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嵩是民国时的广东合浦人（今属广西），出自黄埔一期的十九路军将官。在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他任十九路军翁照垣旅446团团长，在上海闸北通庵路指挥全团打出了武装反抗日军的第一枪。
1933年十九路军在福建失败瓦解后，张君嵩是该军唯一一个被选送至陆军大学深造的军官，张后为戴笠赏识，曾在戴的情报机关工作。
1936年陈济棠下台，广东归顺中枢，张君嵩调回粤工作，曾兼任税警总团团长，与税警总团的创始人宋子文发生渊源关系。抗战后，张君嵩任暂二军暂八师师长，参加过粤北会战、长沙会战、衡阳会战等。
抗战胜利后，张君嵩出任中训团军官总队长（中将衔），后调回广东出任第十清剿区司令。1947年9月，张君嵩兼任粤桂南剿总指挥部代总指挥，仅仅几个月后，张在湛江遂溪点验第十保安团时，被该团团长陈一林设局伏击，身中数弹而亡。
陈一林是广东梅州蕉岭人，抗战期间在第四战区工作时，曾被张发奎选送去陆军大学学习，后任战区的情报科科长。1946年，广东的正规军邓龙光部和余汉谋部均北调参加内战，张发奎扩充了负责地方绥靖的保安团部队，陈一林由行营上校科长调任保安十团团长，负责湛江、茂名一带的清剿任务。
从军以来主要做参谋类工作的陈一林非常珍惜这个带兵机会，他上任后一丝不苟的加紧训练，落实编制，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陈一林将《西线无战事》的作者马克说过的一句话“战争抵抗死亡”，理解为要在枪林弹雨中排除灭亡，只有拼命厮杀，方可从中打开生路。因此在对茂名、湛江交界的游击区进行扫荡时，他身体力行，下手时毫不手软，给以边区游击队以沉重的打击。他亲口承认对占领区实行过烧、劫、杀三光政策，还曾传出保安十团击毙过一位游击队的司令员。
陈一林也因“赫赫战功”，赢得了广州行营的“传令嘉奖”。正规军北调后，保安团团长在广东可是个要职，陈一林回广州开会时，可以住当时最豪华的爱群酒店套房。
正当陈团长沉浸在仕途憧憬时，他的后台老板、广州行营主任（时已改为广州行yuan的名称，不过系统老认为是错别字，只好沿用原广州行营的名称）张发奎（广东军政一把手）被免职了。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在内战中已曾每况愈下之势，蒋介石为提前经营广东，免去了一向恪守尽职但非嫡系的张发奎（张调任没有实权的军委会战略顾问），安排不久前因“黄金风潮”而免职的大舅子宋子文接任该要职，同时由宋兼任广东省主席。
在讲究山头派系的民国，这个消息让陈一林觉得很沮丧，他是搞情报出身的，战争年代军官因派系斗争成为牺牲品的故事，他过去听得太多了。
此时，国军在北方战场频频失利，许多失意政客、落魄军人，跑到僧多粥少的广州，特别是有些溃败回来的粤军袍泽，向陈一林倾诉兵前线败如山倒的形势，更让他觉得胆战心惊。
在这种躁动不安的情绪下，一向先知先觉的陈团长不得不思考起自己的前途。他趁在广州出差时，找了原四战区的好友李汉冲和陈郁萍一同聊这个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大王”（很多下属对张发奎的称呼）不在，他们想去台湾也没人指路。去香港和海外，腰包又不够鼓，拖着一家老小，也寸步难移，而且大家几十年来只学了打仗杀人这套本事，出去外面也不知道能靠什么谋生。
在形势急转直下的环境，三人认为没有“大王”罩着，彼此犹如波浪中的浮萍，要挣脱这种命运，唯有紧紧抓着现有的实力，见机行事，走一条新路。
简单一点说，张发奎被免去广州行辕主任后，他这几个机敏的部下根据当时内战的环境，已有投诚起义的心思。
有了这个想法后，陈一林决定先去拜访张发奎，听下他对时局的看法，同时摸下老领导那边还有没什么门路。
一个宁静的夜晚，陈一林单独到沙面张发奎公馆拜访，门口的卫士还认得他，将其领进房门见着了“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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