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非洲香港华商网络为切入点，梳理并探讨近代以来香港在中非关系中的历史角色及其转变历程。从历史视角来看，香港在中非关系中经历了三种角色，分别是华工与贸易中转站、独立的商贸主体以及“一国两制”下的地方主体，反映了不同时期非洲香港华商网络的形成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香港回归祖国后，在非洲的香港华商与中国内地华商逐渐融合，由此形成独特的非洲粤港澳商会及其商贸网络，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发展、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等提供了重要的经贸支撑。香港在中非关系中的历史角色及其转变历程表明，香港与非洲的交往始终与祖国的荣辱兴衰紧密相连，而新时期中非全方位合作将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
关键词香港 中非关系 华商网络 粤港澳大湾区
作者简介温国砫，南京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南京211167）；周军，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讲师（扬州225000）。
近代以来，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香港成为中国内地居民向海外迁移的重要通道和门户，同时也是西方殖民者进入中国内地的桥头堡和前哨。在此过程中，通过香港去往非洲的中国内地劳工成为香港与非洲联系的“先民”，并且部分劳工还发展成为早期的非洲华商。随着中非关系的历史变迁，以香港商人（或经香港前往非洲经商的中国内地居民）为代表的非洲华商网络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香港与非洲的联系也由以往通过西方殖民者转变为通过非洲华商网络。香港回归祖国后，香港华商与中国内地华商在非洲的商业网络逐渐融合，并形成粤港澳商会这样的区域性华商网络。当前，学界较多关注香港与欧美之间的交往，而较少研究香港与非洲之间的联系。因此，本文将探讨近代以来香港在中非关系中的历史角色及其转变历程。
近代香港在中非关系中的角色：华工与贸易中转站
近代以来，中非交往与联系的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深受西方殖民者全球扩张影响。由于西方殖民者强行介入，不论是中国内地劳动力输往非洲，还是开展中非贸易，香港都成为中国内地和非洲交往的中转站。同时，由于西方列强主要开辟的是海上航线，因此早期旅非华侨主要来自广东和福建，也包括香港。由此，厘清近代香港在中非关系中的历史角色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香港中转站角色的形成
据考察，近代中国人前往非洲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是从香港出发，到南洋，经毛里求斯至留尼汪、马达加斯加等非洲国家；另一条是从香港出发，经南洋，直达南非，或经毛里求斯转到南非，后来到达南非的中国人又以南非为跳板转赴其他非洲国家。此外，也有中国人是从香港、南洋经印度，再转到东部非洲等地。可见，香港在输出中国内地人口和华工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由中国内地前往非洲的劳工大部分经由香港中转。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占领香港，并于1841年6月宣布香港为自由港，允许商船自由进出，香港就此成为英国侵占中国的桥头堡，同时也是中国内地与世界联系的前沿地带。1846年，一艘从香港驶往英国的“奇鹰号”三桅船，载了30名华人到达南非后又绕过好望角，成为第一艘绕过好望角的中国航船。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殖民者不仅在中国进行文化输出和抢占资源，还从中国掠夺劳动力。此外，英国、法国分别在1833年和1848年实行废奴运动，导致两国海外殖民地一时间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他们不得不想方设法从非洲以外的地方招募劳工。在此背景下，香港成为中国内地劳工出国的主要口岸。
