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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源头要从1963年说起。
中苏交恶后，战争阴云一直笼罩在中苏两国上空，尤其是苏联时不时弄出核讹诈，让两国关系更加紧张。为未雨绸缪，国家鼓励有为的知识青年去中西部投身大建设当中。
当时上海大量的大中学生毕业，加上社会青年，人数达到29万之巨，国家安排不了这么多人口就业，而在新疆地区却又缺少大量劳动力，尤其是1962年“伊塔”事件，6万人叛逃苏联，使新疆劳动力进一步减少。所以国家大力鼓励知识青年去新疆大展拳脚。
这一年，一部名叫《军垦战歌》的宣传片在上海热映，这宣传片让人激情澎湃，影片中女声解说词充满力量：“生活，像一条五彩斑斓的彩链，充满着健康的欢笑，充满着青春的活力。这里，既有辛勤的劳动，也有收工归来的愉快。”尤其是主题曲是《边疆处处赛江南》，年轻的孩子们想着一抬头就是葡萄，地上是哈密瓜、西瓜，那该是多美的场景。
国家的号召加之宣传片的感召，大量上海知识青年纷纷报名去新疆参加建设。无数满怀希望和理想的少男少女们从繁华的上海坐上了去新疆的火车。他们青春洋溢，兴高采烈，想象着在那片土地将有一番作为，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但现实却是残酷的。
当列车进入河西走廊时，戈壁连着戈壁满目苍凉，一些地方还出现的饥民向他们讨食，整个车厢已没有出发时的喧闹，转而是沉闷甚至是悲伤，车到吐鲁番大河宴，有人借口解手，行李都不要就跑了。
当然逃跑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满怀热血的青年还是选择留下。
他们大部分去了南疆阿克苏农一师、库尔勒农二师。少部分去了石河子农八师、博乐农五师。分配到南疆6.16万人，其中阿克苏一师的45402人。
当时的条件是极艰苦的。住的是地窝子，吃的是集体餐。上海都市繁华与南疆荒漠巨大的反差让许多人偷偷流泪。
天不亮一声哨子，就要起床干活，月亮还在天空，中午顶着太阳继续干，等晚上月亮再次升起，才收工。
两个月亮一个太阳，是他们生活状态的最好描述。
当时实行的“粮本制”，户口一旦迁出，粮本也随之转移，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口粮落在了新疆，上海成了回不去的故乡。
即便条件艰苦，他们也把自己的青春、热血和汗水洒在这片土地上。
他们成了劳动的主力军，那时候他们认为头顶烈日背朝天的耕作以及勒紧裤带饿肚子是革命考验，所以愉快面对毫无怨言，也涌现出许多先进人物。
上海青年崔志刚，进疆才一个月，就创造了日割麦子二亩七分的高记录。
年仅16岁的萧绍红，创下了一天打埂120米的记录，超额50%完成定额。
农一师1 团农场2营6连8班的18名上海青年，在老职工的帮助下，精心耕种管理547亩水稻田，获得了丰产。1965年，每人为国家生产粮食 24000 多斤。
由于10万上海知识青年支边进疆参加兵团屯垦戍边大业,促进了兵团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兵团的粮食总产量1966年72.03万吨,比1961年净增加43.72万吨,增长率为254%，大大超过同期耕地面积增长117%和劳动力增长162%的增长率。
许多人开始在当地结婚生子。兵团人口也大幅增加。
其中职工由1961年的50.52万人增加到1966年的80.85万人,净增加职工30.33万人,增长率为165%。这里面上海支边知识青年占9.7万多人，占净增加的30.33万人的32%,约占兵团同期新增加职工的近1/3。
10万上海支边知识青年进疆参加兵团屯垦戍边大业,不仅推动了兵团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且带动了兵团的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科学技术等各项社会事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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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眼十几年过去了，日历翻到了1978年的冬天，这十万人群中的绝大部分仍然从事着“修理地球”工作，和土地打交道，生活极为艰辛。
也是这时，他们的心思开始松动了，尤其是当他们的子女慢慢长大后，他们不想自己的后代也一辈子困在这里，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他们想带着子女返回上海，回上海老家接受更好的教育。
“我们这一代人把一切献出去了，我们认了，但我们总不能让我们下一代跟我们一样吧？”这是绝大数上海知青的心声。
1979年，受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影响，新疆知青也开始串联、演讲、集会。
最先发起的是新疆阿克苏地区农一师十四团的上海知青。
1979年3月3日，新疆农场上海知青赴京上访团从塔里木河南出发，先后在阿克苏、乌鲁木齐、上海、北京进行上访活动。4月28日，新疆上海知青代表受到国家农垦总局领导的接见。
上海知青的现状第一次受到国家层面的关注。
这年的5月底，国家农垦总局副局长刘济民率工作组到新疆阿克苏。一到阿克苏，刘济民被迎接他的情景惊呆了——成千上万的上海知青及子女乌泱泱跪在他面前，痛哭流涕，表达要回城的愿望。
刘济民劝慰和鼓励大家，“你们的愿望国家已经知道了，但事情的解决要一步一步来，现在国家也很困难……”
刘副局长的讲话让知青们很是失望，他们以为他是带着解决方案来的，没想到只是几句空话和官腔。
于是，一些知青采取了极端行动。
几天后，工作组到达农一师十四团时，被上海知青半路迎接，连人带车抬走，并将刘济民软禁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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