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一票
王稼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于1931年1月向中共中央报告，要求到根据地工作。中央批准了他的要求。三月，王稼祥和他的同志们，在重重保护下，到达了江西宁都县青塘。
那时，中央苏区正进行着怎样打破“围剿”的准备，王稼祥作为中央代表，出席了苏区中央局在青塘的扩大会议。在那次会见中，他首次与仰慕许久的毛主席见面。
王稼祥对毛主席在会议上的讲话感触很深。王稼祥在会后休息时，实在按捺不住，走到毛主席跟前说道：“泽东同志，我来自白区，好多事情还不清楚，对于战争更是个门外汉，给你这么一讲，我受到很大的启发。等开完会，我会特别向你请教的。”
毛主席满口答应：“自家同志，不要见外，我也正有此意。”
会后，毛主席不出意外地邀请王稼祥到他的住所，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那时候王稼祥刚刚从国外回来，对我国的许多事情还不太了解，所以两人虽然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是可以开诚布公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毛主席激动地站了起来，提笔在上面写了几句话，然后看着王稼祥，说道：“来，我给你看一幅对联。”
王稼祥凑近一瞧，只见上面是这样一句话，其大意为：
敌进则退，敌驻则扰；敌退则进，敌疲则战，游击战争则必胜；
大踏步前进，引诱敌人，集中力量，逐个击破，在移动中消灭敌军。
王稼祥一看，立即赞叹道：“好，很好！总结很直接，也很简洁。而且，你的字写得还不错，有自己的风格，让我很是欣赏！”
毛主席也微笑道：“不好意思，我可不像你们这些在国外留学的学者。不过，我写的这首诗，可不是从外国学校里学来的！”
王稼祥立即回答：“是啊！没错！你常年战斗在最前线，经验丰富，我要跟你学一学！”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王稼祥很快就遭遇了一场大逆转。
1933年，四度反“围剿”大捷，为庆贺，又为警醒将士，振奋军心，中共中央于江西乐安县的谷冈村，举行青年工作大会。
朱德总司令，政委周恩来，以及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都要到这里讲话。
轮到周恩来讲话了，他走到讲台前面，笔直地站着，刚要打招呼，“轰隆”一声巨响，把他的话给打断了。
几架敌机突然袭来，王稼祥在一片混乱中，被击中了。
经过检查，王稼祥的肚子上插着几块金属碎片，但战场上的情况实在是太恶劣了，不可能通过外科手术把这些碎片取出来，所以只能采取了保守的方法，没有麻药，患者就在那里默默地承受着痛苦，然后由医生用磁力把碎片抽出来。
王稼祥足足忍受了八个多小时的痛苦，那时候，无论是王稼祥还是医生，都没有意识到，“刮骨疗毒”只是一个开始。
后来去了医院，才知道，那枚弹片是从右下腹部射入的，穿过升结肠，卡在了右侧的肠骨窝里，因为没有切除坏死的骨头，所以导致了右下腹部的局限性腹膜炎。
这些碎片给王稼祥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也给王稼祥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他的伤口上必须要有一根管子，这样才能让脓液源源不断地流出。
事后，给王稼祥看过病的王斌大夫说：“王稼祥是我们中央主要领导人里受伤最严重的一个，他差一点就牺牲了。”
1935年，在“五次“围剿””失利之后，红军被迫从根据地撤出，实行了战略转移。
王稼祥在飞机上受了重伤，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康复，毛主席又得了疟疾，情况很不好。
在行军途中，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士兵们接到命令，就地休整。
一座破旧的茅屋里，王稼祥等人被警卫们抬到了一间破旧的小屋里。
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年轻的士兵突然开口道：“这里有没有空位？同志？”
这时，王稼祥耳边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别喊了，我们去外面歇着，别打扰他们睡觉了。”毛主席低声道。
“毛泽东同志，你怎么来了？王稼祥听出了毛泽东的话，连忙把他请到屋里坐坐。
毛主席听到王稼祥的声音，心里一喜，于是两个人就在警卫员铺好的稻草上闲聊起来。
两人互相打了个招呼，王稼祥就把憋在心中的一个问题提了出来：“毛泽东同志，您怎么看目前的形势呢？”
毛主席听到王稼祥的问话，低下头想了想，然后说道：“你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王稼祥见状，也不掩饰自己的来意道：“我的意思很简单，李德他们绝对不能统领这支部队。”
毛主席听了王稼祥的话，感兴趣地又问道：“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做？”
事实上，王稼祥也想到了这种困境，可是李德和博古两个人控制了军队，他们虽然是同学，但是从客观上来说，他也知道这场战争必败无疑，可是他也无能为力。
王稼祥看了毛主席一眼，说道：“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好。”
毛主席又对王稼祥微微一笑，然后又谈到了战争的形势，第五次“围剿”的失败，为什么会有这样失败结果，为什么前几次会成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方针，为什么要这样做。
王稼祥认真地听着，对毛主席的话深表赞同。但是，正当他沉浸在这种思想中的时候，他听到了军队的命令，要求他们继续前进。
于是，二人要么躺在担架上，要么躺在营地里，二人就自己的革命思想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长谈。