随着世界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范围不断扩大，西方殖民者希望通过加强殖民地之间的联系来巩固殖民统治，并企图以殖民地为跳板，获取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经过几个世纪罪恶的奴隶贸易，非洲劳动力空前缺乏，再加上南非、南罗得西亚（现津巴布韦）发现大量黄金、钻石等资源，西方殖民者急需向非洲输送劳动力。彼时的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导致南方人口大量外流，从中国招募劳工以填补殖民地劳动力缺口就成为西方殖民者的最佳选择。在西方殖民列强的鼓动下，大批中国内地劳工被雇佣到非洲，其中大部分经由香港中转。据了解，占领香港后，英国女王颁布了《英王制诰》，确定通过香港向英国殖民地，特别是“向西印度群岛、南非等地迁徙中国苦力”。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香港成为西方殖民者补充非洲劳动力的中转站。据统计，从1800年到1850年，从中国运送到包括非洲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契约华工就达到惊人的32万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北京条约》（又称《中英续增条约》），条约第五款规定：“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大清国皇帝准其按照两国议定之保工章程，与英民立约为凭。”1868年中美又签订《蒲安臣条约》，这些条约规定清政府不得阻止华工出境，而英、法等国商人在中国沿海各城市设站开馆公开招工，使外国掠卖华工活动披上合法外衣，更加肆无忌惮。在整个华工输出过程中，香港始终处于中转站或者说中介地位。据统计，在1847年到1874年期间，从厦门、广东、香港和澳门运走的中国人估计达到15万至50万人。综上可知，近代香港在中非关系中扮演着特定的历史角色，即西方殖民者将中国劳动力输往非洲的中转站，而到达非洲的部分华工并未在合同期满后回国，他们中大多数开始经商做买卖，由此形成早期的非洲华商群体。
（二）非洲香港华商网络的初步发展
19世纪中后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使交通工具更新换代，这极大地拉近了中国与非洲的距离，中非人员交流与贸易往来逐渐增多。1890年，香港到毛里求斯的马斯克林群岛使用了汽轮，从而大大方便了人们涌向毛里求斯。从香港开船的两个月前，广州以及一些主要县份（如梅县、开平等）会张出布告，公布航班，由代理商开始发放船票。旅客提前15天到香港，然后开船日总比预定的晚几天。1898年，清政府与刚果自由邦（现刚果民主共和国）签订《中国与刚果国专章》，刚果自由邦成为第一个与中国订立条约的非洲国家。这既方便了中国劳工和居民进入刚果自由邦，也有利于开展中非商贸活动，香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近代以来，香港不仅是中国人前往非洲的跳板，也是非洲华人开展商贸活动的中介。香港地理优势显著，既有得天独厚的天然良港，又靠近中国内地，加上港英政府实行自由港政策，吸引各国商人前来投资，以此为基础香港逐步发展成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对华贸易的中转站。至19世纪末，香港已经确立起远东转运港的地位，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商港。例如，20世纪初的毛里求斯，华人有3515人，其中2858人是商人，占81.3%。华人数量增加促进了中国与毛里求斯的贸易往来，其中绝大多数贸易以香港为中转站。1892年，毛里求斯从中国进口商品额为1642卢比，1893年为2472卢比，到1894年猛增至168493卢比，从这一年开始到1907年，毛里求斯与中国内地及香港的商业往来一直处于稳定发展状态。
当中国的国门逐渐被西方列强打开后，西方殖民者转而从厦门、汕头、烟台、秦皇岛等地运送中国劳工前往非洲，导致香港的中转站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例如，1904年5月25日，一艘满载1054名中国契约工人的英国船只——推德塔尔号，就由香港启航朝南非方向航行，其中绝大多数契约工人都来自中国广东省。在广西梧州口岸，还曾发现过一份完整的1903年《南非招工合约》，其中就提到香港：所有工人由中国官并梧州英领事官看验，同时并由本行医员验看注册，本行然后收受载往香港，由太古行出费。1905年，为了给南非金矿招工，港英政府曾特意建造一个能容纳万余人的屯舍，该屯舍位于九龙荔枝角。由于华工到达南非金矿后面临各种非人道待遇，以及南非当局限制亚洲人的政策，至1910年，赴南非的契约华工基本都返回国内。但是，仍有部分契约华工留在当地，或辗转到其他非洲国家。为了谋生，他们开始从事商贸活动，后成为非洲华商的一部分。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香港与非洲的交往逐步由人员往来变为贸易往来。同时，由于香港历来与海外华商联系密切，是海外华商投资的中介和据点，香港的中介地位能够帮助中国内地与包括非洲在内的世界各地建立联系。随着英国加大投入，香港逐步发展为转口贸易港，并成为中国内地进出口贸易的中心。1911年，广州至香港九龙的铁路通车，大大方便了中国内地移民、货物借道香港前往非洲，亦方便非洲华人华侨支援祖国。从1931年开始，远东局势逐渐紧张，由于战争需要，香港再次发挥贸易中转站和中国对外贸易桥梁的作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三）香港中转站角色的特点
