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帝三年，汉帝国爆发了一场以吴王刘濞为首的，旨在推翻中央政权的藩王叛乱，史称“七国之乱”。三个月后，叛乱就被周亚夫平定，时间虽然不长，却暴露了汉帝国初年，中央政府与藩王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
严格意义上讲，“七国之乱”应该叫“十国之乱”，汉帝国为了淡化矛盾，只对参与了叛乱的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七王进行除国惩罚外，对齐王刘将闾、济北王刘志和淮南王刘安，三位政变未遂的王爷，采取了淡化处理的方式。
“七国之乱”爆发时，西汉帝国共有诸侯王二十二位，十位卷入其中，难怪叛乱发生时，汉景帝不惜诛杀晁错，企图与诸侯王媾和。
“七国之乱”爆发的根源，除了大家熟知的政治因素——削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汉文帝一系与刘氏旁系之间的家族私仇！
“七国之乱”爆发的政治因素：削藩引起的国仇
众所周知，削藩令是“七国之乱”的导火索，叛乱发生前，楚王刘戊被削东海郡，赵王刘遂被削常山郡，胶西王刘卬被削六县。叛乱的首领吴王刘濞，当时虽然还未被削藩（计划削其豫章郡和会稽郡），原因是他过于强大，中央政府投鼠忌器，一直没有形成统一意见，而非不想削。
削藩问题，最早在汉文帝六年淮南王刘长叛乱后，就基本成为朝廷共识。为何要削藩？因为汉帝国建立之初的政治平衡三角已经打破！
从刘邦驾崩后，至汉文帝即位前，汉帝国政治生态中有三股势力：功臣派、外戚和藩王。吕氏外戚在吕雉去世后被剪除，随着周勃、陈平等功臣派被夺权或者老去，这一派势力也基本消亡，政治矛盾已经演变为藩王势力对皇权的威胁。
藩王势力有多大？我们看一下史料如何记载：
- “（诸侯王）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汉独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至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西汉初年，天下约有一百郡，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只有十五个郡，其中还包括很多公主列侯们的食邑。诸侯王自置百官，僭越天子，俨然独立王国。
- “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 ”——《汉书•刘濞列传》晁错语录。
齐国、楚国和吴国，这三个庶支诸侯王就拥有天下一半的城池，造成了强枝弱干的局面。
更要命的是，汉文帝一系原本也不是嫡系，他以代王庶支身份登基，又引发了一段嫡庶之争的家族恩怨。
“七国之乱”爆发的私人恩怨：宗族内部的家恨
这都是诛灭吕氏外戚的副作用。
我们知道，汉惠帝刘盈有六个儿子，汉室嫡系一脉本来可以传承，他的儿子们不是被吕后害了，就是在诛灭吕氏的政变后，被功臣派们全部杀光了，造成嫡系断绝。汉文帝以庶系身份变嫡系，带来没完没了的家族恩怨。
首先是嫡系与齐王系的恩怨。
第一任齐王刘肥是刘邦与曹寡妇的私生子，虽是长子，却是庶出，晁错甚至不客气地称之为“孽子”。刘邦在举兵前忙于混江湖，耽误了终身大事，所以他登基后儿子们都很小。为了对付异姓诸侯王，已成年的刘肥被推向政治前台，接替韩信当了齐王，成为天下封地最广最富有的诸侯王。
在诛灭吕氏的军事行动中，刘肥的三个儿子刘襄、刘章和刘兴居，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按理来说，刘襄是皇位毫无争议的继承人。可是功臣派抛弃了刘襄，给齐王系与汉文帝一支的内斗埋下了祸根。
汉文帝还做了一件事，也加重了两系的矛盾。政变前，陈平周勃等人对刘章刘兴居许诺，平定诸吕后，刘章封赵王，刘兴居封梁王。结果却是汉文帝不承认陈平周勃的承诺，把赵国封给了前赵王刘友的儿子刘遂，把梁国封给了自己的儿子刘揖。却从刘襄的封地里，割出城阳郡和济北郡，封给刘章和刘兴居。
