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孙文（1866-1925）
壹
学医
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医学出身的孙文已经四十三岁，本是不惑的年纪，可每当事业上遇到瓶颈时，他还是会想起作为大清子民时，去天津拜谒李鸿章的情形。
那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而立之年的他走在天津城的大街上，略显清冷。天津的繁华他无意欣赏，他知道，他要找一个人、办一件事，这才是他孙文真正的使命。
1866年11月，孙文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年轻时的孙文，心中的偶像是广东花县的老乡洪秀全。在孙文成名之前，清廷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对清朝统治而言，广东人简直是一颗定时炸弹，洪秀全、孙文，以及康、梁等人，个个都不是乖乖听话的顺民。当年奕譞临终前告诫儿子光绪几个注意事项，其中之一就是慎用广东籍官员。在清廷面前，“广东”二字仿佛成了烫手的山芋，慈禧对此感触颇深。
孙文十三岁那年，跟随母亲去檀香山投奔哥哥孙眉，在当地接受西方教育，后来因与孙眉思想不和回到中国。1887年，孙文进入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他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段学习经历，他竟然与当朝的红人李鸿章产生了交集。
当时老李偶染微恙，久经中药调理，成效甚微，便请来该校的教务长孟生。孟博士以西法治疗后，李鸿章的病很快好了，借着这个机会，孟生请他做西医书院的名誉董事长，老李欣然接受。
1892年，孟生向李鸿章推荐了两名品学兼优的应届毕业生，希望老李能开个后门，给他们找个差事。既是同事，面子是要给的，李鸿章爽快地答应了，表示可以先来北京做个五品候补，俸禄暂时每人每月五十两银子，等有了空缺马上就能上任。李中堂还算上心，给两人安排好工作之后，又给兄长、两广总督李翰章写了封推荐信，让二人到他那里办一下手续。
数日后，两人来到两广总督署。可事情好像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自古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跑龙套的办事员不但脸难看、事难办，还拿进京文件作为交易，处处刁难他们。这两位接受西方教育的年轻人显然对当时中国的官场文化了解不够，或者根本就是嗤之以鼻，不信那个邪。办事衙役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们半天，两个人大眼对小眼，并没有心领神会地要“意思意思”的意思。小吏们生气了，你俩是火星来的吧，一点规矩都不懂，是脑子不开窍，还是对我们无视？所以，对这样不识时务的小年轻，他们表示爱莫能助。
这二人其一叫江英华，另一位便是孙文。
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期间合影，左二孙文，左三陈少白
贰
渊源
两位涉世未深的愤青碰壁之后，越发看官场不顺眼，一气之下，索性不干了，孙文第一次成为大清公务员的机会就此错过。
毕业后的孙文干了老本行，开了个诊所，1892年9月去澳门发展，受当地同行排挤，次年又将事业从澳门迁回广州。看病拿药之余，孙医生还多次下乡为产妇接生，因手法高超，有时还不收钱，在当地博得不错的口碑。也正因如此，他的诊所生意并不乐观。
在此期间，孙医生还听说了一个叫康祖诒的人，后来改名叫康有为，在他的万木草堂，孙文陈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并向康祖诒表达了结交意愿。可姓康的不识抬举，说结交可以，但要先递学生贴，言下之意是要孙医生先拜他为师，向他执弟子之礼，后来甚至蔑称老孙为“江湖郎中”。区区一个屡考不中的大龄秀才，好大的口气，孙文当即拂袖而去。光蹲级都蹲了二十年，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上过几回书吗，你会我也会。
1894年春节前夕，孙医生的生意难以为继，他索性关掉诊所，弃医从文，在家搞起了创作。孙文首次投资失败，宣告他两年行医生涯的正式结束。
十多天后，他拿着一篇长文出现在陈少白面前。孙文和陈少白关系很铁，两人价值观相同，脾气也相投，更是西医书院的校友，连他的妾室陈粹芬都是小陈介绍的。孙文这篇七八千字的文章，准确地说是一封信，名字叫《上李傅相书》，这位李傅相，就是当朝大佬，李鸿章。这并不是孙医生心血来潮，而是他闭关十多天潜心完成的作品。孙文在读书期间就是个文青，时常写一些小文章，那时他关注的更多是农业，如今这次转型，他并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孙先生为什么想到上书李鸿章呢？
老李办洋务多年，在当朝的一品大员中，思想相对开放，更重要的是他位高权重，如果能听从自己的建议，从中央自上而下进行一场变革，大清就有希望了。对于一个没有功名的从医人员来说，若要获朝廷重用，谋取进身之阶，似乎也只有上书这条路可走，别的不说，康有为就是个榜样。何况他们之间还有过一段渊源，孙文心想，李鸿章应该对他还有印象。
在孙医生专心写作的这些天，他旁边还有一位得力助手陆皓东，后来的青天白日旗，就是由他设计。陆皓东是孙文的同村老乡兼小学同学，年纪不大，却已经小有成就，在广东顺德跟人合伙开了个公司，后经孙文一番怂恿，陆老板索性退股不干了，一心跟着老孙干大事。
文章写好了，送到李鸿章手里才是关键。
福照楼客栈，1900年庚子事变中被毁
叁
上书
1894年5月，孙文找到曾在香山海防任职的魏恒，欲让他从中牵线，引荐自己给他的朋友盛宙怀，盛宙怀再找他的堂兄盛宣怀，最后由盛宣怀将信转交给上司李鸿章，这样或许能走得通。没有袁世凯那样的家庭背景，孙文只能选择这种山路十八弯的迂回路线。
6月，孙文携魏恒的引荐信来到上海找盛宙怀。见到这位热血青年，盛表示可以帮忙。
