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年前是1975年，那一年我7周岁8虚岁。就是那一年，主演了一出谍战剧，结果是相当相当相当的悲惨。导致悲惨结局出现的幕后黑手居然是我想也想不到的人，也是因此幕后黑手一直隐藏了四十三年，才最终坦白。
三岁认字，四岁有榜样，五岁开始抓特务，并锁定第一个特务目标
我是1967年出生的，出生没多久珍宝岛冲突爆发，一时间“反苏防修打大仗”的形势山雨欲来风满楼。1969年7月，沈阳军区所属边防部队的家属都要转移疏散，父母都是边防部队军官，刚满两岁的我就成了必须转移的家属，带着5袋奶粉被疏散回皖南的奶奶家。
5袋奶粉匀在两年里吃，每天至少一顿，难为了奶奶，她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今天已经没办法说清楚了。能说清楚的是在两年里我认识了很多字，五岁时已经可以读小说了。
三、四岁识字，五岁读小说，你骗谁呢？
嘿嘿，真的没骗人，不仅认字而且是标准的中央台播音“范儿”。这是因为妈妈担心我在皖南的时间长了不会说普通话，将来回东北上学会被欺负。于是，她就让四叔教我识字，用普通话识字。四叔的普通话也是相当相当相当的差，可是他的办法多，跟着收音机读报纸，就是他的办法之一。
当时能看到的日报只有一份，能听到的广播电台应该有三个。四叔不许我听安徽台和芜湖台，因为他怕这两个电台的播音员口音不够标准。还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就是中央台的广播内容与那张唯一的日报几乎是一致的，这就方便了我跟着收音机学汉字。于是，我从各种全国大会名单开始跟读识字，进而到了跟着收音机读社论。四岁的时候，已经能够跟着收音机念样板戏戏文，念小说了。
如诗如梦的皖南老家 自拍
懵懂的幼儿，你灌输他什么，他就接受什么，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那时电台中的文艺作品并不多，内容里一定有一个或几个暗藏的“坏蛋”，坏蛋最终都被成功揪出。“坏蛋”就是阶级敌人，就是特务分子，抓住“坏蛋”的人，就是英雄，就是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5、6岁的光景，已经树下雄心：长大一定做个抓特务的英雄。因为识字了，自己可以读一些书籍，更加被以抓特务为主的故事吸引，比如抓苏修特务的《风雪河神庙》、《带响的弓箭》，抓反革命特务的《野蜂出没的山谷》，与破坏分子殊死搏斗的童话故事《公社井里的小青蛙》……
《野蜂出没的山谷》，图片来自网络
于是就认识到两个问题，一个是阶级敌人、敌特分子无处不在，甚至就在自己的家里；另一个则是孩子也能抓特务，公社井里的小青蛙甚至连孩子都不是，不也成功地抓获了破坏分子吗？意识到这两点之后，立即感觉到时不我待，抓一个特务是最大最急迫的任务与使命。
回忆这段历史，我与弟弟发生了分歧。弟弟说那本抓破坏分子的童话叫《公社井里的小鲫鱼》，是鲫鱼不是青蛙。妹妹则说：甭管是青蛙还是鲫鱼，都是井里的，能够看到的天空不会比井口大。
井口大的天空中，我锁定了第一个特嫌目标——姥爷。
大舅的一句话，加上火热的形势，我把敌特目标进行调整
姥爷之所以被我认定是特务，只因为他懂俄语、日语。您可别以为我姥爷是教授、知识分子啥的，他就是一个人力车夫，小学毕业而已。
姥爷懂俄语，是因为他很小就在卖裘皮的洋行里做徒工，老板是俄罗斯来的犹太人，要求徒工都必须会说会写俄语。其实，就算老板不这样要求，当时至少有一半的哈尔滨人会说俄语。只要不撒谎，不矫史，就必须承认哈尔滨本来就是俄国犹太人新建的城市，大一点的“买卖家”都是说俄语的“老毛子”，不会说俄语，别说做生意，正常生活都别扭。
