时如二胡“听松”的悠扬，有时如长号的沙哑。”于“空”中体味“有”，又从“虚”处拈出“实”来。画面忽起忽住，无来无止，恣肆飞舞的真意，最终在通常的逻辑之外抵达了畅快淋漓的精神层面。

任敬彬无意于绘画语言的视觉冲击，也无关乎观念表达的策略，而是身体力行地走出去，以现场写生的感性经验最大限度地迈向直觉的敏感，使形式在表达的冲动中自然“言说”，那些平铺直叙的题跋，记述了当时与此在的体验，随时准备成为流动的记忆。画家的灵心慧性创造了某种微妙连续的心性体验，在日常生活和美学之间达成强烈的共振，将绘画变成了个体生命的“视觉笔记”。由此便可知，任敬彬的“远”不是“手可摘星辰”的幽渺之境，而在浅近亲切的生活中构筑。心有所在，随时可得乐境：捡到一个蜂巢，看猫咪的倒影，或者是孩子带回来的一截竹笋……都成为亲近愉悦的生命观照，哪怕是细微之处，也能荡起心灵的轻漪，正如《世说新语》所言“会心之处不必在远”。于是，他在“千远”之外，拈出“咫尺九关”的哲思，在“远”中淬炼出“近”的自足，因为一个完成的“自我”全心全意地尊重着万物，且从不害怕失去什么。从“千远”到“咫尺”，任敬彬不再关注时空距离的远还是近，画面尺幅的大还是小，全由心灵超越的功夫出发，袒呈片心，穿透世间，在咫尺之间与大千世界的一切相与游戏，一点幽微，一笔飘卷，使全然的生命意义腾跃张扬。

刘笑，于历下听雨山房

20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