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是红军大学，它刚从保安迁来延安。军事一队的大多数成员都是从红军各个部队抽调来的师、团级军事干部，他们都非常年轻、好学，并珍惜这次提高自身能力的学习机会。然而，当日寇大举进犯的消息传来时，大家再也坐不住了，纷纷要求提前结业、返回战斗部队，这样的报告像雪片一样飞到了队部。1937年9月，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并立即东渡黄河，奔赴华北抗日最前线。抗大的学员也相继提前结业，投身抗日战场。军事一队结业时，绝大多数同学都分配回部队，只有几十个同学留了下来，包括廖容标和洪涛。这让他们非常焦急。入学前，廖容标在直属总部的红五团担任团长，得知抗大要提前结业后，战友们不断来信询问廖容标何时回部队，他也频繁到队部、到校部去打探消息，后来才得知是总政治部决定留下他们。洪涛悄悄对廖容标说，难道要我们改做政治工作？廖容标只是简单地回答说：“算不上。
”其实，他对另行分配心里很高兴！如果他回原部队，总部的直属团队至少暂时要留守后方，而廖容标内心希望立即上前线。于是，背起背包，离开抗大，廖容标和洪涛怀着各种猜测和争取早上前线的心愿，跟着其他同学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了八路军总政治部驻地。当天晚上，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亲自到廖容标的屋子里来，他看到廖容标的背包甚至没有解开，开玩笑地说道：“今晚就想上前线去？好得很，好得很啊！”任主任的一席话道破了廖容标的心思，大家都开心地笑了。任弼时同志坐下来，轻松地说着：“你们说说，前线两个字，怎么解释？依我看，哪里有敌人，哪里就是前线！”接着，他讲解了“实行全民抗战”的必要性，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敌后”两个字，把廖容标的思想慢慢引向了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伟大战略任务。
任主任和廖容标一直谈到深夜，最后，他看了看廖容标的背包，说道：“你们赶路一定累了，先好好睡上一觉。把背包解开吧，在敌后的斗争中，你们的经验还很少，必须好好学习学习。”于是，廖容标在总政主办的“白区干部短训班”里，学习了游击战的战术原则。然而，如何让普通老百姓拿起武器与强大的日本正规军进行战斗，这在廖容标的心中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在即将毕业时，任弼时主任再次嘱咐廖容标：“要有白手起家的精神，勇敢地克服所有困难，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九月下旬，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取得了首战的胜利，这一捷报震撼了国内外。在这场伟大的胜利中，廖容标和其他学员们怀着兴奋和依恋的心情告别了第二故乡延安，前往八路军前线指挥部所在地太原市，然后再转向敌后。太原是山西省的省会，也是军阀阎锡山的老巢。
在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的新形势下，阎锡山同意八路军在太原设立一个驻晋办事处和前线指挥部。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同志迅速接见了廖容标。他似乎看透了廖容标的心思，开口笑着问道：“你肯定迫不及待了吧！”廖容标嗯了一声。彭雪枫接着说：“很好！党决定派你去山东的敌后！你有什么意见吗？”廖容标脑海中闪过一丝再争取留在八路军的念头，但他想起任弼时主任的话，克制了自己的个人愿望，简单地回答：“我服从组织安排。”然后，彭雪枫主任详细说明了工作任务，并亲手交给廖容标一封用药水密写的介绍信和一个改名为“廖之秀”的北平流亡学生身份证件。于是，廖容标脱下了那套洗得发白的军装，换上了一件当时大学生喜欢穿的布长衫，戴上了一顶灰色呢子礼帽，在胸前别上了一枚校徽。彭雪枫和廖容标一起被分配到了山东，还有洪涛、韩明柱、赵杰、程绪润等抗大的同学。