在上海，孙文还拜访了当时比较有名的郑观应。两人是香山老乡，认识也有些年头，孙文的《上李傅相书》就是参照老郑的《盛世危言》写成，无论中心思想，还是段落大意，几乎没什么变动，而《盛世危言》也收录了孙文的《农功》，当时署名孙翠溪。在郑观应家，孙文结识了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王韬。王韬是个写文章的老手，据说中过太平天国的状元，孙文马上拿出疏信请王院长润色。帮小孙修改完作文，王韬又向他推荐一人，说有这个人帮忙，事情或许更好办一点。此人名叫罗丰禄，是李鸿章的秘书。有王韬写给罗秘书的介绍信，再加一个盛宣怀，孙文觉得，有这两位幕僚联袂举荐，和李鸿章面对面交流应该万无一失。
孙文与陆皓东来到天津，寄寓在法租界的佛照楼客栈。走在天津街头，孙文心中有一点点不自信，笼罩在天津上空的某种气息，更让他感觉到一种剑拔弩张。
一切还是未知，走一步算一步吧。
孙先生的这篇文章是有写作技巧的。在信中，他首先分析了天下大势，“当今风气日开，四方毕集，正值国家励精图治之时，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见所知，指陈时事，上诸当道，以备刍荛之采”；随后送了李中堂一顶高帽，“伏维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犹所不辞”；再激烈抨击大清入关以来的“造反派”，“明之闯贼，近之发匪，皆乘饥馑之余，因人满之势，遂至溃裂四出，为毒天下”。骂李自成闯贼也就算了，可作为洪秀全的铁杆粉丝，偶像一下子成了“发匪”，这思想转变得也确实快了点。
后来，孙文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孙中山以后，他把这次上书称为“以窥清廷之虚实”，并始终自称“洪秀全第二”。也就是说，洪秀全在他心中的偶像地位一直不曾动摇。在《建国方略》中他也提到：“余自乙酉（1885）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
以孙文数次起义、屡败屡战的毅力，其意志之坚定固然不容置疑，也一直拿洪秀全做榜样。然而，即便说法成立，他也有一个思想转变的界线，那就是从上书失败之后，孙文才真正转型为一名职业革命者，将洪秀全未竟的事业作为毕生的政治追求。
是年11月，孙文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正式与清廷决裂。孙文此举，在于其维新遇挫和对清廷体制的绝望。当然，和洪秀全一样，也不能排除他对两次进身失败的心灰意冷。按照史家胡绳的说法，他的上书“显然决不是为了革命”，而是要“求知于当道”，通俗点说，也就是为了做官。
话已至此，说明孙、陆二人在旅馆的等待落空了。
陆皓东展示青天白日旗设计稿
肆
革命
李鸿章看完罗丰禄转交的那封信，觉得虽有维新思想，但新意不大，无非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些道理他十几年前搞洋务时就知道，赶上此时朝鲜东学党内乱，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心力交瘁的老李也就将疏信置之一旁了。而另一位引荐人盛宣怀，读完堂弟盛宙怀的信函后，仅在信封上写了“孙医士事”四个字，压根没向李鸿章提起这茬儿。
按照常理，孙文这封信既有时局分析，又有歌功吹捧，同时不忘对“乱匪”言辞抨击，心理学上无懈可击，应该可以成功。奈何当时老李萦怀于中日战事，只能怪他时运不济。
心情沮丧的孙文回到上海，遇见了老朋友宋嘉树。在他这位未来岳父（宋氏三姐妹之父）的帮助下，孙文的这篇文章在《万国公报》发表，文章改名为《上李鸿章书》。随后，孙文由上海远赴檀香山，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兴中会建立后，陆续在多地成立分会，会员达百余人。在哥哥孙眉和华人华侨的资助下，孙文很快募集到一笔起义经费，打算以进退相对自如的英属殖民地香港为基地。1895年2月，兴中会与辅仁文社合并，成立香港总会，首任会长是有“近代革命第一人”之称的杨衢云。总会商定，于重阳节举事，如果起义成功，创立新政府，选孙文为总统。
前一日晚，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荒诞的是，这“东风”不是别的，正是起义用的枪支弹药。
玩笑开大了！
眼看马上就要开打，打架的家伙竟然压轴出场，关键时候有个镰刀锄头也好啊，问题是，连生产工具都找不到。
谈不上起义失败，甚至谈不上起义，简直就是一场黑色幽默。
风声走漏后，清兵迅速赶到，面对手无寸铁的党人，事情很快摆平。
在这次起义中，陆皓东不幸被捕，英勇就义，被孙文称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之第一人”。孙文本人也被清廷通缉，自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涯。
第二天晚上，孙文扮女装逃往香港，被香港当局下令五年内不得入境。其夫人卢慕贞与儿子孙科、长女孙娫由香港连夜逃往檀香山。四日后，孙文和陈少白离开香港，东渡日本。在那里，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中山樵。
从上书维新走到今天，孙中山多次发动起义，屡战屡败却矢志不移。对于当时的中国，收获不是起义带来的冲击，而是孙文在筹款与辗转过程中，将革命的火种撒向了全国各地。换句话说，他提升的是革命党与日俱增的软实力。老孙本人也在逃亡路上，由“通缉犯”逐渐走向国际，成为中国革命界的精神领袖。这一切，得益于媒体，更得益于时势。
李鸿章没有成全孙文，革命潮流成就了孙中山。
时光东流，斯人已逝。十几年过去，大清仍是积弱不堪，孙文已经由当年的改良派成长为海内外皆知的革命者孙中山。而大清帝国，最终将在两年后的风雨飘摇中，由另一位不愿革命的实力派人物亲手将它埋葬，以完成时代赋予他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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