1.中非、中外文化的交汇地
被英国占领后，香港逐渐成为西方人来华的集散地和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内地的桥头堡。西方殖民者、传教士在香港传播西方宗教，出版西方刊物，许多香港居民及中国内地居民从中接触到西方文化。据统计，仅在1843—1860年间，西方传教士就在香港出版了60余种中文书刊。此外，由于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中国内地居民将其视为出国谋生的主要中转站。这一时期，大量中国内地华工经香港去往包括非洲在内的世界各地。可以说，香港不仅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还是沟通中国与非洲、中国与世界的桥梁，更是名副其实的中非、中外文化交汇地。
2.中国内地对外联络的“超级联系人”
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逐渐由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边陲小村镇迅速蜕变为中外货物集散地、贸易中心，中国内地进出口贸易大多经由香港中转，香港因此成为中国内地对外联络的“超级联系人”。香港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它是近代中国最早开辟非洲航线的地区，这不仅便于西方殖民者加强其殖民统治下各地之间的联系，也有利于中非交往。除地理位置优越可以发挥中转站作用以外，香港还具备政策优势，不少香港居民或经由香港中转的内地居民能够相对方便地前往南非、毛里求斯、尼日利亚等英属非洲殖民地。
3.劳动力与商品贸易的中转站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体系的形成，香港不仅成为中国内地劳动力输往非洲的中转站，也成为中非商品贸易的中转站。作为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自由港，中国内地出口商品大部分经香港运往非洲，而非洲出口商品绝大多数也经香港运往中国内地，由此初步形成以香港为中心的中非华商网络。早期香港在中非关系中的历史角色，是以西方殖民者为中间人，华人劳工和自由移民为主体，经历了劳动力“输出—输入”中介模式向商品贸易“输出—输入”中介模式转变的历史过程。随着世界格局变化，以往由西方殖民者经香港向非洲输送“苦力”“契约华工”的现象逐渐消失，但香港与非洲的联系不仅没有减弱，反而经由香港在非洲的华商网络不断扩展，香港在中非关系中的历史角色也随之发生变化，并展现出一定的特色。
回归前香港在中非关系中的角色：独立的商贸主体
二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中非直接互动逐步增多，香港的中介地位开始下降。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封锁政策，因而新中国较少通过香港与非洲联系。自开埠以来，香港与非洲的商业贸易就一直存在，并于二战后得到加强。随着香港在非洲华商网络规模的不断壮大，香港与非洲的商贸往来变得相对独立，进而在回归祖国前的中非关系中形成独立的商贸主体地位。
（一）非洲香港华商网络的迅速发展
近代以来，华侨留在非洲的主要目的是谋生，而非移民定居，大多数华侨的谋生手段主要是经商。由于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中国内地居民与香港居民前往非洲以及建立商贸网络的过程中，香港均是重要的中转站，并由此形成非洲香港华商群体及其网络。非洲香港华商主要指在非洲从事工商业活动的香港居民（或经由香港到非洲定居的中国内地移民），“他们在经济活动中有着明显的相通性，在交往与合作中建立起盘根交错的关系，成为中国以外的华人资本群体之一。”随着香港往来非洲的航线不断增多，从毛里求斯、南非拓展至尼日利亚、加纳等地，极大地加速了以香港为核心纽带的非洲华商网络形成。
受朝鲜战争影响，香港转口贸易受阻，因而转向发展出口加工业，其与非洲的贸易额随之增多（如表1）。20世纪60—70年代，香港与非洲的贸易额有较大增长，主要体现在出口方面。1968年，香港对非洲的出口贸易额仅为3.57亿港元，1977年增加到14.91亿港元，其中转口贸易额从1968年的1.06亿港元上升到1977年的4.3亿港元，表明香港与非洲的商贸网络在这一时期得到较快发展。
表1 香港与非洲商品贸易额（1968—1977年）（单位：百万港元）
资料来源：《香港统计年鉴1978》，香港统计署，1978年，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hist/1971_1980/B10100031978AN78E0100.pdf,访问日期:2023年2月20日。
香港是连接海外的重要节点城市，以其为连接点沟通中国内地与全球的华商网络不仅具有单向的网络功能，而且具有双向流动的特点。对非洲而言，香港是沟通中国内地与包括非洲在内世界各地的纽带，具有“超级联系人”的特征，其主要通过全球华商网络发挥作用。对中国内地而言，香港在非洲的华商网络主要受家族主义、社会关系等中华文化影响，从属于世界华商网络。此外，近代中国内地居民大多通过香港去往非洲，因此非洲华侨华人或多或少与香港保持联系。可见，以香港为连接点的全球华商网络使非洲香港华商网络能够不断发展壮大。
