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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蒋翊武、焦达峰、孙武

1911年,清宣统三年,湖北有两个民间组织尤其引人注意,便是文学社和共进会

文学社的社长叫蒋翊武,共进会的老大叫焦达峰,还有一位联合创始人名叫孙武,算得上一位专家群里中等偏下、业余堆里出类拔萃的爆破专家。在人们的印象中,文学社成员个个算得上文学青年,偶尔写几首蹩脚的情诗,再不就是上演一把风花雪月的浪漫故事。可这个文学社不是那样,他们表面上是舞文弄墨,真实的工作却是舞刀弄枪,跟人玩命。跟谁玩?自然是满人,和同盟会的口号一样,他们的主要目的也是推翻清室、恢复汉家天下。

文学社名不副实,共进会的工作自然也是幌子。和文学社一样,他们和同盟会没有直接关系,但都自称其兄弟单位。既然志同道合,两社团便达成合作,茶余饭后有事没事就鼓励别人造反,开展革命思想教育工作,鼓励的主要对象就是湖北新军。

说起湖北新军,要追溯到张之洞的自强军。自强军与北洋军属于兄弟部队,也叫南洋新军。当初袁世凯在小站练兵,老张也没闲着,任务是在湖北编练新军,以此作为清廷在南方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选择湖北新军做教育对象之前,革命党做过科学的市场调查。第一,北洋军牢牢被袁氏一人控制,洗脑比较严重,心中只知有袁大帅,连朝廷都不认。相比袁项城,张之洞在这方面相对佛系,要淡化得多。第二,北洋势力多在长江以北,地域上不利于革命党渗入。第三个理由最重要——相较北洋新军,湖北新军的成员构成更为新颖,文化素质较高,思想上相对开明,意识里趋向革命,有些人还是张之洞保送的赴日留学生。估计老张自己也不会想到,他含辛茹苦一手培养起来的南洋新军,不但没起到维稳作用,还引领时代潮流,直接成了大清的掘墓人

由于湖北新军一部分被端方带到四川,武汉成了半个空城。1911年9月下旬,文学社和共进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以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于十日后发动起义。后因湖北当局察觉,推选的黄兴、宋教仁等人又未能到席,起义延期。

这时,学艺不精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是日,业余炸弹专家孙武正在实验室里加紧配置炸弹,因安全措施不到位,一个叫刘同的人将烟灰掉在炸药盘中。先不说这个人有没有脑子,选择在炸药库里抽烟,也确实令人佩服,到底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这样的队友。更让孙武郁闷的是,这哥们儿并不是他们队友,而是一个革命党家属,纯粹是因为好奇来看热闹的。随着一声巨响,孙武头部受伤,被同伴送往同仁医院。人倒是都无大碍,可实验室在汉口的俄租界,出现这么大动静,聋子也听见了。顺着声音来源,俄国巡捕和清兵很快找到爆炸地点,人没逮着,却搜到了革命党人的名单。

机事不密,革命党决定提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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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楚藩、杨洪盛(胜)、刘复基遗照

比他们更提前的是清军。

就在蒋翊武等人召开动员大会时,清军破门而入,任何时候革命党都不缺炸弹,情急之下,在场的刘复基就扔了一颗,讽刺的是,该响的时候这颗炸弹却没有响,刘复基和同伴彭楚藩当场被捕。蒋翊武不愧为领导,连逃跑都技高一筹,撤离现场之后,他化装成叫花子,装疯卖傻躲过清军追捕,直赴武昌城外。此时革命党人杨洪胜刚给新军做完思想工作,正忙着为伙伴们偷运军火,也在路上被捕。第二天,三人在总督府东辕门被枭首示众。

武昌城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10月10日,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营房。

班长熊秉坤的表情看起来不那么轻松,军中人人自危,同党被杀他已有耳闻,他知道,如果坐以待毙,上边按名单逐个排查,很有可能不出二十四小时,他和新军中的革命党就会步那三个人的后尘。事已至此,熊秉坤决定和同伴伺机行动。

