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中国共产党为了表彰在革命战争中做出贡献的人，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授衔仪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举办的第一场全军授勋活动。授衔仪式的主持人是余心清先生，他曾是国民党将领，但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的工作能力非常赞赏。余心清在外交、机关、民族和战线统一等方面都取得过卓越成就，口才也非常好。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的办事能力非常认可，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余心清就被推选为典礼局长，负责主持有关外交活动的事务，并在解放后担任过多个职务。余心清曾在美国留学，对主持、接待、礼仪等方面的事宜非常了解。因此，他是主持授衔仪式的最佳人选。在授衔仪式之前，余心清还主持过更盛大的典礼，成立了机关事务管理局，也就是后来的国务院。

余心清工作严谨细致，事必躬亲，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的信任和支持不仅仅来源于他所获得的表彰和头衔。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各项工作逐渐展开，但由于百废待兴，每个部门都忙碌不断。这也包括典礼局，余心清先生作为局长，时常为工作人员加油打气。他严格要求自己和手下的工作人员，深刻理解这份工作背后的政治意义和重要性。

虽然他一个人负责了整个部门，但他以高标准、严要求来推动工作进展。这点也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北京市市长彭真的高度评价。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典礼局局长余心清更加忙碌起来。他把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井井有条，确保开国大典能够成为人们口口相传的佳话。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宴会“开国第一宴”上，余心清先生依然担任规划和安排的重任。

这场宴会有着非凡的意义，它预示着新中国将第一次正式的对外展开建交。面对600多位中外来宾的礼仪要求，余心清同志自然是心有压力。但他不想让任何一个小细节出错，也不想让新中国的开端不完美，于是他细心考虑每个细节，确保每个环节得到完美处理。虽然他没有可以借鉴的先例，但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毅力，为新中国的开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幸好，在余心清先生仔细监督和规划下，新中国成立后的"开国第一宴"取得了圆满成功。1949年，在开国大典和国宴结束的第二天，苏联宣布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举行的外交活动。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中苏建交大会由余心清先生负责组织。

在外交活动开始之前，余心清与外交部工作人员召开了多次会议，研究并学习了各国的礼仪和国际上的外交惯例，最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习惯，制定了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套外交礼仪规定。这套最初的外交礼仪制度不仅使中苏建交大会圆满收尾，也为之后中日建交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余心清先生怀有崇高的爱国情怀，他正直坚毅，心志坚定。

年少时家境贫寒和遭遇的困难使他更加懂得人间艰辛，也明白了教化下一代的重要性。实际上，余心清之所以拥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看重的品质，与他艰辛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他被称为军营里的"红色牧师"。余心清先生于1898年出生，祖籍安徽合肥，但小时候与家人一起生活在南京。由于家境贫寒，余心清中途辍学未能完成小学教育。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年幼的余心清开始在五台山附近帮忙种菜或代人写信来赚钱养家。尽管家境困难，但余心清从小就热爱读书，并因为经常代人写信而学得了一手好书法。由于对读书的渴望，余心清在17岁时成功考入当时在南京开办的美国金陵神农学院。这所学院的一个好处是不仅免费教育，还提供餐饮。4年后，余心清以优异的成绩从学院毕业，成为一名专职牧师。

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后，河南的一个基督教青年会在当地举办夏令营，邀请各界名人为学生们演讲。当时年仅24岁的余心清也受邀代表中华基督教国内布道会出席。由于他当时并不为人所熟知，所以被安排在最后演讲。但是，最好的演讲往往是压轴出场。余心清最后上台以出色的口才和极高的感染力立即抓住了在场所有人的心。

这次成功的演讲不仅使余心清获得了台下所有人的掌声，还受到了被称为"基督将军"的河南督军冯玉祥的赏识。冯玉祥邀请余心清到他的军队担任“随军牧师”。1926年，余心清考入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与胡适、徐志摩、陶行知、顾维钧等成为校友，并学习行政专业。在美国留学期间，余心清一直思考着中国未来的发展，希望让中国变得更强大，走上富民之路。

他意识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觉醒，需要的不是个别革命家的努力，而是每个中国人的义务和责任。毕业后，回国的余心清继续在冯玉祥手下工作，并担任河南开封训政学院院长和育德中学校长。在任职期间，他为冯玉祥管辖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辖区培养出了一批行政管理人员。随后不久，他升职为冯玉祥的秘书长，成为冯玉祥非常信任的得力助手。