虽说汉文帝迫于齐王系过于强大，不得不如此，但是背信弃义的做法，也让齐王一系深恶痛绝！汉文帝三年，刘兴居率先发难，举兵反叛，点燃了齐王系与嫡系的第一次战火。
“七国之乱”中，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和政变未遂的齐王刘将闾、济北王刘志，都是刘肥的儿子。
刘肥十三个儿子，九位封王，除了已经去世的刘襄、刘章和刘兴居，其余六位都卷入了“七国之乱”！
其次是嫡系与淮南王系的恩怨。
宗室第一任淮南王刘长，是刘邦的第七个儿子，也是平定诸吕后，刘邦仅剩的两个儿子之一（另一个是汉文帝刘恒）。按理来说，刘长也是皇位的候选人之一，他毕竟是吕雉的养子，占有嫡系身份。不过政变针对的是吕氏，刘长必须政治站队，与吕雉隔断关系，如此一来，他也不存在嫡系的身份了。
刘长落选皇位后，估计心里也不大平衡，非常骄横，对汉文帝从来不称“陛下”，而是叫“大兄”，出入用天子仪仗，中央派来的官员一律不用，自己发布命令一律称制，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刘长完全把自己当做了第二个皇帝，没拿汉文帝当回事。
汉文帝六年，刘长终于正式举兵谋反。谋反失败后，刘长在流放途中绝食身亡。
六年后，一首民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给汉文帝扣上了“阴杀”刘长的帽子，埋下了淮南王一系，与汉文帝一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家族恩怨。
“七国之乱”时，刘长的儿子淮南王刘安，已经做好了参与叛乱的准备，不料却被国相欺骗，夺了兵权，被监视起来什么也做不了，幸运地躲过了惩罚。
最后是嫡系与吴王家族的恩怨
吴王刘濞是刘邦的二哥刘仲的儿子。“种田能手”刘仲不善治国，被封代王后，因为打不过匈奴，弃国逃生，被刘邦废黜。
- “黥布反，高祖自将往诛之。濞年二十，以骑将从破布军。荆王刘贾为布所杀，无后。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填之，诸子少，乃立濞于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
英布造反，刘贾被杀，刘邦因为儿子们太小，不得已启用刘濞为吴王，镇守吴地。刘邦其实对刘濞并不放心，觉得他“若状有反相”，特地警告他：“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无反！”
刘濞与汉文帝一系的家族恩怨，起源于汉景帝刘启做太子的时候，一次荒唐的行为：
- “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于是遣其丧归葬吴。吴王愠曰：‘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复遣丧之长安葬。吴王由是怨望，稍失籓臣礼，称疾不朝。”
皇太子和王太子下棋，因为一点争执，皇太子刘启，用棋盘砸死了吴王太子！刘濞对儿子的死愤恨不已，竟然将送回来的灵柩，又送回长安，让汉文帝难堪，并从此不再进京朝拜。
面对杀子仇人，刘濞造反义无反顾地充当了带头大哥！
“七国之乱”后诸侯王大变脸：国仇家恨一扫清
“七国之乱”后，淮南王刘安躲过了惩罚；济南王刘辟光以自杀，保住了家族的王位；济北王刘志被移封地盘更小的淄川国。
相对于保住王爵的三王，其他七位直接参与人就惨了，他们全部自杀或被杀，封国一律被剥夺。
吴国：废吴国，改江都国，汉景帝第五子汝南王刘非移封江都王；
- 楚国：改立刘邦四弟刘交的儿子刘礼为楚王；
- 赵国：废赵国为郡，两年后改立汉景帝第七子刘彭祖为赵王；
- 济南国：废济南国为济南郡；
- 胶西国：改立汉景帝第五子刘端为胶西王；
- 胶东国：改立汉景帝第十子刘彘（即汉武帝）为胶东王；