由于组织采取了个别交待、分头行动的方式，当时谁也不知道别人的去向。同志们乘坐列车向东行驶，离前线越来越近，因此车厢里变得越来越空荡荡。而迎面而来的车厢则正好相反。列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来。月台上有个小贩在叫喊：“又酥又香的烧鸡，两毛一只！”廖容标被他喊得肚子咕咕叫，于是伸出头招呼道：“来，我买两只鸡婆。”卖烧鸡的人走过来看着廖容标，似乎没有听懂他的江西土话。幸好交通员走过来，帮廖容标买好了烧鸡。廖容标咬了一口，觉得味道不错，赞了一句：“这鸡真好吃！”交通员笑着对廖容标说：“你的土话太重了，今后……”作为一名资深媒体编辑员，你会对用户发来的文章进行伪原创，以使文章重新叙述，字数与原文差不多，通顺易读，让读者产生共鸣。以下是对一篇文章的改写：他有些不方便在敌后工作，但没有明说。相反，他突然改变口气：“这里的鸡婆是指母鸡；它们很好吃。
”然后，他降低嗓门，教廖容标说一些普通话。廖容标的兴趣被激发了，但是学习了许多之后，他记不住，反而使他不敢说话了。当火车晚上到达济南时，本来想立即赶往彭雪枫同志交代的联络点，也就是齐鲁大学。然而一看，岗哨密布，气氛紧张，戒严了。交通员同志扯着廖容标的衣襟，悄声说：“住店。”然后把廖容标带进了车站旁边的一家旅馆。这时，从附近的街道上不断传来“站住，不准通行”的声音。这真奇怪：日本鬼子还没过黄河，济南为什么搞得如此紧张啊！后来，廖容标听旅馆工友同住店的客商在一旁议论，才知道这是专门用来对付不久前从北平南下的一批流亡学生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这个大军阀，对待宣传抗日的流亡学生，也真是费尽心思：爱国学生白天出来宣传抗日，当局说是违反防空禁令；晚上上街演出，他们就实行宵禁，一律不准出门。第二天早饭后，交通员同志雇了两辆黄包车。
这让廖容标感到为难。虽然他年轻力壮，能够走路，但让一个衣衫褴褛的车夫拉着走，心里真不是滋味。但为了少讲话，减少问路的麻烦，他只有坐着车子去了。车子拉进了齐鲁大学校园。当时地下的山东省委的对外联络员、大学教授张友渔同志，把廖容标带到他的房间里。廖容标把那封用药水写的介绍信交给了他。张友渔同志非常热情地向廖容标交代了与省委领导同志会面的时间、地点和联络暗语，并让廖容标马上搬到专门接待平津流亡学生的第一师范学校去住。当约定的时间到了，廖容标手捧一本精装书，在第一师范第三教室的门前走着。迎面走来了一位身穿大衣、带着礼帽、围着一条黑色长围巾的中年人。那位中年人若无其事地从廖容标面前走过去，又转身用眼角扫了一眼廖容标。等周围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他才走近廖容标，轻声问道：“贵姓？”。“廖之秀。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姓黎，黎明的黎。
”暗语成功，他把廖容标带到学校后面的树丛里，开始了正式的谈话。这位同志就是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同志。黎玉同志向廖容标传达了北方局发出的“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并介绍了当前山东的情况。廖容标表示希望能早点分配工作，但黎玉同志告诉他要等待省委研究后再决定。一周后，省委宣传部长林浩通知廖容标被派往长山中学担任体育教员，并在那里开展敌后斗争和准备武装起义。为了充分了解即将前往的地方，廖容标借来地图查找了长山县的位置和周围的地理条件。他惊讶地发现，长山县位于济南往东二十里的小县城，东邻桓台、临淄，西界邹平、章丘，南接淄川，而北面则是一片平原。姚仲明同志也在此时来到济南寻求省委的支持，他们帮助廖容标了解长山中学的情况，并与他建立了关系。这让廖容标对即将到来的工作更有信心。两位同志都还不到三十岁。