王稼祥在听取了毛主席关于时局和革命主张之后，毅然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不能再由李德和博古两个人来指挥军队。
接着，王稼祥又去找那些支持毛泽东思想的同志，如朱德，周恩来，把毛主席的话转达给他们，得到了他们的一致同意。
大家商议之后，决定等部队到达遵义以后，就把李德和博古两个人的指挥权交还给毛主席。
1935年1月，红军胜利地占领了贵州的遵义，而追击他们的国民党军队也被甩掉了，要赶上来还得花些时间。
于是，王稼祥就利用这个机会，和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取得了接触，并召集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博古、李德他们在会上用了诡辩的手段，把五次“围剿”失败的原因归结到了客观原因上。
他说，我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我们的兵力差距太大了。
但是，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的军队在前四次“围剿”中都是以弱胜强，毛主席下台之后，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这又岂是主观因素所能解释的？
所以毛主席立即就提出了放弃游击战，走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
所有人都赞同毛主席的这番话，但是因为博古和李德的身份，谁也不敢站出来。
王稼祥就是在这个时候，坚决地把博古他们这些人都指出来了。
他用有力的言辞说：“要有毛泽东那样的有实践经验的人来领导红军。”
最后，王稼祥再次把票投给了毛主席。
1945年4月23日，抗日战争接近尾声，延安举行了“七大”。当天，位于杨家岭的中心礼堂里，一片欢腾。近1000平方米的大礼堂内，共有8个代表团755人。
他们带表着121万党员、一亿多解放区人民的重托来到这里，商讨中国革命的伟大计划。
主席台上，24面党旗映衬着毛主席、朱德的肖像，看起来庄严肃穆。王稼祥是最后一个走进来的，他当时还病着。
下午三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弼时在庄严的《国际歌》中宣布会议开始。毛主席就《两个中国之命运》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演说。
七大全会结束一个月以后，又到了一件大事，就是中央候补委员的选举。每一位代表都有推举中央候补委员的权利，先经过“海选”，然后再进行全面的民主讨论，最后再以投票方式选出，这也是七大中争议最大的环节。
大会提出了94个候选人，供代表表决。
6月10日，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结果出来了，44个人被选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毛主席，朱德，任弼时，刘少奇都获得了一致的票数。王稼祥只得到209票，因为没有超过半数的选票，所以他的排名很靠后。
根据杨尚昆的分析，王稼祥之所以不能当选，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王稼祥的书卷气比较重，他的个性比较内向。
有些人觉得他很高傲，很难接近。缺乏群众基础是他的主要缺点。而且，投票的时候，他并没有在场，这对他的票数，也有一定的影响。
其次，由于王稼祥也是留苏回国的领袖之一，所以被视为教条主义的中坚分子。
王稼祥在苏区的时候，其实就是从原来的错误路线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毛主席曾经说过：“在教条主义中，王稼祥最先拥护我，立了大功！”
王稼祥虽然有些失望，但是泰然地接受了他的失败。王稼祥笑着说：“没有被选中也没关系，我的身体不是很好，就算被选中了，也不一定能对党起到多大的作用。”
七大虽然“实际上是一次统一的会议”，但是毛主席对王稼祥的落选，仍然感到有些惋惜和不满。他决心协助王稼祥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候补选举。
王稼祥的确认识到了过去的错误，1945年给毛主席写了两封信，就自己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反省。
毛主席又把王稼祥的其他功绩一一列举出来，其中有很多是不为外人所知的。王稼祥虽然生病，但他还是认真地看了很多关于七大会议的报告，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毛主席还对部分代表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
于是，很多代表对王稼祥有了新的认识，有了新的看法。毛主席接着说：“主席团已经决定，他将是我们党的预备委员”
七大选举出33名预备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以第二名的得票率，保住了他的政治生涯。
用杨尚昆的话来说，毛主席是在协助王稼祥进行“选举”。
选址
1949年初。王稼祥到了西柏坡，一方面是为了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另一方面是为了把东北的形势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听说王稼祥在西柏坡，就派人去见了自己的老朋友，想要和他谈一谈。
也就是那一段讲话，对新中国的首府之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王稼祥会见了毛主席，他们在一个简易的土坯房子里谈到了将来中国的首府。
