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
今年9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前还在威胁华为不要创新，否则就要制裁。
谁料，雷蒙多访华期间，华为直接推出了完全国产化的Mate60 Pro手机，引爆世界科技圈。
雷蒙多不仅被打脸，还免费为华为作了一次广告。
无独有偶。
2011年1月11日，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访华的第三天，一架外形奇特的黑色战斗机，从成都西北边的一个机场冲破长空，中国新一代国之重器歼-20隐形战斗机完成了首次试飞。
尽管我国明确表明这次试飞是早就预定的科学测试，但盖茨并不相信。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在此之前，出身于CIA的盖茨曾经放出轻蔑的预言：
中国不会在 10 年之内，最早不会在 2020 年之前完成隐形战斗机首飞。
歼20的隐身性、机动性、超视距感知等技术已经超越了美国同类型战斗机F22，它是继美国的 F22、俄罗斯的 T50 之后第三个试飞并装备的重型隐身战斗机。
很快互联网上，那架外形奇特的黑色战斗机的图片开始疯传，“歼- 20”和杨伟的名字也响彻大江南北。
杨伟是谁？
他就是参与了我国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等7 型战机的设计和研发，15 岁上大学、22 岁研究生毕业、30 岁任研究室主任、38 岁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飞机总设计师的传奇人物。
天才少年 开挂人生
杨伟，籍贯四川资中，1963年5月出生于北京一个普通的家庭，3岁就能熟练正确地作答100以内的加减法。由于天赋异禀，学习刻苦，又掌握了科学的学习方法，他成了学校里的学霸。
1978年，杨伟参加了初中升高中的入学考试，六门总分599分，五门满分，一门99分。
进入高中不到两个星期，恰好恢复高考，由于成绩优异，他获得了直接参加的机会。因为刚刚参加过飞行员招募选拔工作，由于色弱没能被录取。沮丧之余，抱着试试看的心里，杨伟走进了考场。
考完之后填志愿，杨伟自我感觉不错，就毫不犹豫地把第一第二志愿填上北大清华，因为从小就想当一名飞行员，最后一个志愿就填写了与飞机有关的被誉为“国防七子”之一的西北工业大学。
成绩出来之后，距离清华北大以及科大少年班的录取分数线也就差了一两分。当时几所高校看到成绩都想录取他，但是因为他色弱，只得放弃了录取，失望的杨伟回到高中继续读书。
大约一个月过去，西北工业大学(以下简称西工大)的罗时钧教授联系到了杨伟，希望他加入西工大空气动力学专业学习。
原来，西工大的招生办老师不想错失这样的好苗子，就回去做了汇报。
当时空气动力学的导师罗时钧了解了情况之后就说：
“录取啊，为什么不录取，我就有色弱啊，就来我的专业学。”
罗时钧
母亲告诉杨伟：
“这可是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王牌专业，罗时钧教授就是钱学森的学生！”
想到能成为钱学森的“徒孙”，杨伟兴奋地答应了，他与自己的高一同学告别，开启了为期7年的本硕学习生涯。
那一年杨伟15岁，刚刚初中毕业。
西工大位于陕西西安，这是一所从事航空、航天、航海等领域的科技类大学。
现在这所学校有多牛，超出你的想像。
这所学校培育出众多顶尖科技人才，这些人才毕业后，绝大多数都献身祖国，撑起了我国国防军工的半壁江山。如中国探月工程的总设计师吴伟仁，胖妞--运20总设计师唐长红，歼20隐身战斗机的总设计师杨伟，国产客运大飞机C919的基本型总设计师韩克岑等科学家。
华为任正非就把精英人才培养计划“鸿蒙生态班”设在西工大。
正因为如此，西工大被美国国防部拉进黑名单，2001年被美国列为实体制裁名单，2022年又遭境外黑客网络攻击。
但当时西工大并不像现在这么牛。当然现在这么牛，与出了杨伟这批牛人是密不可分的。
1978年9月，杨伟被西工大录取，进了当时的5381班---中国航空专业史上最牛班”。这个班里出了歼-20总师杨伟，还走出了运20总师唐长红、歼15常务副总师赵霞，歼-15舰载机总师孙聪。杨伟和唐长红还是一个寝室的。
因为是刚恢复高考，同学们的年龄参差不齐，当时班长最年长，已经32岁了，而15岁的杨伟，则是年级最小的学生。