- 庐江国：济北王刘志移封淄川王，衡山王刘勃移封济北王，庐江王刘赐移封衡山王，庐江国废国为郡；
除此而外，又增设一王，移封一王：
- 中山国：新立中山国，封汉景帝第九子刘胜为中山王；
- 鲁国：新设鲁国，移封汉景帝第四子刘余为鲁王；
- 淮阳国：废淮阳国为郡，移封淮阳王刘余为鲁王。
这么看有点乱，我们将“七国之乱”前后的藩王做一个分类，就一目了然了：
“七国之乱前”二十二王：
- 齐王系七王：齐国、城阳国、济北国、济南国、淄川国、胶西国、胶东国；
- 淮南王系三国：淮南国、衡山国、庐江国；
- 吴王系一国：吴国；
- 汉景帝儿子六国：河间国、广川国、临江国、汝南国、淮阳国、长沙国；
- 汉文帝儿孙二国：梁国、代国；
- 其他：燕国、赵国、楚国。
以上二十二王，汉景帝可依靠的嫡系仅有自己的儿子六王，和弟弟梁王刘武、侄子代王刘登，合计八王。这八王中，除了梁国实力雄厚外，其他诸王相对比较弱小。
“七国之乱后”十九王：
齐王系三国：齐国、城阳国、淄川国；
- 淮南王系三国：淮南国、衡山国、济北国；
- 汉景帝儿子九国：河间国、临江国、鲁国、长沙国、赵国、江都国、胶西国、胶东国、中山国；
- 汉文帝儿孙二国：梁国、代国；
- 其他：楚国、燕国。
以上十九王，汉景帝可依靠的嫡系为自己的儿子九王，和弟弟梁王刘武、侄子代王刘登，合计十一王。
“七国之乱”前，汉景帝以八个嫡系诸侯王，面对十三个恩怨家族藩王，“七国之乱”后，变成了十一个嫡系诸侯王，面对六个恩怨家族藩王，前后对比，势力强弱翻了个个。
“七国之乱”——汉初政治格局的急转弯
从以上分析可以明显看出，“七国之乱”既是一场由削藩引起的政治动乱，又是一场嫡系变动后，嫡庶之争引起的家族私怨纷争，这场动乱事关汉帝国中央政权的长治久安。
“七国之乱”初期，汉景帝从实力上看，远不如反对派的藩王，如果不是周亚夫战略得当，战争一旦被拖入漫长的拉锯战，中立的诸侯王蠢蠢欲动，局势很可能急转直下。这就不难理解，当初汉景帝宁可选择抛弃晁错，也要争取媾和的举动了。
“七国之乱”的平定，完成了汉帝国三个重大转变：
一是稳固了汉文帝一系作为皇嗣嫡系的正统地位。
西汉历史上，被后世公认，具有庙号资格的有四位皇帝：太祖刘邦、太宗刘恒、世宗刘彻、中宗刘询。汉文帝刘恒之所以获得太宗的庙号，而不是汉惠帝刘盈，除了汉文帝个人突出的贡献外，他还是皇嗣从刘盈一脉，转移到刘恒一脉的始祖，即便他的政绩不突出，他也必然获得太宗庙号！当然，前提条件是压制住庶系藩王之乱。
“七国之乱”严厉打击了庶系藩王们的势力，随着汉景帝的儿子们分封封国，庶系藩王势力迅速缩水，嫡系正统地位再也无法挑战。
二是借机削弱藩王权力，使诸侯国永远丧失对中央政府的威胁。
西汉开国初年的分封制是“实封”，不像西汉末年的“虚封”。所谓实封，就是诸侯王对封国有管理权限，虚封的诸侯王，只能从封国获取一定比例的赋税作为供奉，不能参与封国的管理。
“七国之乱”后，藩王的官员任免权限全部被剥夺，赋税征收也由委派的官员执行，诸侯王被砍断了经济动脉。此后，中央政府对藩王管理越来越严格，诸侯王失去了任何参与政治的可能性，萎缩成一条标标准准的“寄生虫”！
三是为汉武帝的独裁政治扫清了障碍，也为士族阶级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七国之乱”后，宗族势力基本丧失，功臣集团也已退出历史舞台，以及外戚势力依附特性的短板，让汉初三大政治势力都画上了句号。
一个皇权时代即将到来，一个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大独裁者汉武帝，就是在这个历史环境下崛起的。
拱卫皇权势力的士族阶级，也伴随着汉武帝的支持，在政治势力的空白期茁壮成长。一百多年后，他们终于破茧化蝶，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生命力最旺盛的士族集团，盛装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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