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因流民而形成的城市，短短二百年间，它从一片荒芜发展成为东北三省通衢，这里是亚洲第一个全面普及抽水马桶和管道煤气的城市，是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的制造地，出品了许许多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影视作品，这里曾是伪满洲国的国都，如今则是吉林省的省会，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到的——长春。

建国后的历史不细表，我们今天主要来聊聊长春这座城市是怎么形成的。

话说清朝的时候，山海关外属于是“龙兴之地”，虽然土地肥沃，但为了保持当地满人文化的纯正，同时也是给自己留条万一遭遇不测，能够退守关外的后路，从顺治起就一直对东北地区实行禁垦政策。

这个政策开始执行的时候还好，关内的老百姓有地可种，能吃饱穿暖，也没有几个人愿意背井离乡出去谋生。

可是经历了之后的“康乾盛世”，情况发生了变化。

所谓“盛世”，就是国泰民安、四海升平。没有了频繁的战事，百姓得到“休养”，“生息”也就自然不是什么老大难的问题。何况从康熙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也就是生孩子不用缴纳赋税），到雍正的“摊丁入亩”（也就是不论家中人口，而是按照实际占有土地的数量征税），老百姓的经济压力减轻了不少，生孩子不再被视作负担，人口自然就多了起来。

据记载，顺治刚入关的时候，全国人口数量大约有5000万，到了康熙朝，增长到7000万左右，等到乾隆执政后期，人口已经暴增到了3亿。由于人口数量迅速增加导致的问题也就逐渐显现了出来。

打个比方，原本这户人家有三亩地，只生了一个儿子继承父母的田产，那就还是三亩地，不求大富大贵，安稳过日子是够的。后来这个儿子生了三个孙子，三个孙子就只能每人分上一亩，除去缴纳的税银，勉强能够糊口。等到这三个孙子每人再生五个，结果就是靠着那几分地，根本不可能填饱肚子，况乎以当时的农业技术，种地是靠老天爷赏饭吃，碰到旱涝蝗这样的天灾，那就只能啃树皮吃土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康熙和乾隆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康熙主要是减免赋税、赈灾、治水、改良农业技术；乾隆则在全国推广红薯和玉米这两样生命力强、产量又高的农作物种植。

方法好是好，但是在如此激增的人口数量下，光靠这些显然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毕竟每户的耕地就那么点，即便改良了种植技术、引进了新型作物，只要人口还在增长，饭不够吃的情况迟早还是会重演。

这时候虽然分流出去了一些人去给地主家扛长工，或者到州城府县里学手艺，不过对于清朝这样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国家来说，当时的百姓渴望能有一片自己土地的执念还是很深的。

因此，去找尚未开垦的土地就成了许多人的目标，而地广人稀、沃野千里的东北也就成了这其中的上上之选。

其实“闯关东”不是清末才有的，据记载，乾隆朝中期郭尔罗斯前旗就已经有流民私自进到这里垦荒了，这个郭尔罗斯前旗是蒙古哲里木盟十旗之一，地理位置包括现在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长岭县、德惠市、农安县、乾安县和长春市的部分地区，处在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之一，这里还有个著名景点——查干湖，可谓是土地肥沃，水草丰美。

渐渐地，进入郭尔罗斯前旗垦荒的流民在这里定居下来，到乾隆执政后期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村落，因为违反了禁垦的政策，乾隆在知道这件事之后，惩处了当地的蒙人统领——札萨克辅国公恭格喇布坦。

不过这些流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了，也不可能再把他们迁走，于是朝廷默认了这个村落的存在，并以“长春堡”命名。

虽然札萨克辅国公受到惩处，但流民还是不断涌入，再加上长春堡本地人口的增长，到了嘉庆四年（1799年），吉林将军秀林奏请在郭尔罗斯前旗地方设立通判和巡检，以便管理进入蒙地的2000多户流民。次年，长春正式建厅，编设恒裕、沐德、怀惠、抚安四乡，成为清代开国以来在蒙地上设置的第一个地方政权。

不过嘉庆明确要求，除已开垦之地外，“一民不准容留，一亩不准开垦”。让嘉庆没想到的是，地方官员每普查一次人口，就又多出数千流民，之后再以“该流民等业已聚族相安，骤难驱逐”为由，请求朝廷让其安家落户，以至于长春厅初设的10年间，当地垦民就翻了七八番。

道光四年（1824年），为了控制流民的继续涌入，加强了对嘉庆的“一民不准容留，一亩不准开垦”政策的执行力度，惩处了当地地方官员，但对于已在长春堡垦荒的流民，则“若立时驱逐，恐伊等有失生计，著加恩仍照前次办理，令其按顷与蒙古人等纳租，交该将军稽查民人实数，造册报院注档。”道光一朝，进入长春堡的流民数量显著减少。

当时的吉林将军是蒙古正黄旗人卓特∙富俊，富俊在任职吉林将军的十余年间，不断在清廷与蒙古王公之间沟通斡旋，着力于推动吉林境内的开垦合法化，因为每年都能因此得到分红，蒙古王公开始在自己的领地上大规模招民垦种。

时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富俊对新开垦土地进行清丈，并将其中的农安乡、西夹荒、沐什河夹信子荒纳入长春厅范围，长春厅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等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长春厅已然幅员五百余里，人口十万以上。地方大、人口多、事就杂。当地官员、百姓办事，经常要来回奔波数日。将长春厅升为长春府，将恒裕乡的一部分划出，再加上农安乡原有土地，共同构成农安县，分农安县而治，就成了必然之举。

长春厅升府后，正好是中东铁路修建时期，铁路的修建使得大量农产品能够通过火车运到关内或出口到沙俄等地，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农商经济的发展，人口继续突飞猛进地增长。

当时的清廷为了抵御日俄侵扰，加强边境防务，对东北地区已经由原来的禁垦改为招垦政策，宣统元年，东三省总督锡良认为吉林省“壤地辽阔，治理难周……治内防外之要策，非添设民官，断不足以资治理”，遂奏请将辖区过大的府厅州等进行拆分，设立民官管理。

与锡良相呼应，宣统二年（1910年），吉林巡抚陈昭常也上奏，意思是长春府过于狭长，“宜于东面分沐德和怀惠二乡与东夹荒之地，以为县治，即名曰德惠县”。

这个提议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不过实施起来却遇到了困难。因为如果把沐德、怀惠和东夹荒都分出去，那新建的德惠县与长春府就差不多一样大了，既不可能将德惠升为府，长春也断然不愿意由府降为县，所以初步确定按“府六县四”的比例划分，沐德乡只划分给德惠一部分。

这里还有个插曲，就是长春和德惠讨论如何划地的时候，农安县也跑来凑了一会儿热闹。当时农安县已经分治20多年，以王皞民为代表的士绅民众就提出是否可以把伊通河南岸长约百里、宽约四五十里的地域划给农安。

长春知府何子璋坚决不同意，因为本身德惠县就划走了一大片土地，如果农安县再把这块地要走，长春府的耕地就连农安县都比不上了，那到底谁是府谁是县？何子璋上奏锡良，表示反对，锡良以“此举事关国家行政区域，绅民们无权参与，绅士王皞民等甘违公论，实属不知大体”为由，驳回了农安县的要求。

至此，在清末民初中国疆土形成“秋海棠叶”之形之时，长春府“疆域略成蝶形：伊通河贯其中部，如蝶之腰；东北境至刁家油房，西北境至弓棚子，皆斜长一百八十里，如张两翼，而北凹入突出如喙，南部突出如尾，为一有趣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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