当时的中国在航空航天事业领域十分落后，连教学课本都没有现成的，上课用的书都是国外教材，还是尚未翻译的英文原版。
而学生过去耽误的时间也多，基础较差，所以，每个同学都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他们废寝忘食地学习，同学们之间相互比较的，也是谁做的习题多，谁懂的理论深。
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杨伟感受到了知识的魅力。他知道自己初中才毕业，少读了高中课程，所以学习更加刻苦。每天早上不到5点就起床来到教室自习。晚上，他准备小灯泡和干电池，在熄灯后自制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继续学习。
就这样，他顺利地完成了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并且在他毕业的那一年成功地入党。
一波三折 逆风飞扬
1985年，22 岁的杨伟研究生毕业，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他没有选择出国留学，也没有服从学校的分配，而是执意要到中航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简称“成飞所”）工作，即传说中的611所。
为什么会选择去成飞所呢？
在校期间，他听说了一个故事，由此改变了他的一生。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建国伊始，人民空军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先是刚解放时，为了保卫上海，我们请苏联空军来协防，然后抗美援朝时购买苏联飞机，再到后来仿制苏联人的飞机。
当然，苏联人自然不会把最先进的仿制机型提供给我们。中国仿制的第一款战斗机歼-5，就是苏联的米格-17，1951 年苏联装备部队，我们装备部队却是在 1956 年，晚了整整 5 年；最后一款仿制战斗机歼-7，也就是苏联米格-21，1966年装备部队，比苏联晚了8年。
然而，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关系破裂，人民空军的战斗机终于开始了从仿制他人到自主研制的艰难转型。
这一时期，航空工业发展几乎陷于停滞，除了对歼-6 和歼-7不断改进以外，我们已经没有多余的资源发展新型战斗机。当年曾有“歼-6万岁”的说法（2010 年歼-6才退出空军编制序列）。
当时发达国家已经列装三代机，我们的二代机无法与之抗衡，直到1982年，国家才决定研制“新歼”。这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了。
在那个年代，由于五十年不打仗，军队建设要为经济建设让路，这样的既定方针，限制了许多武器项目的发展，因此，“新歼”是当时国内唯一的航空工程重点项目，也是难得的国家重点型号。
在“新歼”研制方案的评审论证会上，本来没抱太大希望的成飞所总设计师宋文骢却被点了名，要求做15分钟的发言。
宋总赶紧从兄弟单位借来几张空白明胶片，连夜将飞机图形、基本数据和重要性能曲线绘制在明胶片上。
就是这15分钟的发言，加上几张明胶片，还有宋总先进的设计理念，为成飞所赢得了“新歼”的研制机会，这也就是后来的外号“猛龙”的第三代机“歼- 10”。
杨伟曾经回忆说：
“我进成飞所就是冲着歼-10飞机去的。在学校的时候，我就知道宋总和歼-10飞机的故事，我必须要找到他，把我的意愿和想法都告诉他。”
凭着对歼-10飞机的一腔热情和志在必得的自信，杨伟敲开了宋文骢的办公室。
他走到宋文骢面前开始自我介绍：
“宋总，您好！我叫杨伟，刚从西北工业大学硕士毕业，我希望……我要做您的助手。”
在当时那个年代，所里的研究生可谓凤毛麟角，面对着眼前这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小伙子，宋文骢收下了这个徒弟，两代战斗机总设计师开始了他们长达31年的亦师亦友情谊。
就这样，初出校门的杨伟就被安排到了飞机研究的最前沿岗位----负责飞行控制的第九研究室。
九室主要的任务就是研发数字式电传飞行控制系统，这项工作对于航空领域十分重要，但当时在国内这部分研究成果还是一片空白。
