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1861-1911)及其书法
在洹上，下野归隐的袁世凯接触的人不少，却从未表露过出山的想法，不是“不足再言功名”，就是“愿长作乡人，以了余年”。做个笔友谈谈天气可以，偶尔聊几句政治也行，眼看别人正兴致高涨，一问到那个敏感的问题，老袁忽然保守起来，什么“病眼昏花”“常患头眩心悸”“精神日见颓靡”，“不足再言功名事业”，说完再应景感叹一句：唉，岁月无情，“亦衰朽之一端也”，不服老不行了。莫说是关系一般的人，就是对老友端方也是这个语气。
通过端方，袁宫保与有过嫌隙的盛宣怀搭上了线。当初他从盛宣怀手中夺取邮政、铁路、矿业、通商等多项大权，保障北洋的财政供给，老盛内心极度不满，有时还在屋里破口大骂，以解心头之愤。如今这姓袁的主动示好，还夸他实业办得不错，盛宣怀心软了，一个搞实业的能手对自己这般肯定，又主动冰释前嫌，我有什么理由拒人于千里之外呢？
老袁写给盛宣怀的信是有一手的。一开头便用马丁·路德·金的口吻说，我有四个梦想：一是收复海关，总司改用华员；二是收管邮政，不可附于税政；三是掌握铁路，以备国防交通；四是大兴实业，隐以抵制强邻。这四愿，“杏老（盛字杏荪）任事数月，已举其二，才略高下，判然可见。惜从前误听人言，又为人所持，未得与此老平共谋之，成此大举，悔不可追。但几衰病日增，不足再言功业。惟有将杏老三大举笔之于书，藏沽名山，以志景佩而示后人”。
通篇读下来，哪里是什么和好的话，分明是专门写给老盛的表扬信。尤其是最后那句，意思是说，目前我能做的也只有将杏老的功绩编册成书，藏之名山，让后人去瞻仰了。确实够肉麻。
端方将信转达给了盛宣怀。
既是老友，他自然明白老袁的意思。
不久，端方南下四川督办川汉铁路，途中路过彰德，给老袁带来了盛宣怀的回信。盛在信中也肯定了袁的能力和政绩：“回念庚子以后，公扬历十年，禁烟（世人多知其废科举、兴教育、练新军、搞新政，其实禁鸦片也是袁氏一举）、废八股、兴学、练兵，大端悉举，方之历朝贤将相，罕有其匹。际此时局益艰，跂盼东山再起，宏此远谟，岂异人任。”从内容看，盛宣怀原谅了老袁，毕竟都是人才，惺惺相惜是难免的，两人不仅消除了误会，后来辛亥事起，盛还建言起用袁氏，为老袁复出减少了阻碍。
既然盛宣怀在信中提到盼袁出山一事，端方就顺势探了探老袁的口风。这一探不当紧，比点穴还见效，刚才还好好的，这会儿他头又疼了。
掖藏了两年，直到袁自朝鲜一别，再次见到他的老恩师张謇，这才吐露一回实话。
辞官创业的张謇（1853-1926）
1911年6月，身为江苏谘议局议长、南通大生纱厂创始人的张謇到北京出差，除了办理商业上的手续，他还要找载沣商量点事儿。去北京走海路更方便，张謇一行却选择京汉铁路，其一是老张的大生公司汉口分公司要剪彩，其二就是顺道去看看昔日学生袁项城，与他探讨一下当今局势。
火车还没停稳，张謇就看见站台已有人和车候着。在洹上见到张老师，袁同学热情不减当年，沧海桑田，白驹过隙，二十八年过去，两人的最大变化就是从当年的年轻小伙，变成了白发斑斑的中老年，一阵忆苦思甜的感慨过后，两人进入正题。
面对张老师，老袁开始也是含糊其辞，一问到关键问题，也是这儿疼那儿疼的，不作正面回答。一开始，张謇也只和他讲治理淮水的事，袁祖籍就在淮上，便与之侃侃而谈。直到张謇话锋一转，说出夜访洹上的真正目的，袁才脸色“正经”了起来。以前都是打哈哈，这回老师二三十年来首次造访，言诚意切，再继续玩虚伪，张老师就会觉得袁同学不实在了。老张是什么人啊，出来混时就是他带的，不说实话说不过去。
两人这一夕之谈，史料中鲜有记载，张謇在日记中说：“午后五时至彰德，访袁慰亭于洹上村，道故论时，其论淮水事，谓不自治，则人将以是为问罪之词。又云，此等事乃国家应做之事，不当论有利无利，人民能安业，即国家之利。”文中内容可见，张謇只寥寥几言写到袁氏谈治理淮水一事，别的只字不提。他的助理兼大生公司总经理刘厚生在《张謇传记》中称，这次会晤“决定清廷之命运”，对具体内容也讳莫如深。
在洹上的孤灯下，袁、张二人饱含机密的谈话被永远埋在了历史里。
时至子夜，张謇起身告辞，袁挽留未果，送老师来到门口。临别前，老袁为他们的谈话做了总结：“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
终于说了回痛快话！
有此明确答复，张謇心中有了底，上火车时还面带笑容，对刘厚生直言“慰廷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
张謇是立宪派领袖，袁世凯手握北洋，两人都是政坛精英、业界名流，因此，这场双雄会直接左右了袁氏后来对革命党的态度，影响和决定了清廷命运和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靠一场聊天而定，这种感觉也只有大人物才能体会，而在转型期的近代中国，袁世凯算是唯一一个真正体会到这种快感的人。
袁乘火车照
从某种意义上讲，洹上这一夜，袁、张二人在政治路线的选择上达成了一致意向，并初步形成了政治同盟。张謇助袁氏扫清障碍，袁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冯国璋攻打武昌，他及时阻止，保留武昌；南京会战，他拒绝增援张勋，南京失陷；唐绍仪南下和谈，袁命他密晤张謇，张謇不久致电袁氏，“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
这一切，都是基于这次秘密合作。
他们的政治认同是什么？
无非是共和。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无论君宪抑或共和，都不会是革命党的共和，而是符合袁世凯和以张謇为代表的士绅阶级共同利益的君宪与“共和”。张謇抵京后，向载沣建议“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以不点名的方式举荐袁氏，而袁唯一要等的，就是出山的时机。
和立宪派保持联系的同时，袁世凯没有忘记与革命党接洽。时人许指严在《新华秘记》中称：“时留东学生之归国者，必绕道谒袁。袁分别其才之高下，以为待遇，”“故宣统纪元后二年间，无月不有革命党揭竿之举，皆袁之金钱蒸发力也。”
这种可能固然存在，可许指严毕竟是小说家，真实性有待商榷——袁宫保最没兴趣的就是留日派。相比之下，武昌事起后，他电邀信使刘承恩北赴洹上，与黎元洪建立信息通道，倒是实情。
袁想复出，却未必有野心，以他的性格，更不敢有弑君篡位之想。
当年赵匡胤身为殿前都点检，论能力和政治资本，两人固然无法比较，可机遇却如出一辙。周世宗柴荣死后，幼主年仅七岁，靠孤儿寡母维持社稷，赵匡胤在众人簇拥之下，“不情愿”地黄袍加身，做了皇帝，十几年后，二十岁的幼主也死于赵氏手中。
反观老袁，干了一辈子，被罢官前还差点没命，手握北洋，却没有学老赵造反，而是乖乖回了原籍。清室倾覆后，他提出优待条件，对清廷也算仁至义尽，这与他反对激进的性格有关（反对戊戌政变就是一例）。如果为袁氏找一个自我安慰的理由，唯一与赵匡胤不能相提并论的，便是所谓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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