华商网络是一个“关系性”集合体，经过长期培育、流动，华商之间的社会资本会向全球范围外溢，最终为香港乃至中国内地与海外华人之间架设桥梁。例如，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毛里求斯面临经济危机，当地华人朱梅麟（时任毛里求斯立法会议员）依靠华人企业家身份，到香港等地寻求投资，成功地将不少香港资本引进毛里求斯，并带来大量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劳工。尼日利亚则有查氏集团、董氏集团、李氏集团和华亨集团四大华人家族企业，它们成为海外香港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标杆。以上情况表明，随着港非贸易不断扩展，前往非洲的香港商人不断增多，非洲香港华商网络得以形成并发展壮大。
20世纪60—70年代，受欧美对香港纺织品贸易限制影响，非洲香港华商网络不断丰富与完善。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对新中国实施禁运，作为转口港的香港大受打击。随后港英政府决定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即由转口贸易型经济变为轻工业型经济，香港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冒起，加工出口纺织品、电子零件等产品。20世纪60年代，香港纺织业、制衣业迅速崛起，大量纺织品出口到发达国家，给这些国家的纺织业造成很大冲击。为了保护本国纺织业，限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纺织品出口，美西方国家推动在关贸总协定下引入《多种纤维协定》（MFA），并于1974年1月1日正式生效。香港纺织品出口发达国家受到很大限制，需要拓展其他市场。而得益于香港与非洲商贸网络的存在，香港纺织品转而出口到非洲地区。相关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尼日利亚已成为香港服装出口的第二大市场，仅次于美国。
（二）香港独立商贸主体角色的形成
二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中非直接合作与交流逐步开展，香港与内地发展出两种不同的对非合作路径。中国内地与非洲的交流与合作以反帝反霸为基础，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浓厚，而香港与非洲的交往则以贸易和投资为主。形成两种模式的主要原因是，香港在新中国成立后并未马上回归祖国，而是仍受英国政府管辖，这间接导致香港确立了独立的商贸主体地位。
基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新中国并未立刻收回香港，而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策略，因此香港在与非洲的商贸往来中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而在非洲国家中，香港与英联邦成员联系较多，香港人前往这些国家受到的限制更少。例如，尼日利亚华人企业家查济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将香港业务逐渐转向西非国家，不断在尼日利亚、加纳等国投资办厂。1964年，查济民在尼日利亚卡杜纳筹建了一家名为“统一尼日利亚”的纺织厂，该厂是中国与非洲在纺织业生产、管理和销售方面的第一次合作。据了解，查济民之所以选择在尼日利亚、加纳等国建厂，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语言、政策、法律等与香港类似。
与中国内地不同的对非合作路径造就了香港独立商贸主体角色。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政治与意识形态是中国对非政策的主要考量，反帝反霸求生存、求独立成为中非关系的重要基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97年回归祖国，香港的经济发展经历诸多曲折，但总体而言取得较大成就。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香港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即从转口贸易型经济向出口加工型经济转变。从1965年至1985年，香港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超过8%，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随着经济不断发展，香港资本急剧膨胀，完成资本积累的香港企业家对非投资意愿更加强烈。反观中国内地，政治利益是对非合作的首要因素，而经贸合作的意愿并不强烈。
