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颇为神奇的地方，它的地理位置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境内，行政区划上却隶属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作为大兴安岭地区的行政中心，进入这里的人们首先会收到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欢迎短信，放眼望去街头巷尾停靠行驶的却又多是黑P打头的车牌，数十年来蒙、黑两地对它的归属权进行了拉锯式的争夺，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加格达奇。
对于大兴安岭地区林业开发的史料可以追溯到清朝同治年间，据记载：“伐木者初无限制，经将军奏准，伐木人领票入山而收其税，木十根税木一根。十五根以上至二十根者，税二根。木数递增，税亦随之。”这个时期虽然采伐量不受限制，但规模其实并不大。
真正开始大规模伐树始于十九世纪末沙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当时正值甲午海战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致使辽东半岛割让给了日本，清政府希望借欧美的力量打压日本，于是就有了俄、德、法三国出面迫使日本让出辽东半岛，史称“三家干涉还辽”。
然而这个忙可不是白帮的，代价之一就是《中俄御敌互助条约》的签订，即清政府允许俄罗斯在东北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铁路清朝境内部分是由满洲里至绥芬河然后出境到达海参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东清铁路”。
用于修筑铁路枕木、站房工区，以及作为机车、汽船燃料等的木材都是就近砍伐，当时在大兴安岭地区伐木公司林立，每年的采伐量合计能达到10万立方米。从1898年采伐开始，到1903年东清铁路全线竣工通车短短5年时间，铁路两侧30公里内的森林已然被砍了个干净。
在之后的混乱时局下，伐木的斧子从俄国人手上转到了日本人手上，又由日本人手上转到了清廷的手上，再然后干脆在1922年组建了个中日俄合办的扎免公司，三方在齐齐哈尔签订《扎免采木公司合同》，一起开采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
这样混乱的局面一直到建国后才终于有所逆转。不过经过五十年的无度掠夺，已经使大兴安岭失去了超过1000万立方米的木材。
为了整顿林木采伐活动，对保林、育林、伐林作出统一的规划和管理，1950年全国第一次林业工作会议召开，认为“东蒙林业与东北林业分开，不论在计划上、技术调度上、人员供给上，都不恰当，且不经济”，因此决定筹备开发大兴安岭林区。
然而这项跨省跨自治区的决策实施起来可谓困难重重——是统筹开发，还是内蒙东部林业与黑龙江林业分治？在1950年前后，地方上对此的观点是：“内蒙同志一时颇难说通，东北并不愿多管……”
加格达奇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步走向大兴安岭地区历史的舞台C位。
1958年，以内蒙古牙克石林管局奎勒河林业局为主体，从绥棱、伊春等林区抽调人员进驻，设立加格达奇林业局筹备处。
1960年，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公署决定撤销奎勒河林业局，正式成立加格达奇林业局，加格达奇建镇。
1964年，建设大兴安岭东北坡会战指挥部成立，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行政区一部分，黑龙江省黑河专区呼玛县全部和嫩江县行政区一部分，划归会战区，会战指挥部设在加格达奇镇。
至此，鄂伦春自治旗与加格达奇镇的隶属关系正式脱钩，但原属地还在内蒙古自治区。
到了197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被划归给黑龙江，加格达奇的管辖权彻底由内转黑。
九年后，1979年，内蒙古自治区原行政区划得到恢复，呼伦贝尔盟被划回内蒙古自治区管辖。但其境内的加格达奇区没有一起还回去，仍然归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管理，只不过税收给了内蒙古。
其实这么做也很好理解，毕竟这么多年，黑龙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刚把这地方建设好了，这时候让人还回去，那肯定是不乐意的。
不过不乐意的可不止他一家，人家内蒙也不愿意，明明本来是自己的地方，现在非得抠出去一块给别人。于是当年就上疏《关于将加格达奇、松岭两地归回鄂伦春自治旗的报告》，要求收回两地的管理权。
争夺加格达奇的拉锯战就此展开。
1984年，鄂伦春自治旗提交《关于加松两地交回我旗的请示报告》，要求收回两地管理权，未果。
2004年，呼伦贝尔市上报了《关于松岭加格达奇两地实行属地管理的请示》，强烈要求收回松、加两地，未果。
2019年，呼伦贝尔市印发《关于恢复加松地区管理权的说明》，推进内蒙古恢复加松地区管理权，未果。
时至今日，加格达奇的归属问题仍在持续争议中，但无论怎么划分，当年调集过去的黑龙江人大概大多还是会认同自己东北人的身份，当地的内蒙人可能也还是认为自己是内蒙而非黑龙江人。
亲情和血脉有时候并不会因为迁徙、移民发生改变，就像虽然北京已经没有了宣武这个区划，但在这里世代生活的人还是称呼自己是宣武人；世界各地的唐人街里面，那些华裔虽然国籍已改，很多人甚至他们的后代还是会认为自己是中国血统。
不过无论归属于哪里，加格达奇都是镶嵌在大兴安岭上的那颗“林海明珠”，是承载着百年历史的“万里兴安第一城”，祝愿它在未来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侵即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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