数字式电传是歼-10的四大功能之一，对飞机的性能以及安全起到关键作用。可以说，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是当时先进战斗机的核心技术，没有这个技术，任何战斗机都称不上先进。
要知道连美国的F-16、F-22以及瑞典的JAS-39等先进战斗机，在研发过程中都出现过由于数字电传操作系统的失误导致过坠机的事故。
曾经有西方的技术员来华访问，面对我们的虚心请教态度傲慢，并且声称：
“就目前的中国技术，完全不可能实现这样的数字化操作系统的研发。”
杨伟就是不信邪。不到半年，他的才干就得到了当时第九研究室主任的认可，23 岁就被任命为另一个全新课题组的副组长，受命攻克新的技术难关。
但是杨伟却找到了研究室主任，诚恳地说：
“您让我带领大家往前冲，却安排一个老同志当组长，这不对嘛。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
主任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感觉他说的有道理，当即决定让杨伟出任组长，给他四个人把新专业给搞出来。
杨伟组搞的这个新专业学名叫“余度管理与可靠性”以及 “铁鸟”。
“余度管理与可靠性”就是飞行控制系统的结构问题，简单通俗地说，就是确保控制飞机飞行的计算机不能坏。
所谓铁鸟，按照杨伟的话说“就是在地面建立一套飞行模拟系统，让飞机在地面就跟在天上操作一样，就像铁做的鸟”，所以称之为 “铁鸟。”
几年之后，杨伟带领的小组在电传飞控项目中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然而，这时科研经费出现了困难，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研究事业的继续，杨伟只得去往民用航空做项目，为研究所赚取经费。民航的第一个项目完成就获得了几百万的报酬，这个数目可是研究所好几年的奖金总和！于是上级开始考虑将杨伟调往民航领域工作，但是那个时候歼-10的研究工作还有大半未完成。
这个时候总师宋文骢坚决地将杨伟留在了研究所，他相信杨伟一定能在军用飞机领域做出不俗成绩。
经费问题刚刚刚解决，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又出现了。
由于成飞所发展的需要，杨伟的这个优秀团队里的很多成员被分配到了别的专业当带头人，团队几乎被抽调干净，只剩下了他自己。
如此的境遇让杨伟感到有些心灰意冷，也萌生了想去日本留学进修的念头。
他向研究室主任表达了想法，也得到了主任的同意。留学手续办理得十分顺利，最后只等签证了。
宋文骢知道后，以一个长者对后辈的身份希望他能为了中国的航天事业，为了中国的空军发展留下来。
然后宋总还派他作为自己的代表在外面执行任务。这下杨伟除了要负责原来的专业，还要作为总师代表，算是干了全飞机的事情，出去进修的事情自然就泡汤了。
对于杨伟的重用和提拔，有人提出了异议，认为应该让他去搞民品，为所里创收，解决大家的福利奖金，宋总力排非议说，他就是我的接班人。
就这样，杨伟又能全身心地投入研发。
1996年3月，铁鸟第一次试运行成功。
1998年3月22日，经过一系列的测试，歼-10实现了完美的首飞。
等歼-10落地后，整个监控大厅沸腾了：
“唯有中国的歼-10，至今从未发生过任何一起由电传操纵系统故障导致的重大事故。”
这也证明了，在飞控技术领域，我国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杨伟也成为我国数字式电传飞行控制系统的组织者与开拓者。激动的宋老更是将自己的生日改在了这一天。
歼-10的成功，我国也拥有了先进三代机，预示我国的航空技术进入了新的阶段，证明我们完美地掌握了电传操纵系统。
打脸美国 成就传奇
早在1997年五代机“威龙”歼-20项目就开始立项。有了歼-10的成功，1998年，杨伟受宋文骢的委托，开始全面主持歼-10的设计优化等一线研制工作，2001年杨伟正式受命研发四代机“枭龙”战机、“歼-10”系列战机（歼-10的系列改进型歼-10双座机、歼-10A、歼-10B、歼-10C）以及“歼-20”战机，成为当时国内最年轻的飞机设计总师。
在接受了三种型号的战斗机的研发任务之后，他带头加班，困了就睡在沙发上，带着队伍们三班倒，一周工作六天，每天至少工作是十一个小时往上，尽一切可能赶任务，赶进度。
最终在杨伟和他的团队的共同努力下，短短的九个月时间，歼-10双座飞机的设计就完成了，经过设计定型，2003年首飞成功。
