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是一种音、形、义紧密结合的文字。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经历过从甲骨文、金文到楷书、行书等的多次变化，接受了来自大江南北的多种文化的滋养。因而"博大精深"，用来形容如今全球各地都可见到、听到的中文，实在贴切。

不过在两千多年前，也就是尚未出现统一王朝，各个诸侯国还"各自为政"的周代，语言文字和分布于各地的诸侯国一样，也是"各过各的"。

语言文字的客观差异

"因地制宜"，这是语言一直存在的一个特性。就像如今我国各地依然存在方言一样，先秦的语言也有地域的差别。《礼记·王制》就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

从整个文化大环境的角度考虑，语言差异也是难以避免的。以中原文化的代表《诗经》和南方文化代表《楚辞》为例，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不同文化背景下语言的差异。

中原更强调祖先崇拜，因而《诗经》的"大雅"和"三颂"就充满了时人对先祖的追思。而南方更强调自然崇拜，因此《九歌》、《国殇》、《礼魂》等即涉及人鬼，又涉及天神地祗。

中原因政治斗争激烈而更加务实入世，审美更倾向含蓄和谐，而南方因自然山野生活而更玄想超越，审美更倾向奇崛铺张……因此我们仅从字面，往往就能判断出一句诗词到底是出自《诗经》还是《楚辞》。

于是面对语言文字存在差异的客观事实，先秦的人们为了有效沟通，也想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

口头语言不通的应对办法

就像我们在自己的家乡常常说着方言，但在其他地方或面对外地人时，我们又以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为交流工具一样，古代也有"官话"。

周代的"官话"，即"雅言"，最初由周王室使用。在王朝建立后，周就在推广统一的语言文字。不过推广和学习"雅言"的，基本集中在社会上层。是故这场统一文字的活动没像秦朝"书同文"一样对整个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而除了周天子直接派遣外史掌书外令等官员去各个诸侯国开展宣传教学，中央还设立了"译官"。如果说外史掌书外令是把"雅言""输出"到诸侯国，那么"译官"就是把诸侯国的语言吸收进"雅言"。

是故尽管先秦时各地语言不通，楚国的方言在中原人耳中甚至如同"鸟语"，但在统治阶级，人们基本还是能够消除语言障碍。毕竟周王室要统治这些诸侯国，是绝不会允许他们连自己的命令都听不懂的。而往后秦汉统一推行"官话"，也是借鉴了周王朝推行"雅言"的做法。

文字不同的应对办法

最基础的口头语言都会有沟通困难的问题，那象形、会意颇多的汉字，就能不用说了。但因为口头语言和文字联系紧密，所以在推行"雅言"的时候，周王朝也在推行标准字体。太史籀奉命所写的《史籀篇》，就是周宣王时期的一篇标准"字帖"。

不过因为受众囿于社会上层，最后我们也见到，战国末期各国就连写个"马"字都是花样百出。直到后来秦始皇大刀阔斧地统一全国文字，这种情况才真正有所好转。

所以和推行"雅言"一样，先秦这些解决文字差异的办法效力有限。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为后世"书同文"提供了宝贵经验。我们如今说着同样的"普通话"，写着同样的汉字，都离不开先辈们的尝试。

语言文字背后的思维方式本质相同

说到底，我国语言文字存在地域差异是在所难免，且这对于文化多样性还有重要积极意义。但我们之所以也能"书同文"，根本原因则是我们的文化虽有地域差异，但本质相同。

语言文字，产生于人们的劳动。而劳动，又意味着实用和经验。再进一步，语言文字也好，劳动也罢，都处于并作用于我们的社会。因而我国语言文字的发展，与传统的"社会、实用和经验（体证）三位一体"的实践思维方式是密不可分的。

前面我们提到，以《诗经》和《楚辞》为例可以看出先秦南北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出南方巫术思维和北方理性思维的差别。

但无论是哪一种思维，其基本架构都是"社会、实用和经验（体证）三位一体"。因而从思维本质上来说，各地语言文字虽有不同，但它们更像是同一棵树的不同树干，而非相互彻底的独立。

语言文字是人类交流的工具。如果这个工具用起来不够"顺手"，那么人们势必会对其进行改良。我们也无法断定地球将来会不会有一种全球通用的语言。但在我国，只要方言还存在，先秦传下来的"书同文"之策就一定还有它的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