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在长征之后，才成为传奇的。

而在长征时，上到中央的委员，下到基层的战士，感受到的情绪尽是痛苦，还有迷茫、绝望。

后来教科书提到这段历史时，满篇激昂，描述用词也是眉飞色舞，四渡赤水将敌人玩弄于股掌，兵临贵阳吓得老蒋出了一身冷汗调滇军，奇袭昆明诱走滇北部队。

随后巧妙一转，北渡金沙江，甩开敌人十万大军。紧着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陕北吴起会师，甘肃会宁会师，长征顺利结束。

可事实真是如此顺利吗？
写到四渡赤水这部分时，争议很大。

最大的争议是说我弱化了教员的预知能力，将教员对军事的预知性写平庸了。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教员的军事能力这么强，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出来的？”

真有天才吗？这个世界上真有生而知之的人吗？

有关这个问题，教员自己其实做过定论。建国后，有一段时间某人要搞“个人崇拜”，并提出了“天才论”，说教员是全世界几百年，中国上千年才能出一个天才。

但这个说法遭到了教员的批评。

教员说：“我不是天才，读6年孔夫子，读了7年洋学堂，到25岁那年正是1918年开始读马列主义”。“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在《实践论》中，教员也说：“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是一句空话。

四渡赤水也是如此，教员的作用毋庸置疑，但他绝不是凭空制定了行军计划，更不是超前预知了敌人的行动轨迹，一切的一切，都要建立在对敌人的了解，对自己的了解之上。

首先，教员对红军的整体实力有一个清晰却准确的判断，这个判断就是，红军绝不能和老蒋硬碰硬，红军能做的就是“走”，其次，毛对老蒋很了解，对国军很了解。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1933年下半年，当时从上海来的同志带来了国军的电报密码本，国军的很多行动，红军都知道。（知道归知道，不代表就能从情报中得出最优解，毛没恢复权力前，李德他们就经常打败仗。）

而四渡赤水时，战场局势瞬息万变，根本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出现新情报就要有新命令，朝令夕改是家常便饭。

而教员作为指挥者，在这种情形下，势必要做好各种准备，三渡赤水时，教员就想到了四渡赤水的可能性，但这绝不是教员的唯一选项。

没有万全之策，只有随机应变。

情报+知彼+知己+独特的军事思想=教员天才般的指挥。

四渡赤水的确很精彩，虚虚实实，左突右进，将老蒋绕的七荤八素，摸不清红军到底想干什么。

教员这套操作着实帅气，但这是有代价的。

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人有感情会发牢骚，红军战士虽然是“特殊材料制作的人”，可材料再特殊，也有极限。

教员拿到军事指挥权后，红军的行动基本可以总结为“走”、“绕”、“跑”、“撤”，质言之，能行军就坚决不打仗，能打小仗，绝不打大仗。

教员的意思很明白，咱们现在打不过就不要打，除非必要，不然坚决不打。保持高机动性，红军才能掌握主动权，才能跳出老蒋进行布置的包围圈。

但这有一个问题，高机动性就意味高强度的行军，还是在恶劣的环境下行军。除了环境恶劣，红军还缺衣少食，忍饥挨饿是家常便饭。

由于打仗很少，补给也就很少，红军自己又没有生产力，所有的补给要么是通过打仗缴获的，要么是打土豪没收的，一路光行军不打仗，也没有时间停下来打土豪补充一下物资，可想而知红军的情况有多糟。

可了劲的打仗，会死很多人，不打仗又没有补给来源，精神会疲惫。

四渡赤水的时候是这样，渡过赤水往云南跑的时候，也是如此。

云贵是高原，到处都是山，在这样的情况下背着武器和辎重行军，别提有多辛苦了，可红军不急行军还不行。

因为当时老蒋判断，红军不可能去云南，迟早还会北上渡江，因为云南条件太恶劣，就凭红军现在的士气和补给，在云南根本活不下去。

所以老蒋就派出了三支部队，从三个方向追红军，左右负责夹击，而负责追击的部队就一直跟着，也不跟红军打，保持一定距离，如果红军掉头反打，就后撤一点，等待援军。

老蒋看准了红军的弱点，布置的战术十分有针对性，这手棋很厉害。

老蒋的判断基本没大毛病，按常理说，这样的布置，迟早能将红军拖死，当年石达开就差不多是这样被耗死的。

可红军是一支有信仰的队伍，不能以常理度之。

但老蒋这样一搞，红军就只能不停的行军，以免被敌军追上缠住。

红军没办法，只能每天以100里的速度行军，抢占敌军前头到达目的地。而且是在贵州的高海拔山地，后有追兵，前不知路。

身上背着辎重，脚上穿着草鞋，吃得是简食，穿得的单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以这样的条件，每天走几万米，究竟有多难，有多痛苦。

出乎老蒋预料，红军以其顽强的意志和严明的纪律冲出贵州神速进入云南。

可以负责任的说，在红军之前，还没有哪支队伍能做到如此地步，老蒋已经很厉害了，他的失败要怪只能怪他的对手太过厉害，厉害到不能以常理度之。

红军进入云南后，高强度行军的隐患逐渐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