在他们到来之前，廖容标已经从林浩同志口中得知了姚仲明同志的经历。他原来在济南乡师读书，并在那里加入了党，在领导学生运动中不幸被捕，直到七七事变后才被党营救出狱。由于长期监狱生活的折磨，他面容清秀，体格瘦弱，但说话声音洪亮，精神状态很好。赵明新同志也是师范学生，在七七事变前就加入了党，事变后曾被派往农村工作过。他皮肤略黑，眼睛微陷，身体还算结实。他们几乎同时紧握住廖容标的双手，兴奋地说道：“之秀同志，你来得正是时候。我们早就盼望党中央给我们派懂得军事的同志，一起准备武装起义。听说省委决定你到长中去，我们特地来接你的。”。“什么时候动身？”。“明天，可以吗？”。“可以！怎么走？”。“坐火车！”。“啊，又要坐火车啦！”廖容标对火车表示的厌恶，使他们感到惊讶，忙问廖容标：“是不是晕车？
”廖容标摇摇头回答道：“这回从太原来济南，我算是吃够了坐火车的酸甜苦辣味了！”接着，廖容标便给他们叙述了一路乘车的情形。“济南比太原还要糟！”姚仲明愤愤地说，“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就是腐败，到处一样，他们打仗抗日装孬种，欺压百姓逞英雄！”第二天，廖容标他们三人一起赶到济南火车站。除了从延安带来的换洗衣服和一件粗羊毛织的毛衣，廖容标的行李还有刚从济南买的一只搪瓷盆，以后战斗中一直带在廖容标的身边，主要是用来洗脚。姚仲明。济南车站的秩序比廖容标刚来时更糟了。国民党官兵提着箱子，扛着大包，拉着女人，把争着上车的老百姓打倒在地，踩着他们的身子，没命地往车上挤。赵明新同志带了一辆自行车，怎么也挤不上车。
仲明同志只好把车票交给他，说：“你坐下一班车吧！”明新同志扛着自行车，右手扶着车架，左手接过车票，坦然地说：“没关系，下一班车不走，我就搭这辆专车来追赶你们！”车到周村车站，为了安全起见，廖容标又雇了两辆黄包车，装出一副很有派头的样子，闯过国民党的盘查哨，然后步行去长山。大约走了十四、五里，姚仲明同志指着前面不远处，一座筑有土围墙的小城，对廖容标说：“你看，长山城！长山中学就在城里的东南角上。”廖容标望望眼前的土墙，并不是很高。整个县城都比不上周村的一半大。突然，长山中学校长马耀南喊出：“啊，姚老师！”他热情地打招呼，接着说：“仲明老弟，你好啊！”姚仲明介绍了廖容标给马耀南，并称他为“廖之秀先生”。之秀先生曾在军队做事，此次从北平来济南谋事。姚仲明和之秀兄是早年的同窗，所以特地为马校长聘了他。
马耀南扶着眼镜，盯着廖容标看了一会儿，然后握住了他的手，向姚仲明笑着说：“你真是当今的伯乐啊！全体学生家长、全县父老，都会感激你的！之秀先生，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帮助。”接下来，马耀南关心地问：“之秀先生的食宿可曾安排好？”姚仲明回答说：“之秀的聘书还等着校长来发。所以，他目前还住在校外。”马耀南马上派人给廖容标去搬行李。虽然廖容标是体育教师，但是他只懂得军事课和单杠、田径等科目。他并不懂各种球类比赛的规则，所以在体育课中连篮球、排球等最受学生欢迎的运动也不重视。这引起了学生们的议论，有的觉得他过分重视军事课目，有的则说他兴趣太窄。党小组会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廖容标的身份不宜过早暴露。他应该采取措施来补救。于是，廖容标集中精力学打篮球。虽然体育教师现学打篮球可能引起人家怀疑，但廖容标还是在晚上关起房门偷偷学习。
他先听赵明新讲解篮球的各种规则，然后拿只篮球做练习。在门外，姚仲明帮廖容标望风，一旦看到有人来，就做暗号通知他。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床铺、桌椅摆放得满满当当，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进行各种运动，更不用说进行带球运动了。因此，我只能先从学习空中传球开始。然而，这也需要非常小心，否则就会不小心打破灯罩或玻璃杯，或者撞倒墨水瓶，弄脏床单和被子。学习这项技能真是有些难为情了！在室外听到传球声音太大后，姚仲明建议我对廖容标说：“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改用小橡皮球比较好。”于是，我们又将篮球换成了小橡皮球。传球时，声音明显减轻了，但小橡皮球一旦失手，经常会滚到床底下。渐渐地，寻找球的时间比学习传球花费的时间还要多，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尽管我已经基本掌握了传球的规则，但在实践中并不顺利，总是纸上谈兵。