姥爷的日语也很熟练，那是因为918后日本人占领了东北。日本人来的时候，姥爷已经从学徒升级为职员，洋行却已易主，老板成了日本人。姥爷那时就必须学习日语，不学不行啊，不学就得失业。姥爷也有父母，他不敢失业，学日语就学日语吧，他得活着呀。姥爷咋地也想不到因为要活着学了两句日语，居然被自己的亲外孙当成了“特嫌”。
认定姥爷是特务是重大发现，也是重大秘密，这个秘密只能对大舅说，因为大舅是民警，本身就是抓特务的人。我把发现告诉大舅，大舅会不会大义灭亲呢？
大舅没有大义灭亲，只是把姥爷会说俄语、日语的原因告诉我，并说姥爷现在就是个人力车夫，拉三轮车的工人，跟特务搭不上边了。他还说，1972年我从皖南回到哈市，姥爷为了让我能吃上肉，不仅一丝不苟地工作，还养成了捡破烂的习惯，每天下班都要捡一车破烂，攒到月底卖了换钱给我买一小块不用肉票的肉，自己都舍不得吃，只许给我吃……大舅让我想想，哪有特务这么寒酸的，不仅没有钱还没有肉票？
大舅说，哈尔滨的特务小孩抓不到，因为哈尔滨是大城市，大城市的特务都不好抓，好抓的特务都在边防，我父母驻扎的地方才可能有特务，要想抓特务得去父母身边。
图片寓意与本文有关，图片来自网络
1975年，我终于回到了父母身边。当时父母的部队驻扎在北安县郊区北岗，北安县就是现在的北安市。
那时候的北安县有几个敏感部门：
头一个是一天到晚试打机枪的庆华厂，人家是标准的兵工大厂，肯定比名动一时的嘉陵厂要大一些。
另一个是有铁道装甲车巡逻的920部队，它是北安、黑河、饶河、虎林一带驻军的后方仓库，储存着大量油料和弹药。别说是普通老百姓，就是我这样的军人家属也不得靠近。
还有一个是当时距离北安不远的北监，据说里面不仅押着一些国民党和日本特务，还有几个苏联特务。
这样一个敏感的地方，怎么会没有特务出没呢？不仅我是这么想的，一些大人也是这么说的。
刚到父母身边没几天，家属院就成立了红大院。红大院也叫向阳院，没工作的家属要为部队和周围群众作宣传，孩子们不仅要参与宣传，还要组织儿童团，每人发一杆红缨枪，站在哨兵哨位旁与战士们共同站岗。
向阳院成立的当天，负责整个部队内保以及家属院安全保卫的节干事到场祝贺，并作了讲话。
节干事在讲话中指出，在北安的部队家属要时刻绷紧阶级斗争的弦，提高警惕抓特务……
节干事在讲话中强调，大人抓住了特务，当然是戴红花发奖状。孩子要是抓住了特务，除了戴红花发奖状之外，还会奖励一支木枪。
木枪是啥？战士练习刺杀时使用的木头枪就是木枪，分量、长短全与真枪无二致。木枪的诱惑对我这样七八岁的孩子来说是巨大的，就是对节干事的长子节哥那样长我四五岁的大孩子也有强烈的诱惑。
木枪在库房里摆着，谁能抓到特务就奖励给谁，可是特务在哪里呢？不知道别的孩子是怎么想的，我却已经锁定了两个特嫌。
这两个被我锁定的特嫌说起来也不是外人，一个是节干事的老爹，节哥的爷爷——老节头。一个是我正怀孕的妈妈。
那时，家属们住的是两栋平房，平房是关东军留下的。节干事家住在平房的最北端，因为是“把头”，所以他家圈了一个很大的院子。老节头是个木匠，每天除了上厕所之外，就是在院子里干木匠活，似乎他有干不完的木匠活，参与红大院的事情根本不要找他。
怀疑老节头是特务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总卡着一副老花镜，耳朵上还总夹着一截铅笔，更是因为他有钱。老节头有钱，是我从烟盒上判断的。那时候我们孩子会玩一种用烟盒叠成三角型的“拍起”，东北话叫做“pia. ji”,抱歉，这两个字实在是不会写。这种拍起是分等级的，等级低一些的是大生产、大团结、葡萄这一类牌子的烟盒，这样的要三张才抵一张乌江烟盒，两张乌江才抵一张大前门，两张大前门才抵一张中华。大前门已经是稀罕货，中华直接就是极品。