非洲香港华商网络扩大加速了香港独立商贸主体角色的形成。通过在非洲的香港华商，众多香港企业家为追求经济利益，前往非洲开展商贸活动。自近代以来，商路畅通使香港至非洲的商贸网络逐渐成形，香港成为中非贸易的中转站、中非人文交流的节点城市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诸多非洲华人华侨捐资抗日，他们向国内输送物资基本都通过香港。二战后，香港并未马上回归祖国，但凭借已有的华商网络能够单独与非洲开展贸易和投资。这一时期非洲的香港华商经济基本与中国内地脱节，从而导致香港在中非关系中展现出独立的商贸主体特征。
（三）香港独立商贸主体角色的特点
1.中国、西方、非洲三方互动的交汇点
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后并未马上收回香港，导致香港仍受英国殖民统治，彼时香港与非洲仍保持着正常的商贸、人员往来，这意味着中国能够通过香港获得非洲资源，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美国对新中国的封锁。当香港在贸易往来、人员交流、经贸投资等方面与非洲产生联系时，可以利用英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各种资源。彼时，由于大部分非洲国家尚处于民族解放运动阶段，与中国交往尤其是经贸交流还需经香港中转。可见，香港独立的商贸主体角色使其成为中国、西方与非洲三方互动的交汇点。
2.“香港人、中国心”在非洲的体现
从社会互动、族群认同、文化亲情角度来看，非洲香港华商不仅继承了儒家文化的诸多传统，呈现出家族化、关系化的发展模式，而且尤为重视“关系”。关系性交往既可以带来理性收益，也能创造情感认同，这是香港企业家在非洲抱团发展的初衷。据了解，有的香港移民与非洲人通婚，有的担任华人社团的领袖，有的则将先进设备和管理模式带到非洲，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解决了一些就业问题，而且树立了良好的中国形象。例如，尼日利亚第一位华人酋长朱南扬，作为来自香港的华人移民，他不仅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卓越贡献，还带动香港同胞前往当地发展，并与当地人构建了和谐关系。与此同时，非洲香港华商始终保持一颗炽热的“中国心”，保持强烈的爱国情怀，保持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并大力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加强与当地人民的文化交流，促进相互理解和包容。
3.非洲成为香港移民潮目的地之一
长期以来，北美、欧洲等发达地区是香港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后来，考虑到香港经济转型的需要、香港与非洲经济互补的现实，以及非洲投资与移民政策的吸引，大批香港移民选择前往非洲发展。以南非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起，南非宽松的移民政策和优越的投资政策吸引大批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及东南亚华人前往南非“淘金”或定居。到20世纪80—90年代，在香港人心中，南非成为仅次于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移民目标国。大批香港人在这一时期来到南非定居和生活，使南非的香港移民大增。据了解，1991—1997年，每年从中国香港到达南非的移民数量就有1000多户。非洲成为香港移民的新兴目的地之一。
回归后香港在中非关系中的角色：“一国两制”下的地方主体
随着香港回归祖国，其独立的商贸主体角色发生了变化，香港逐步融进中非关系发展大局。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香港与内地加速融合，统筹于中央政府的对非合作框架。其中，最显著特征是非洲香港华商网络与非洲内地华商网络融合，进而形成独特的非洲粤港澳华商网络。此外，香港保留了与非洲的经贸关系，扮演了“一国两制”下的地方主体角色，既融入国家对非合作大局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一）香港回归及非洲香港华商网络的扩展