因此，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趁着学生上课的时候，我一个人偷偷溜到篮球场上练习投篮和带球运动。一旦听到下课铃声响起，我就匆忙回到宿舍，生怕被学生中的篮球迷发现了。通过实践，我终于对篮球有了一些了解。出于一些特殊原因，我也想考验一下自己的学习成果，于是在一次室外体育课上，我首次担任了学生们的裁判员。虽然我已经熟记裁判员的各项职责，但临场实践时，我仍然手忙脚乱，出现了许多错误。那些学生们对我还算友好，可能是为了顾及我的面子，并没有让我难堪。当时，球场上通常使用英语来称呼各种规则。一场比赛分为四个节，称为四个“夸脱儿”。我们刚打完两个“夸脱儿”，下课铃就响了，比赛应该结束了。然而，几个球迷还没有过瘾，坚持利用课间休息时间继续比赛。参加比赛的学生已经离开了，球迷们临时召来了几个人。
最后还缺一个人，他们硬拉着我上场，但我并没有为正式比赛做好准备。我匆忙推辞说：“没有裁判员怎么行呢？廖容标还是给你们当裁判员吧。”然而，他们却说：“自由赛不需要裁判员。”我无法再推辞，只好硬着头皮参加了第一场篮球比赛！比赛开始时，我借口腿脚不便，自告奋勇担任“把家”的角色，希望能少跑一些，尽量减少触球的机会。一开始我非常谨慎，接到球后，一边拍打，一边记着规则，然后尽快地传球给别人。一场激烈的篮球比赛中，廖容标在一个对手的防守下抱着球跑了起来，全场都惊呆了。幸好上课铃响了，廖容标借机朝教室走去。然而，他在体育课堂上的表现并不好，教练开始怀疑他的学历。为了解释自己的情况，廖容标决定公开自己的身份，但党组织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要廖容标硬着头皮再接受一次“课堂讲授”的考验。
赵明新帮助廖容标准备了教材，讲解了重点，还介绍了一个诀窍，就是讲得连学生都无法提问。星期一下午，廖容标拿起教材讲课，但其实只是背书。他越背速度越快，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把准备好的教材提前背完了，剩下的时间他只能将重点抄到黑板上。学生们觉得他讲得太快了，提出要记笔记。虽然这次讲课不够完美，但廖容标还是尽力了。第一次摸粉笔，廖容标感到异常困难。他发现，握着这只小小的粉笔，比握枪还要费劲。如果用力过小，字迹就会淡而不清；如果用力过大，粉笔就会断裂。还没抄满两行，课堂里突然传来嗡嗡的声音。廖容标一转头，看见许多学生在窃窃私议。但是他们一看到廖容标回头，就急忙坐正，装出认真抄写的样子。就在这时，廖容标看到教室窗外有一个戴眼镜的人闪过。这个人是马耀南，廖容标早已知道他会来听课。但是他在这个时候出现，增加了廖容标的不安：我讲课出了什么毛病吗？
廖容标再次看向黑板，发现黑板上两行字，字体大小不一，行路歪歪扭扭，而且中间有几个字是只有红军才使用的简体字。这说明廖容标的“学历”已经不能再伪装了。果然，不出所料，马耀南找到了姚仲明，责问：“姚老弟啊，我对你可是一片赤诚，你不能欺骗我吧？你老实说，廖之秀究竟干什么的？我看他根本不像个教员！”。姚仲明有准备地把口气放缓，略带神秘地说：“马校长啊，我和你交情不算浅了，怎么会害你呢？怪我考虑不周，让你误会了。现在就我们两个人，我直接把话说清楚，廖之秀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过去是红军的一个团长。这次是为了抗日而来山东的。我让他到长中来，是因为你积极赞成抗日，我们想得到你的合作和帮助。他的身份暂时还不能公开，如果暴露了，对你、对他、对学校都没有好处！”。马耀南听完，半天没说话，最后委婉地埋怨姚仲明道：“老弟，你怎么把这样一个人介绍给我呀？
这会担多大的风险啊！”。姚仲明安慰他说：“请你放心，他是来抗日的，别无他意。别看他字写得不好看，打仗可在行咧！校长一向称赞东北义勇军和华北八路军。今天，八路军找上门来了，应该是求之不得的呢！人家一片真情不畏艰险来到我们山东，我们还怕什么呢！”。马耀南的脸色慢慢变得平和，姚仲明趁机向他推荐：“如果只是要他来教书，我也不会介绍他的！要知道，他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你看中央军够牛了吧，他当年可是把中央军打得落花流水呢。”在未来，如果鬼子再次来袭，我们还需要依靠他们来打仗吗？这似乎是一个很奇怪的想法，但是当马耀南得知廖容标曾经参加过长征时，他对这位老战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好奇心。马耀南要求单独和廖容标谈话，希望了解更多关于长征的故事和经历。