接着又只用了8个月的时间“枭龙战机”也成功在蓝天上留下了足迹，创造了当时我国军机研制的新纪录。
接受任务时，杨伟的团队不被看好，国际上也质疑他们的能力，
美国国防部甚至还放话说：
“中国在2020年之前，都不可能掌握第五代战斗机研发技术”。
在完成第四代战机研发后，杨伟又带领研发团队开始踏上了新的征途。
有了前面的研究经验，歼-20的研发也相对比较顺利，通过不断地探索，他们在研究已有理论知识的同时又提出新的模型，大胆地采用多涡系耦合技术，利用涡流，有效地提高了飞机的升力，使得飞机阻力更小，飞行里程更长。
皇天不负有心人，在杨伟的带领下，他们仅用9年时间就研制出雏形，2011年1月，在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访华期间，完成了歼-20的首次试飞，比盖茨预言的时间整整提早了10 年！
经过多次改良，歼-20终于在2017年正式服役，从首飞到服役仅用了六年时间。
歼-20是中国第一款隐形战机，具有超音速巡航、超视距作战、超机动性等特点，标志着我国第五代战斗机的自主研发进入大国行列，在航天战斗机领域已经处于国际前列地位，首次实现了与世界主要航空强国装备同代战斗机的格局，消除了代差，具备了与强敌对抗的能力。
2017年年底，将一生都献给国家国防科技事业的杨伟在54岁时成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由于杨伟在航空科技领域取得了系统性的创新成果，他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国防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
在成绩和荣誉面前，他并未止步，依旧奔波操劳在科技的前沿。
其实，早在四代机试飞后，就有人问杨伟：世界战斗机研制将走向何方，第五代、六代机到底有哪些典型标志？
这个问题让杨伟思考了很多年，如果说“猛龙”和“枭龙”是“必然王国”里的产物，我们有明确的追赶目标，只需要坚韧不拔地快速奔跑就可以了，那么研发第五代、六代战机时，我们就已经进入了“自由王国”，想要领先就必须要自己选择正确的技术和方向。杨伟说：
“我的一个梦想，未来战机由中国来制定标准！”
2021年在珠海航展上，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就中国空军的发展战略而言，以前是国土防御，现在要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所谓战略空军，是在进行国土防御之外，还要能‘出得去’，这都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谈到六代机时，杨伟说：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许会看到30系列、40系列、50系列”。
中国航空工业首席技术专家王海峰也对第六代战机做了一些介绍，据他透露，基本外形已经确定，并且会搭配四项颠覆性技术：无人协同、人工智慧、高隐形功能、全向探测与攻击。
2023年，杨伟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第六代战机应该可以根据飞行高度进行空间变形，能突破传统的空域概念，实现跨越大气层飞行。配备组合变循环发动机，可以从机场起飞，进入太空或亚轨道轰炸作战。
这实际上就是杨伟对空天一体的六代机的定义标准。
如果要实现杨伟所说的集各种先进性能为一体的六代机，以目前世界各航空航天技术强国的技术水平，只有我国能够实现。
因为我国已经实际装备了采用乘波体弹头的DF17高超音速导弹，这就意味着我国已经成功掌握了高超音速飞行乘波体气动外形设计以及飞行控制技术。而美国做不到，它们还没有成功试飞过组合动力发动机，甚至完全掌握乘波体气动设计试验以及飞行控制技术都不一定能做得到。
中国的战斗机研发向来就有“制造一代、发展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的发展思路，有专家指出，早在2017年中国就已经开展了六代机“火龙”的研制工作。
权威人士透露，中国第六代战斗机的代号可能为“歼-28战斗机”，采用有人驾驶与无人驾驶相结合的模式，实现空天一体化作战，最大飞行速度超过5马赫，预计歼-28战斗机最快将会在2030年左右服役。一旦服役，中国空军将成为世界上一支当之无愧的“空天军”，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空军走向了空天一体化的作战新模式。
