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傅斯年的传记，有这么一段“1950年12月19日，一个寒冷的深冬，时任台大校长的傅斯年，还在灯下赶稿。他身上所着棉袍，早已败絮丛攒，顶不住寒意，冻得瑟瑟发抖。妻子俞大彩看着心酸不已，催他早点休息。他搁下笔回复，“我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办的《大陆杂志》赶文章呢，这稿费很重要”。

傅斯年的穷，在当时的台湾不是个案。梅贻琦、蒋梦麟等许多知名学者到台湾都很穷。其实也不是这些学者，可以说，跟老蒋刚到台湾的任何人，当时都很穷。

这穷不是一般的穷，已经到了食不裹腹、衣不保暖的地步。

1949年前后，老蒋感觉到大势已去。他准备的后路之一，就是将上海中央银行国库的黄金运送到台湾。

负责运送黄金的是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

俞鸿钧分两次运送黄金，第一次运走了大部分。第二次想把剩余的再运走，没想到从台湾回来以后，在上海虹桥机场被汤恩伯的士兵扣了。

被扣的原因，当时的俞鸿钧因和老蒋共进退，老蒋下野他也辞了职，所以证明不了自己是谁，当了汤恩伯手下士兵的俘虏。要不是他机灵，乘人不注意给汤恩伯打了个电话，他最后的任务说不定都无法完成。

俞鸿钧想把剩余的黄金全部运走，但有人提出反对，“俞先生是上海的老市长，在此上海朝不保夕之际，也该为上海市民有所设想。央行存金全部运走，试问上海的市面又将如何维持？”

俞鸿钧因此没有坚持全部运走，而是留了一小部分黄金在上海。

俞鸿钧因抢运黄金有功，被老蒋任命为迁台的中央银行总裁，成了台湾金融的第一大佬。

这批运到台湾的黄金确实发挥了作用，陈诚于1950年6月15日宣布台湾币制改革，发行新台币，就是用了这批黄金的一部分。

据俞鸿钧1950年6月7日呈送给蒋介石的一份黄金库存报告，1949年以来运至台湾的纯金数量如下：上海运至共275万两，加上从美国、日本及原置于厦门的纯金，全部共计375.554万余两。

这就是老蒋运到台湾的黄金总数，计375万多两，也就是传说中的老蒋发展台湾的家底。

从俞鸿钧送报的这天起，实际已经消耗了321.254万两，仅剩54.291万两多。

也就是说，老蒋从大陆带去的黄金，不够他使用半年，就几乎没有了。

这些钱，根本没有用到台湾的建设上。

此时涌入台湾的军队人数有60多万人，所需军费，每月最少18万两。

也就是说，剩余的54万多两的黄金，就算全部支付军队，也只能支撑三个月。

黄金告罄，财政处于崩盘的状态，老蒋于6月10日召开财经临时会议，要求各部门设法维持黄金库存，并且下令：“非不得已不再动用”

这说明，老蒋带去的黄金根本不足以作为建设台湾的经费，连发员工的工资都非常困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实施了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最先开刀的就是裁减政府工作人员。

从行政、公营事业和军事三方面，共裁减了159893人。按照陈诚的说法“在中国财政史上即使不是绝后的，恐怕也是空前的。”

除了裁员，还有压缩经费支出。

大的压缩我们不再罗列，看一下小的压缩，就能看到财政管控的严格程度：

停止一切不必要之刊物；停止一切不必要之宴会与馈赠；停止一切不必要之视察调查；切实节省文具、纸张、水电等之消耗等等。老蒋确实做到了非必要不花钱的程度。

蒋介石此时在经济上的处境是极为艰难的，黄金将被用尽，美援全面冻结，生产还未恢复。

大陆运到台湾的黄金，没到一年就被老蒋用尽。

台湾这样的经济状况，傅斯年会冻得瑟瑟发抖，就不难理解了。

当董作宾将稿费送到傅宅的时候，傅斯年已因脑溢血病逝。

对于这笔稿费，傅斯年早就有了安排，他对夫人俞大彩说：“董作宾终于同意咱预支一笔稿费了”，拿到钱后，“一半留作家用，一半给我做条棉裤啊，太冷了！”

大陆运去的黄金，连傅斯年的一条棉裤都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