烟盒“拍起”，这些应该是80年代的，很多牌子70年代未见。图片来自网络
老节头有两个孙子，一个是大我几岁的节哥，一个是小我一岁的胖弟弟。与胖弟弟玩拍起的时候，他输急了就拿出一叠大前门，输上几张就去喊节哥出来帮忙。节哥小时候很霸道，谁都敢抢，却不敢抢我。这是因为他怕我老爸，老爸是教导队的队长兼教导员，妥妥的一把手，还别说节哥，就是节干事也不敢惹我老爸。生抢不敢，翻本儿的时候，节哥总是诱惑我和他“对赌”，因为他年龄大，赢我手拿把掐。对于他的诱惑，我却屡屡上当，真所谓“出门就上当，当当都一样”。节哥诱惑的办法都是一样的，就是掏一把让我看着眼馋的中华……
一来二去，就不得不想这样一个问题：这哥俩咋能有大把的前门和中华呢？
一打听，居然都是他们的爷爷老节头抽的！老节头不仅能抽大前门，还能抽中华，一定是有钱人呀。大舅说过，特务都是有钱人，老节头有钱，一定是特务！抓到他就能有奖励，抓到他就得有证据，证据当然是边监视边搜集。于是就从老爸的抽屉里偷拿了一个空白本子和一截铅笔，认真地记录下我能看到的老节头的一举一动。
本子上不仅记载着老节头的活动，还记载着妈妈一些令人生疑的行为，妈妈也可能是特务！
抓特务小英雄惨遭殴打住进医院，四十三年后幕后指使者浮出水面
我家有一个很小的夹间，现在想起来大约有3米见方，日本人建房子的时候留这样的夹间究竟是干什么用的？至今都不清楚，因为夹间不仅位于我和父母卧室之间，而且有窗子。
夹间有两扇门，分别通往我和父母的卧室。我到北岗后不久，通我卧室的门被拴死了，想要进去只能穿过父母的卧室。还有一点非常奇怪和神秘，就是夹间的窗子永远挂着厚厚的窗帘，阻隔了外人的窥视。
最可疑的是妈妈经常在夜晚溜进夹间，有时候一夜要去几次，白天却从来不去。夜里很静，她进去时开关门的声音我都能听到，还能看到灯光从门缝里散落出来。妈妈去干什么？这也太可疑了吧？！
就这样，在我的小本子上记载了妈妈和老节头所有可疑活动，小本子就塞在我的枕头里。结果，有洁癖的妈妈在换枕巾的时候发现了它。
本子被发现后，老爸对我进行了一次认真的谈话。当老爸知道我在抓特务，锁定的目标从姥爷转移到妈妈和老节头时，流露出我读不懂的神色。半晌他才说，夹间是你妈妈的夜间厕所。妈妈当时正怀孕，夜间不方便去室外的没有灯的公共厕所。于是，就在夹间里放了一个便盆，晚上接手就去那里。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一定都知道，那时候的公共厕所有多可怕，别的不说，仅仅是蹲板下似乎幽暗无底的大坑就能吓人个寒颤，更何况公厕还没有灯……
北岗军营。童年的家属院在不远处，因七十年代末火灾化为了灰烬。图片系自拍。
解除了对妈妈的怀疑，但是老节头的怀疑却不能解除。虽然我们家从姥爷、爷爷到大舅、父亲，没有一个抽烟的人，但是我知道部队的干部们好一点的也就是抽乌江，老节头凭啥抽大前门，甚至还能抽中华，一定是特务没跑了！
听了我的话，老爸沉思良久，然后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这件事不要对任何人讲，他要认真研究研究。为了保密，也为了认真研究，父亲收走了我的小本子。
小本子被收走后的第三天，节哥突然把我暴打了一顿，不仅是节哥，还有胖弟弟，这哥俩齐心协力把我这顿打呀，头皮打破了，牙也打掉了一颗。
因为正是换牙期，掉了一颗牙妈妈也没当回事。也许正是她的马虎，掉牙创口感染了，我居然得了黄疸性肝炎，因此住院半年之久，上小学耽误了整整一年。
教导队家属院的孩子都嘲笑我，说我是被节家哥俩“削”到医院的，其实事实也真差不多，不被他俩削一顿，我咋能得肝炎呢？
一年之后我上学了，跟胖弟弟同班，我是班长，他是劳动委员。也许是被打得有些傻吧，上学后就逐渐忘记了抓特务的事。不过，老节头却再也不干木匠活了，胖弟弟也没有那么多大前门烟盒了。
