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1月23日，沈醉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了第五届政协会议，在接受采访时，他这样说：“曲折离奇的30年过去了！党使我从一个反共反人民的军统特务变成了热爱共产党和人民的爱国人士，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变化啊！”。1914年，沈醉出生在湖南湘潭农村一个叫沈家大屋的地方，1932年，18岁的沈醉在长沙艺文中学读书，因受到大革命运动的影响，与高年级学生一起闹学潮，被校方开除。离开学校后，沈醉不愿回家，想要参加革命，他只身一人来到上海，投靠了自己的姐夫余乐醒。余乐醒当时是戴笠复兴社特务社的核心骨干，也是军统特务训练机构的实际主持者。沈醉来到上海后，便要求姐夫余乐醒介绍他参加“革命工作”，很快，余乐醒就介绍沈醉在复兴社当联络员。
在回忆起自己当特务的那段日子时，沈醉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古人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经百年身。’今天，我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啊！”但当时的沈醉对于这份工作还是热情十足的。当上联络员后，沈醉的主要任务是给姐夫所管辖的法租界、英租界、华界的四个情报组、一个行动组和几十个直属通讯员递送快件，取回情报。有一天，余乐醒叫沈醉往杭州去给戴笠送封信。到了警官学校后，沈醉交出余乐醒给他的信，就有几个卫士把沈醉送到了戴笠的办公室，办公室有一个身着灰色中山服的中年人正在打电话，这时，有人在沈醉的耳边悄悄说：“这就是戴老板。”。戴笠询问沈醉的个人和家庭的情况。沈醉看到这种情况后不再担心，便向戴笠透露了自己过去的经历。
戴笠边听边点头，当听到沈醉被学校开除的经过时，他大笑起来，说：“年轻人干点莽撞的事情没什么！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是被学校赶了出来。只要你在这里好好工作，就有前途！”。戴笠和沈醉谈了一个多小时，临走时，他给了沈醉100元钱，并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以后常来找我玩吧，我儿子和你同岁，在上海上大学，放寒假你可以和他一起去南京玩。”戴笠对沈醉的态度让沈醉感到意外。回到上海后，沈醉告诉了余乐醒这些情况，余乐醒也对此感到很好奇。经过一番思考后，他说：“戴老板对你的喜欢真是难得啊！说不定他有意培养你呢！”。多年后，沈醉回想起戴笠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才明白其中的道理。
当时复兴社成立不久，戴笠急需有自己的人手和亲信，但当时的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打算，思想复杂，有些人的经验甚至比戴笠还丰富。而沈醉年轻、单纯、可塑性强，完全有可能成为戴笠的忠实追随者，当然这也是后来的事情了。沈醉成为特务后很快掌握了特务的各项技能，而且工作干练，从“巧计送捕徐昭俊”这件事中可以看出沈醉的精明之处，也正是他的“精明”让戴笠更加重用他。一次，戴笠指示余乐醒逮捕疑有越轨行为的复兴社特务徐昭俊，并秘密将其送往南京。当时徐昭俊是上海区情报组组长，身强力壮，腿脚敏捷，武功高强，枪法准确，要抓捕他并不容易。接到任务后的余乐醒有些紧张，因为他觉得抓捕徐昭俊很难，但沈醉却毫不在乎地接下了这个任务。
沈醉提出了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计策，假装自己犯了大错，戴笠要求徐昭俊将沈醉押送到南京接受调查。对内情一无所知的徐昭俊便押送着沈醉去了南京，而当他下火车时，自己却被特务们制服了。当戴笠得知这件事是沈醉策划的后，立即提拔沈醉成为上海法租界情报组组长。沈醉曾经是军统局特务行动组的组长，他的工作是在上海的闹市区和租界中抓人。他采用了一些方法来抓人，比如先把人打昏，然后假扮被打人的朋友送他去“医院”，或者训练特工扮成被抓人的妻子，在大街上揪扯被抓人，然后特工再冒充被抓人的朋友帮助妻子把被抓人塞进车子，绑架他。这些方法看起来很成功，每次成功后，戴笠都会对沈醉大加赞赏。沈醉因此被提拔为行动组组长，然后又被戴笠重用。
但是在1946年，戴笠的飞机失事身亡，毛人凤成为了军统局局长，沈醉因为“功高震主”，被毛人凤看做前途大患。于是沈醉被发配到云南，担任军统云南站的站长。 1949年，随着三大战役胜利，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逐渐削弱，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为了加强联系地下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开始与地下党加紧联系。这让蒋介石感到不安。解放军大举进军四川，云南省主席卢汉通电起义，并软禁了前来当说客的西南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以及包括沈醉在内的在昆明国民党军政高官。沈醉审时度势，也参加了起义。但是卢汉为了报答张群的恩情，在起义后擅自放走了张群，这破坏了周总理用张群换回张学良的计划，因此卢汉在办理起义移交时，把沈醉等人交给了解放军。沈醉由此进入了十年的战犯改造。
作为战犯，沈醉一开始感到十分惶恐。他认为自己没有为蒋家王朝殉葬，还亲自交出部下、电台、武器，参加了起义，最终落得了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让沈醉越想越内疚，越想越抵触共产党。但是有一次，陈赓大将去重庆，特意来到管理所看望他在黄埔一期的同学宋希濂、钟彬等人，还请他们吃饭，邀请了西南公安部部长作陪。餐桌上，陈赓大将谈笑风生，气氛十分融洽，最后陈赓大将还指着西南公安部部长对宋希濂等人说：“有什么困难可以向他反映，他会帮你们解决的。”。宋希濂等人每每提起此事时，都会显得十分激动，也正是这件事让沈醉看到了共产党人真实的样子，也看到了希望。