香港回归祖国后，被中央政府纳入对非政策框架中，但仍维持着“中国内地—中国香港—非洲”三角经贸关系。这既丰富了“一国两制”的实践内涵，还展现出香港特色。自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非关系逐步进入经济为核心，政治、外交、文化、安全等多领域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新时期，随着中非合作水平大幅提升、合作领域大幅扩展，作为祖国的一部分，香港逐渐参与中央政府对非战略框架，呈现出与内地深度融合的趋势，如积极参与中非共建“一带一路”项目。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内地经济快速发展，香港能够更多地参与中非经贸活动，由中国内地输往非洲的转口贸易，更让香港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中非直接贸易随之增多，在中央政府统筹及特殊关怀下，香港获得大量机会参与中国对非合作项目。同时，利用中非合作论坛、“一带一路”倡议等对非合作平台，更多的香港企业将目光投向非洲。例如，香港联运能源控股公司就参与过多个中国对非投资项目，包括卢旺达水利水电项目、保罗马水电站、鲁帕塔水电站以及佛得角国家电力公司私有化项目等。可见，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由中央政府统筹安排，港非合作的范围与内涵都得到极大扩展。
进入新世纪后，大量中国内地居民涌入非洲，推动非洲香港华商与内地华商融合，不仅能够丰富中非关系的内涵，还能在二者之间实现优势互补。以南非为例，香港回归前，南非华侨华人主要从事服装、鞋帽、箱包、眼镜等商品的零售与批发，也有部分华商从事进出口贸易。其中，作为稍早到达南非的香港移民，他们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和较成熟的社会网络，与后来的中国内地华商形成优势互补。因此，随着中国内地华商进入非洲，非洲香港华商网络逐渐形成涵盖粤港澳地区的华商网络扩大版。例如，南部非洲粤港澳总商会、尼日利亚粤港澳总商会等组织相继出现，加速了非洲粤港澳华商的融合。可以说，回归祖国扩展了香港对非合作的范围与内涵，加速了非洲香港移民与内地移民的融合。
非洲香港华商获得经济成功后，往往会为促进中非交流贡献力量。有的华商担当领导，为非洲华人华侨解决困难。有的华商则成为领事保护联络员，为维护非洲华商利益四处奔走。例如，来自香港的喀麦隆韦德集团总经理庄先生，就担任喀麦隆木材协会会长职务，他捐资建设了喀麦隆杜阿拉华人活动中心。2018年1月，南部非洲粤港澳总商会成员、广东人郑先生，在南非西北省遭遇抢劫，被送到医院抢救，通过当时南部非洲粤港澳总商会会长陈玉玲等人帮助，郑先生成功脱离生命危险，并被运送回国继续治疗。非洲香港华商的善举数不胜数，他们的行为客观上加速了香港移民与内地新移民的融合，反映出香港与内地一家亲的本质。
（二）非洲香港华商与中国内地华商的融合
从2000年到2018年，中非贸易额从105亿美元上升至2042亿美元，港非贸易额也从2003年的181亿港元上升到2018年的近650亿港元。总体上，2003年港非贸易额占中非贸易额的近20%，但2018年港非贸易额仅占中非贸易额的5%左右，表明香港在中非经贸关系中的地位下降，因而需要与内地进行产业结合，共同促进对非贸易与投资。基于非洲国家开放的经济环境以及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中国内地居民移民非洲，并逐渐成为非洲华人华侨的主力军。相较于香港华商，中国内地华商到达非洲的时间较晚，需要重构社会网络满足社会生活的需求，因而稍早到达非洲的香港华商就成为内地华商的学习榜样与合作对象。
因故乡地理位置接近和语言相通，香港华商与广东华商逐渐融合，形成以粤语为纽带、岭南文化为底蕴的地域性行业社团——非洲粤港澳商会，极大地促进了香港华商与内地华商的合作。其中，在南非成立的南部非洲粤港澳总商会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商会成员来自香港、澳门以及广东。成立20多年以来，商会以服务粤港澳移民为重点，以“凝聚侨心、集聚侨力”为工作中心，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中非友好交流合作，构建和谐侨社，积极维护华侨华人权益，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做出了应有贡献。”除南非外，尼日利亚粤港澳同乡总会也是典型代表，该同乡会充分发扬爱国爱乡精神，在联谊乡情、帮助乡亲分忧解难、促进拉各斯和谐侨社建设、支持总领馆工作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非洲粤港澳商会的产生，加速了非洲华商网络的建设，并为增进中非友谊、促进中非民间交往贡献了力量。
南非、尼日利亚粤港澳商会的成立，与两国华商的规模有关。南非、尼日利亚以及中国香港曾被英国殖民统治，香港企业家前往这些国家投资不受语言、政策束缚。前文提到，尼日利亚是20世纪70年代香港纺织品的主要进口国，而南非优惠的投资与移民政策也吸引众多香港投资和移民。经过多年发展，南非、尼日利亚等国的香港华商不断增多。2007年，在南非的中国香港、澳门与台湾移民数量就达到5万人规模。可见，非洲的香港人、澳门人与广东人逐渐融合，不仅形成了融入中非合作框架的非洲粤港澳商会，还为粤港澳三地华侨华人提供了各种资源，更向世界展示了香港、澳门与内地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事实，有力维护了祖国统一。
（三）非洲粤港澳商会产生的意义及影响