晚七时许,八营后队二排哨长陶启胜按例查寝,走到营房,见金兆龙和程正瀛在擦枪,表情有些怪异,举止有些敏感,当即发现气氛不对,大家的反应也明显异常。更让他吃惊的是,两人竟然还很轻松地拿出来一盒子弹。按大清军律,不到战时,子弹和枪支是保持分离的,也就是说,平时士兵们抱着枪看起来威风凛凛、英姿飒爽,其实都是装的,里面根本没子弹。

陶排长不知道这些子弹来自被斩首的杨洪胜,但他还是警觉起来,大吼道,你们这是想造反吗?放在平时,士兵们嘿嘿一笑也就蒙头睡觉了。这回不是,金兆龙比他声音还大、气场还强,造反又怎么样?说完俩人互殴起来。程正瀛虽然拿着枪,而且荷枪实弹,但纠缠在一起的两个人让他无法下手,一旦开枪,闹出动静不说,金兆龙也很有可能陪葬。当然,更不能不帮忙,程正瀛就用枪杆猛击陶启胜,陶背后被袭,方知事情严重,起身要逃。如果放陶启胜出去,消息便会传开,一不做二不休,程正瀛举枪从背后将其击毙。

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就这样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打响了。甚至可以说,这场被历史标志为里程碑意义的所谓“起义”,只是一次哗变,一桩必然的偶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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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间隙外国传教士拍摄的武昌起义军

很多史料上称,是熊秉坤打响了首义第一枪,多是根据孙中山的演讲以讹传讹,其实武昌起义的第一声枪响,正来自程正瀛。说来这位兄弟也是倒霉,作为首义英雄,本该受人敬仰,但革命也讲究论资排辈,管你是不是开了第一枪,照样是小弟。内斗是组织团体永恒的主题,五年后,程正瀛被另一拨革命党人装进麻袋,扔到河里溺水而亡。结局令人唏嘘。

程正瀛打死了陶启胜,接着又击毙几名闻声赶来的军官,营房顿时乱成一团。

熊秉坤顺势鸣枪召集军中革命党人,宣布起义,旋即向楚望台军械库进发。

为什么先去军火库呢?

当兵的都明白,熊秉坤口号喊得是够响亮,但他们手中也就那么点子弹,枪弹分离,抱着枪出去跟扛条扫帚没什么区别,所以,最当紧的是军火补给。

起义枪声响起,革命者在营中遍地开花,不约而同赶往楚望台。幸运的是,驻守新军也很识时务地倒戈附义。有了军火宝藏,短短几个小时,起义军达三千多人,并推举原新军连长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班长熊秉坤官小一点,只能当个参谋长。

有这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想不成功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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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后成立湖北军政府

回看孙中山的十次起义,费用多靠奔走所得,绅界筹饷,学界募捐,还有不少是其兄长孙眉卖牛资助。这种打零工的起义方式,决定了其每次行动都是小打小闹,百十来人算是正常规模,即便如此,第一次还以“粮草未到,兵马先行”的惨剧匆匆结尾。

所以,武昌起义与同盟会的起义是不同的。没有新军倒戈哗变,没有军火库被劫,就不会有训练有素的三千人革命武装,不会有充足的军火供给。没有武昌起义,同盟会只能像以前一样蚍蜉撼树,收效甚微,孙中山的革命仍需很长一段路去走,甚至将屡战屡败的风格延续下去都很有可能。

这一点,章士钊有清晰的认识:“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当时最号激进如汪兆铭者,头脑较为清醒,彼能认为辛亥之成,出于南北形势之偶然,非革命党本身力能所致。”

是日晚,起义军攻打总督府,湖广总督瑞澂炸墙逃跑,第八镇统制张彪抵抗无力,最终撤退,武昌被占领。11日,攻克汉阳,次日拿下汉口,武汉三镇尽落义军之手。

蛰伏了两年多,袁项城终于看到了希望。

在洹上这些日子,袁宫保纵情山水,采菊东篱,看起来优哉游哉没心没肺,其实一天都没有放松警惕,那如雪的白发便是证明。如今,他卧薪尝胆三年功成,只待东山再起,重拾旧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