党组织也决定，这次谈话的重点是解除马耀南的顾虑，同时也是为了将我党的工作从完全秘密状态转入半公开状态，为武装起义创造更好的条件。廖容标去找马耀南时，天已经黑了，但是马耀南的灯还亮着。他听到里面传来琅琅的读书声，发现马耀南正在读外文报纸或收听国外电台广播。他敲了敲门，马耀南让他进来。屋子里的气氛很紧张，廖容标试图打破这种尴尬，问外国通讯社对我们国家的战争局势有什么评价。马耀南回答说，不用外国人，我们自己都知道前线的战事很不乐观。然后他生气地批评官方报纸总是在报告大捷或大胜，而实际上平津和上海都已经失陷了。马耀南询问廖容标对时局的看法，显然是想听听共产党的看法。廖容标和马耀南交谈，廖容标表达了自己认为对敌人越让步越糟糕的看法，主张停止内战，团结起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到了抗日前线。
马耀南问廖容标是否是八路军团长和共产党员，廖容标回答八路军干部有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之分，共产党是坚决主张抗日的，赞成抗日的不一定都是共产党员。马耀南提到国民党诬蔑红军杀人放火的谣言，廖容标解释打土豪、分田地和杀恶霸等行为是为了满足广大贫苦人民的合理要求，杀的都是罪大恶极的人，而“共妻”则完全是谣言。马耀南想要了解我党的各项政策，廖容标指出为了团结抗日，停止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并提倡“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知识出知识”。同时，廖容标强调，这么做不是因为过去搞错了，而是为了团结更广泛的爱国阶层，全力对付民族敌人。马耀南高声应道：“对！好！这个政策英明，符合大众愿望！”他对这个政策非常满意。然后，马耀南问廖容标从延安到这里怎么过来的，廖容标回答说：“很简单，乘过汽车，坐过火车，也步行过。”。
马耀南非常惊讶，但廖容标说，要不做亡国奴，再危险也得闯。只要和人民在一起，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马耀南提出了一个问题，认为一个士兵没有枪，一个指挥官没有部队，怎么可能战胜敌人？廖容标详细讲解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发动群众搞游击战争、夺取敌人武器武装人民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列举了一些红军时期亲自经历的事实。马耀南听后，非常惊喜地插嘴说：“真想不到，你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廖容标讲了一些红军在长征中的小故事，和自己在毛儿盖战斗中负伤带伤走过草地的艰苦历程，还把随身带的一本《西行漫记》送给了他。夜已很深。结束了这次关键性的谈话，廖容标向马校长提出了一个问题：“马校长，时局越来越严峻，我们只在纸上谈兵，可能行不通。” 马耀南对廖容标的问题做出了比较亲近的回应：“是啊，老弟。
不过，我是一个文人，将来如果真要拉起军队，还需要你们大力协助!之秀，你今晚所谈的内容非常新鲜，真是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明晚我们还要请你再来聊聊。“ 马耀南的态度让廖容标更加坚信，只要我们在工作中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就一定能够将更多的人团结到抗日的统一战线队伍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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