虽然在冯玉祥的军中，余心清是“专业的神职人员”，但他从不和军人们讨论上帝，反而向他们讲解革命的潮流、中国贫困的根源以及中国军人应该承担的责任。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冯玉祥隐居山西汾阳，余心清也来到那里，并在一所教会学校担任校长。

他为学校制定了教规和校训，并时常教导学生：“我们国家目前内忧外患，同胞们都处在亡国危险的边缘，所以你们一定要苦学本领，苦练身体，苦干革命，准备随时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担。”在余心清的影响下，许多学生后来都投身革命事业，为祖国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余心清是一个非常爱国且具有前瞻性的人，他常常教导人们要向善多思、品行如一、文武兼备。

可以肯定的是，“红色牧师”余心清先生在当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西北军的革命化。余心清先生在多年的教化育人中，性格变得更加细腻沉稳，但只有经历过极致苦难的人，才能练就钢铁般的心性。他经历了两次磨难，一次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一次是在祖国内战期间。

1933年，余心清奉命前往福建参加抗日活动，但遗憾的是，这次事变以失败告终，余心清也遭到了敌方官兵通缉，被迫流亡到了日本。然而，这次事件加深了他对保卫祖国的信念，他决心回到国内继续抗日工作。1935年夏，余心清冒着极大的危险回国，并找到了移居山东泰山的冯玉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在抗日战争期间，余心清担任集团军军训处长，利用特殊身份推进了抗日战争工作。他同时坚持传播思想和教化育人的工作，坚信只有人们都负起保卫国家的义务和责任，中国才能真正强大起来。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敌方军队突然再次将人民卷入内战，并企图抹黑我方军队在抗战时期的贡献。余心清对国内的形势感到失望和无奈，但很快他又投入到了教化育人的工作中。

随后，他被邀前往北平担任“十一战区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北平，他耐心劝说下，成功争取了一些“杂牌军”与中共合作。然而，中共在北平的秘密地下电台被国民党特务侦破，导致余心清等一大批同志被捕，并押解到了南京。入狱后，面对国民党特务的威逼利诱，余心清都毫不妥协，坚持了下来。

1948年，余心清被关押在狱中，他写下了令人心碎的遗言，“我死在黑暗里，但黑夜不会太长。独裁者终将倒台，恶势力必将被消灭。”幸运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努力下，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下野，取而代之的是解放军的巨响，这代表着新年的开始。

随后，中共和原西北军将领们积极展开了营救行动，余心清的妻子刘兰华向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求助，最终使得余心清获释出狱。余心清的女儿余华心曾经激动地拉着他的手说：“爸爸，你终于自由了！回家吧！”司徒雷登是真正的中国侨胞，他的心始终牵挂着中国。余心清出狱后在新中国建国之际回到北平，与妻子和女儿一起为国家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一生教授了无数学生，其中包括抗日烈士李荣、原国务院参事王森、以及原北京理工大学校长等等。余心清将在牢狱中的经历写成了一篇传记《在蒋牢中》，并在1981年11月出版。中国国画大师黄永玉在他的书《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中描述了他与余心清的偶遇。然而，余心清在1966年去世，享年68岁。

他的好友尹心田在他的葬礼上写下了这样一句七言诗：讲圣经讲革命，红色牧师世人惊。莫说文人纸谈兵，抗日救国急先锋。历史在变迁，但余心清先生的勇气和信念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虽然余心清曾经是国民党军政处的处长，但他一直对中央保持忠诚，并渴望祖国变得更加富强。在新中国成立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家外交工作中，为国家的早期外交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正如余心清自己所说，伟大的时代将会造就伟大的青年，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在他一生所经历的曲折道路中，始终不变的是为人民事业奋斗的心。

参考文献：1. 尹家衡. “红色牧师”余心清的爱国人生[J]. 钟山风雨人物春秋2006年第04期, 江苏: 钟山风雨杂志社, 2006.(04): 37-41.2. 付青燕. 余心清：从策反入狱到新中国典礼局局长[J]. 文史周刊·民革前辈与新中国: 团结报, 2019.(007): 01-02.3. 余心清. 在蒋牢中[M].

北京: 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1. 第4章-第8章. 4. 黄永玉.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走读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