非洲粤港澳商会的产生，不仅能够促进香港华商与内地华商的融合，还极大地扩展了中非合作的内涵，使香港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推动香港参与中非合作
非洲粤港澳华商群体以粤语为纽带、传承岭南文化为共同特征，将来自香港、澳门、广东的移民紧密团结起来，对外始终作为一个团体而存在，不仅搭建起三地移民相互融合的平台，也为香港参与中非合作提供便利。在中非合作框架下，非洲粤港澳商会积极助力非洲华商参与国家对非合作项目。例如，香港参与了“一带一路”民心相通、“香港青年新跑道计划”等中非人文交流项目，不仅为香港人民与非洲人民提供更多的交流渠道，而且增强了香港人民对中非交流成果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并为促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增加中非人文交往提供重要支撑。
2.增加非洲香港华商的社会资本
非洲粤港澳商会的成立与发展，亦是非洲粤港澳华商拓展社会网络、增加社会资本的重要手段。随着中非关系日益紧密，中国对非投资力度不断加大，香港华商融入国家对非合作大局的趋势愈发明显。香港华商与广东华商的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非洲粤港澳商会，不仅加快了香港融入祖国对非合作框架的速度，获得更多发展机会，还极大地增加了香港华商的社会资本，如关系网络、个人信用等。此外，香港华商还能与内地华商建立合作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增加他们获取经济利润的能力，进而实现互利共赢。
3.呼应国内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随着国家启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开始提速，非洲粤港澳商会的形成与发展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对接非洲产业转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众所周知，中非经济具有较强互补性，在非洲粤港澳商会推动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商品在非洲很受欢迎。2015年，粤非贸易额达到前所未有的431.3亿美元，港非贸易额亦在2018年突破650亿港元，这些数据表明粤港澳大湾区与非洲建立了活跃的经贸网络。此外，越来越多的非洲商人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寻求商机，他们分布在广州、香港、佛山、东莞等地，为促进中非贸易以及人文交流作出重要贡献。
总体而言，作为地域性社会团体，非洲粤港澳商会对于团结香港、澳门及广东华商具有重要作用。非洲粤港澳商会不仅拓展了中非合作内涵，同时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对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连接作用。随着香港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华商不断与内地华商融合，香港成功确立其在中非关系中的新角色，即“一国两制”下的地方主体。这一角色不仅具有“两制”特色，更包含“一国”的基本前提。因此，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安排下，香港一定能为促进中非关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结语
本文以华商网络为核心，讨论了香港在中非关系中的历史角色及其转变历程。不论是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强行拉拽下成为中国内地连接非洲的中转地，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独立的商贸主体与非洲进行贸易、投资与人员往来，抑或是回归祖国后演变成为“一国两制”下的地方主体，香港在中非关系的历史变迁中始终有其独特的历史定位，侧面反映出中非关系日益紧密以及祖国日益强大的事实。因此，虽曾受英国殖民统治，但就中非关系而言，香港从未离开过祖国。在非洲的香港华商也始终怀着“香港人、中国心”的身份认同，保持着团结互助友爱的中华文化精神，通过与内地华商融合，形成粤港澳商会这样的地域性行业团体，而非洲粤港澳商会反过来又可以促进国内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总体而言，香港作为中西方交汇的地方，客观上加速了中非交流与互动，其中香港华商及其网络作出了重要贡献。
(责任编辑：贺杨)
(本文刊发于《中国非洲学刊》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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