毛主席说：“我找你有个重要的问题，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南京，你对这座城市有很深的了解，您认为我们未来的首府应该选在什么地方？
王稼祥听毛主席这么一说，也就把他的意见说了出来，他觉得首都应该把北京也算进去。毛主席让他解释一下原因。
王稼祥觉得，北京是新中国的首府，因为它离苏联、蒙古很近，边境线很长，但没有战事，山东、辽宁半岛也可以防御来自海洋的威胁。
近百年来，明、清两个朝代，也都以北京为都城，民众的心态，也是乐意接受的。
对于其他几个地方王稼祥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黄河一带的洛阳和开封，由于中原的经济条件比较差，一时半会儿是改不了的，又有水患和交通不便，所以不能在此建都。”
谈到西安、南京时，王稼祥说：“现在中国已不是秦、汉两国了，东海岸、南、北三省都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而西安地处西，在地缘上没有任何优势。
南京是蒋介石的大本营，地势险要，靠近东海，是个极大的缺点，所以我们不能把都城设在那里。
毛主席听了王稼祥的话，连连点头，对他的意见很是赞同。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谈判历经几番波折，终于圆满结束，这座千年古都又重新回到人民的手里。
毛主席等人在三月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驻地也由西柏坡迁到了北平，毛主席把这次到北平叫做“进京赶考”，周恩来微笑道：“大家应该都能通过。”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清楚地说明，四五月份即攻下南京，而后在北平举行政协，组成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把首都定在北平。
离世
1956年9月，王稼祥在八大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但是他去找毛主席，说道：“主席，这次全会选举我当书记处书记，责任重大，我受之有愧，还望中央把我的位子让给一个对党贡献更大的同志。”
毛主席微笑道：“你怎么就不能当书记处书记呢？你早就应该这么做了，难道你对党的贡献还不够？别客气！”
王稼祥又一次拒绝了。以我的实力，我真的做不到……”
毛主席打断了他的话，问道：“你找我还有其他什么事吗？”
“这就是我来的目的。”
毛主席摆了摆手，笑道：“这件事没有商量的必要，你就接下这个工作吧！”
王稼祥担任了党的书记处书记，担负着重要的责任。
从1956年开始，毛主席就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中央政治局，研究重大国事，开会地点就定在中南海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
出席这次大会的，通常是王稼祥，书记处第二号人物彭真，张闻天，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新华社社长吴冷西。
开会的地方是毛主席的卧房，平时毛主席都是身着睡袍，斜倚在床边，半倚在床边，与会人员围着他围成一个半圆。
周恩来，刘少奇，彭真，王稼祥，都是一群朋友，可以畅所欲言，而且毛主席穿着睡衣，很容易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
王稼祥当上了书记处书记以后，还干了许多事。从那时起，他曾随周总理和毛主席接见外国客人，先后担任过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
1972年的端午前夜，王震夫妇和其他一些同志邀请王稼祥和他的夫人来探望朱德。朱德见老朋友来了，很是开心，说道：“大家都来看我，我很荣幸！”
朱德又对王稼祥说道：“毛主席还没有忘了你们，你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导，你是在危急关头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你不用担心，过不了多久，您就可以恢复正常工作了。”
王稼祥很快就写信给周总理，要求出去工作。周总理读完王稼祥的来信，沉吟不语，觉得不是他一个人能决定的，于是向毛主席报告了情况。
毛主席看了以后，高度赞扬了王稼祥的生平，又请周总理在后来的三中全会上详细地讲了一遍。
毛主席在扩大的三中全会上讲过：
“王稼祥同志为我写的这个报告，这种老干部非常不容易，要尽早地把他放出来。遵义会议，是他在关键时刻，做出了决定性的决定。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就建立了一个由我、恩来、王稼祥三个人组成的领导班子。”
随后，毛主席指示，要王稼祥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去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培训班。王稼祥得知这个消息后，表现得非常镇定，他说：“谢谢您给了我这个机会，我会努力工作的！”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王稼祥以代表身份出席这次会议，当选中央委员。十大以后，中央把俄文的翻译任务交给了王稼祥。
这一工作完成以后，中央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又考虑把王稼祥调到新组建的对外事务小组，帮助周总理处理外交事务。但是，谁也没有料到，王稼祥在1974年1月25日晚上，突然心脏病发作，终年68岁。
王稼祥逝世以后，毛主席就经常提到他。一直到1976年1月，毛主席都还向他的部下讲述了王稼祥对我党的功绩，以及他溘然长逝的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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