1977年后，教导队解散了，老爸先调回了哈尔滨，直到上初中时胖弟弟也跟随父母来到哈尔滨，节哥却已经去西安当兵了。
胖弟弟还是跟我一个班，我俩成了默契的搭档，只要打架就是并肩上，别说同龄的孩子，就是比我俩大几岁的高中生，单个的也总会被我俩打得落花流水。每次痛殴对手的时候，我总在心里想：那一年，节家哥俩咋就敢打我呢？
没忍住，还是问了胖弟弟。胖弟弟想了半天说他也不知道原因，是节哥喊着他一起动手的。而且现在想起他也觉得奇怪，把我打的那么惨，一向对儿子管教严厉的节叔不仅没打他俩一下，还奖励每人一个苹果。
节哥远在西安，那时电话也没有这么方便，这个问题我俩就都没有再深究。只是我暗暗认为，指使他俩打我的幕后黑手一定是节叔。可惜，我的简单逻辑再次错了。
光阴荏苒，后来我上了大学，进而穿上军装，从事起儿时就向往的信息分析梳理工作。胖弟弟则又回到北大荒，从国营农场干起，一步步踏实地前行擢升。在大院所有没有从军经历的孩子里，胖弟弟是干得最好的，2016年已升职至正厅。
2018年，胖弟弟再次擢升，就要去南部某省任职了。就职前胖弟弟到北京述职，顺道带着妻子到我家做客。
除了我俩的妻子之外，再没有外人，四个长不大的孩子就扯起了童年往事。扯着扯着，自然扯到当年我惨遭毒打的悬案。胖弟弟当即掏出电话，拨通了节哥。此时的节哥已经随独女和女婿定居加拿大，听了我俩的疑问，哈哈大笑着告诉我们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
指使他毒打我的幕后黑手居然是我的老爸！
节哥告诉我，老爸带着妈妈，拿着我的小本子，一起悄悄去了他家，对他爷爷说：叔，你干木匠活我不拦着，给咱教导队修修家具我一万个支持。但是，千万不能再干私活了，不收现钱只换烟也不行，往重了说你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你可别说别人不知道，你看，我家那个小崽子都注意到了，万一别人也注意到了，你就算不为我考虑，还不考虑你儿子吗？你儿子是军人，还是保卫干事，你这当爹的咋地也不能给他惹摞烂呀。
老节头从那以后真的不干私活了，胖弟弟也就没有大前门、中华了。临走的时候，我老爸当着节叔的面“交待”节哥一个任务——狠狠地打我一顿，一定要打得头破血流才行。老爹说，不头破血流他就不会长记性，还会异想天开满世界抓特务。在自己家里抓，错了还能得到原谅。要是在外面胡整，谁能惯着他呀？替叔叔打他个头破血流，就是在帮叔叔和阿姨。
对于这样的谜底，我还有些怀疑，就问节哥：我老爸自己不能打吗？还用求着你来打我？
节哥笑着说：你小子是忘性大吧？那是1975年，张叔（我老爸）要是因为你小子阶级斗争警惕性忒高打了你，别人会咋样编排咱两家？这事传嚷开，一定会有人是非我爷爷，阿姨（我妈妈）也跑不掉……
得知了事情的真相，2019年春节回家的时候，“质问”父母：八岁时挨的那顿毒打是不是他们指使的？
母亲一口咬定不记得了，还倒打一耙，同样“质问”我：咋会有这么荒唐的事？哪有爹妈求外人打自己儿子的？
老爸一言不发，嘴角却带着笑。我假作生气对父亲抱怨：如果不是你使坏，我能得肝炎吗？能住半年院吗？能晚上一年学吗？这要是正常上学……
老爹彻底笑了，他说：不是我，你早成了一个满世界抓特务的二百五了，还上个屁的学？顶多就是一个认识字的超级文盲！
这话等于他招了，承认他就是制造我抓特务生涯第一桩惨案的幕后黑手。时隔四十三年，悲剧的制造者终于认“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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