今年5月，央视公开发布新型飞航导弹发动机的测试现场，在模拟动画中曝光了一款新型战机，大家都认为是我国第六代隐身战机。
从以上的信息可以看出，第六代战机毋庸置疑已经在研发当中，至于进度肯定保密。
如果说中国在前几代战斗机领域都是一个追赶者的身份，那么从第六代战斗机开始，中国终于第一次与美国一样成为了这个领域里的老师。
当然，在美国的六代机概念里，六代机是一个空中作战体系，不再特指某一架战斗机。也就是说为了实现某种作战能力，可能不是由一架作战飞机来实现，而是由一个或几个空中平台组合来实现。
换句话说，杨伟说的那些性能可能不是在同一架飞机上实现的，而是两个或以上空中平台的组合。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技术难度，也可以大幅降低研发成本。
对我们来说，照样也可以研制一种类似美国那样的六代机，而B-21隐形战略轰炸机就被美国视为为六代机。
随着一则新闻发布，公众对六代机的关注又被引向了轰-20。
今年11月10日，美国B-21“突袭者”隐形战略轰炸机成功首飞，换成东半球刚好是11日，也是就选择中国空军建军74周年升空。
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反正全球两大战略空军同天迎来盛事，足以在全球引发极大关注。
近日，杨伟在一场公开讲座中介绍未来空战和战机发展，同时在提到美国最新首飞的B-21时也有表态，美国的下一代轰炸机B-21的确有很高的技术水平，“但我觉得他比不过我们的轰-20。”
就目前来说，全球范围内还在研制新型隐形战略轰炸机国家，只有美国和中国，而且还同属第一梯队。
身为国内航空领域的泰斗级人物，杨伟院士的这番话显然并不是无的放矢。他提出了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B-21身上存在短板。
与前代轰炸机B-2相比，B-21的体型明显小了一号，这固然有利于降低制造成本，但也会导致机型的主要性能参数有所缩水。根据杨伟院士的评估，B-21的最大航程可能会从B-2的12000公里减少至8000~10000公里，同时载弹量也会从24吨减少至15~18吨。
与其说B-21是B-2的升级版本，不如说是“廉价版本”。
其次，我军装备研发向来对标全球最顶尖的水平。
在战略轰炸机领域，我军对标的自然是美国的B-2。
不过，考虑到美军B-21轰炸机已经亮相，因此我军有必要先观察一下这款新机型的具体表现，以便在轰-20定型之前确立它的优势地位。
而在看到B-21的主要参数性能比起B-2甚至还有所缩水时，就可以判定轰-20超越B-21基本上是“稳了”，毕竟轰-20过去一直是按照B-2作为研发参照的。
再次，虽然轰-20的具体性能还是个谜团，但参考我军大型战略运输机运-20的表现，最大航程超过10000公里应该没有问题，载弹量也会远超轰-6K/N。
正因如此，杨伟院士对于轰-20超越B-21充满信心。
至于造价问题。相比每架造价高达24亿美元天价的B-2轰炸机，B-21轰炸机的造价仅为6亿美元，但以中国先进机型白菜价速度，轰-20肯定比B-21更有优势。
杨伟见证了我国航空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之前别人做什么，我们跟着做，到今天国家战略需要什么，我们就能干什么，我们用三十年基本补齐了历史的欠帐，证明自己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差。
事实再一次证明，一个国家被打败，本质上都是被自己打败，也最怕从内部出现问题。中国的潜力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比不了的，只是因为起步的时候一穷二白和西方全面封锁，导致暂时的落后。但中国不畏艰难，再困难的骨头都能啃下来。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中国的崛起，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萌芽计划##乘风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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