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哥”不是我的亲大哥（我有亲大哥，那又是一篇令人断肠的故事），可说起我们俩的兄弟情谊，那是任何形式的大哥也无法比拟的。从中学时代我叫他“大哥”，至今已经几十年了。

一九五五年上高中，我和大哥成了同班同学，由于作文课上我们两人的文章经常名列前茅而互相倾慕，成了很好的朋友。课余探讨文学问题成了我们初交时的友谊基础。我发现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思维敏锐、看法独特，而且“左”得出奇。我们的观点并不一致，经常争得面红耳赤，但很愉快。我始终觉得大哥的思维方式有问题，这在以后几十年的坎坷经历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举个小例：当时我们的外语课是俄语，他拒绝学习。

在一次大考中，不到两分钟，他第一个交卷。他在卷头上自己画了个大大的零分，下面赫然写了两行大字：祖宗语言没学好，哪有闲情学俄文。我看见老师拿着他试卷的手直发抖，气得说不出话来。为此我和他争论了一个星期，告诉他学习一门外语对一个人的重要性。他勉强认输。以后我受师命，专门负责辅导他的外语。我们的关系又进了一步，接触得更多了。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那个时代又有“亲不亲，阶级分”一说，怪就怪在我与大哥既非一类，也非一个阶级。无数人向我提过这个疑问：你们俩怎么会成了铁杆朋友？说不清，我至今也说不清。

我出身富家，在京城虽非首富，也是富甲一方，海内外驰名。我从小周围就聚集着一帮酒肉朋友，我是一个完全不知生活艰难的人。而大哥却出身贫寒，工人家庭，父母均是党员，兄妹五个，他是老大。

从我认识他那天起，他的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最劣质的一种）便在中间鼻梁处裹着厚厚的一层白胶布——显然中间是断的；打着补丁的学生服，从未见他换过；长方脸上总凝聚着一种思考的神情，眼睛不大却总是闪着咄咄逼人的光。他朋友很少，有，也交往不长，偏偏对我情有独钟。有时他会突然搂住我，咬我的脖颈或胳膊，我忍着疼一声不吭，每松开以后我的脖颈或胳膊上便留下青紫的印痕，很像后来人们所说的“同性恋”。班上的同学都怕他，有人喜欢看香港电影，有人学唱港片中的歌曲，都会遭到他暴风雨般的斥骂。他得了个外号叫“暴风雨”。只有对我例外，我可以平等地和他争论任何问题。

一次放学后我们争论着列夫·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走出校门，他坚持那不是革命的人道主义。我辩不过他，对他所熟知的马列主义我一窍不通。忽然他停住了，我们竟不知不觉走到了他家门口。而我家的方向恰恰与他相反，我第一次走进他的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