1956年春节后，战犯们接受了政府的集中学习，然后被安排到重庆各地去参观一些单位，包括成渝铁路、发电厂、重庆西南医院、历史博物馆、重庆大学和朝天门码头等。在这次参观中，沈醉发现了一个特别新鲜的事情：铁路上设置了母子候车室，这对劳动人民、妇女和儿童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福利。沈醉深刻地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党，而反对共产党就是与全国人民为敌。在参观完后，沈醉向工作人员表达了自己的认识和感悟，常常在战犯管理所办的墙报上谈自己的学习心得和体会，加强改造的自觉性。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毛主席对一批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进行了特赦。虽然沈醉最初未能上榜，但他并没有放弃，他继续努力改造，争取第二批特赦。
果然，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1960年11月28日，沈醉作为第二批战犯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1961年春节后，中央统战部邀请沈醉和其他被特赦的人员聚餐，这次聚餐让他感受到自己已经融入了社会大家庭，并且在不断地向更好的方向改变着。在一次聚餐后，徐冰提到了对首批特赦人员工作安排的问题。他说：“首批特赦人员在农村劳动一年期限已满，政府决定将他们安排在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职，待遇也会更好。”听到共产党对特赦人员的优厚待遇，实在让沈醉感到惊讶。闲谈了一会儿后，童小鹏告诉大家：“周总理准备接见第二批特赦人员。”这个消息让沈醉非常激动，他没想到周总理在为人民、国家辛勤工作的同时，还抽出时间接见特赦人员，这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鼓舞。
2月21日上午，周总理、陈毅、罗瑞卿在中南海西花厅亲切地接见了特赦人员。周总理先与每一位特赦人员进行了谈话，然后集合起来说了一些情况。在与沈醉的谈话中，沈醉主动向周总理请罪。周总理听到后笑着问他：“请什么罪呀？”沈醉回答说：“总理在上海、重庆、南京等地时，我曾亲自领导或指使一些特务，参与过对总理的侦察、跟踪、监视等活动。”周总理听后爽朗地笑了起来，然后主动谈起了自己在上海住在新亚酒店的情况。他说：“那次我清楚地知道在住房的左右和对面的房间里都有人监视着，连服务人员也是特务充当的。但是我每天都和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见面、交谈，传递文件。”听了周总理的话，沈醉更加好奇了，这时周总理又问道：“我和地下党的见面，你们发现这些情况没有？
”沈醉如实回答：“没有发现，如果发现了，你们的同志就会被特务秘密逮捕。”周总理接着说：“我在上海为党工作，与国民党的达官贵人不同，我也经常看电影。每次和同志们见面时，电影一开始放映，里面黑洞洞的，特务们找不到我，也不好进来找我，只能守在门口等散场。而我总是在散场时最先走出来，特务们立刻叮嘱我，其他同志则分散开走。所以，特务对我的工作从来没有产生影响。”周总理风趣地说：“你们过去那一套，从来没有起过什么作用，完全当了我的随从！”沈醉点点头，心里自然对周总理的聪明、机智和勇敢产生了敬佩之情。说完这些，周总理又严肃地对沈醉说：作为一名资深媒体编辑员，我对一篇文章进行了伪原创，以便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的中心思想。
以下是改写的新文章：沈醉深有感触地理解了周总理的一段话：“共产党员只有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从来不计较个人仇恨，处处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特赦你们，也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希望你们今后一定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沈醉曾经为蒋介石效忠，危害共产党和人民，但在他改造的11年里，无论是管理员还是公安干部，都从未有人用军统的某种刑罚对付过他，反而是在生活上照顾、思想上关心他。周总理提出今后一定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时，沈醉还是有些茫然，连忙问道：“总理，我们还能做出对人民有益的事来吗？”。
周总理鼓励他写出军统内幕，让后人知道革命的艰难和反革命的残暴，使大家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艰苦奋斗几十年，牺牲多少人才换来今天的红色江山。周总理的每一句话沈醉都牢牢记在了心里，他决心用自己的后半生竭尽全力，把过去军统的罪恶如实地写出来，因为这是周总理交给他的任务。在此次接见中，周总理亲切地与他闲谈，嘱咐他写出真实的东西，不要有顾虑，不要避讳，因为这是对人民有益的工作。1963年11月10日下午，周总理和陈毅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一批特赦人员及其家属，共计20余人。在酒宴上，周总理向大家提出了祝愿，希望大家能够过上幸福美满的晚年。
当周总理向沈醉敬酒时，他说：“沈醉，你害了我！”这句话让沈醉很惊讶，于是他赶紧解释说：“我绝没有敢害总理之心啊！”周总理笑着说：“我看过了你写的文章，在看《我所知道的戴笠》的时候，一看就停不下来，彻夜未眠，所以我说你害了我，害我少睡了觉啊！”听到这话，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沈醉感到十分欣慰，因为他没有想到总理会抽空关注他写的文章。周总理鼓励他以后继续写作，并要求他写出关于特务活动的真实情况。沈醉受到了鼓舞，并写出了一系列文章，揭露了军统的黑暗内幕。1976年1月8日，沈醉在广播电台听到了周总理不幸病逝的消息，他不禁流下了眼泪。尽管他未能参加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但他还是前往长安街为周总理送行。
在场的人们都目送着载有周总理遗体的灵车缓缓离去，哀悼总理的逝去。这时，沈醉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他为周总理的离去感到非常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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