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联祥（何耘）十八岁担任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燎原社”总社长
何方
何联祥（何耘），17岁担任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燎原学术研究社”五人核心小组成员，18岁担任该组织总社长。
1945年，17岁的何联祥是达县县立中学42班的学生，就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达县地区外围组织“燎原学术研究社”（后简称“燎原社”），成为该组织初期的五人核心小组成员。1946年，他18岁就担任该组织四个分社的总社长，以学生会主席、年级级长、图书管理员、小学教员等多重身份为掩护，组织领导学生罢课，宣传革命道理，追求进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为达县地区及全川的民主解放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 “燎原社”组织初期
1944年11月，中共南方局组织部派地下党员王远智（王珉灿）来到达县，在达县县立中学第42班以语文教员作掩护，调查红四方面军离开大巴山根据地后，地下党的组织恢复情况。
王远智在教书期间，以王嘉民为笔名给《达县日报》撰写“时事述评”，又在县达中成立了“燎原学术研究社”，以学术研究的名义组织报告会、讨论会，传播革命道理，启迪师生的进步思想，吸收了一批进步师生。同时在“燎原社”的领导下，以初中毕业班学生为主传播进步思想，其中何联祥就是进步学生之一。“燎原社”创办壁报，何联祥是主要撰稿人之一，与蒲新成、梁上泉、覃作彬等进步学生积极撰写批判文章，鞭鞑国民党政府时弊。
抗战胜利后，“燎原学”在中共地下党川东北中心县委指示下，开展了配合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王远智组织达县和全川县立中学教师的罢教运动。王远智和进步教师李冰如起草《罢课宣言》，何联祥组织学生将《罢课宣言》很快从县达中和达师校寄发到全省县立中学，并亲自组织和串联县达中、县达师同学罢课，声援教师罢教，成为罢课运动的五人核心成员的主要成员。
中共南方局派往达县的地下党负责人王远智、何联祥（何耘）老师
(左上图、下图）。右上图后排右一（何联祥<何耘>）
《罢课宣言》提出“提高教师待遇，开放民主，反对对青年学生实行军事化，反对腐败政治”，在全省学运一度产生了深远影响。但由于《宣言》文笔犀利，批判性太强，王远智身份暴露，反动当局抓捕他。中共南方局得知情报后，通知王远智三天之内务必撤离达县回重庆南方局。在这关键时刻，何联祥又组织进步学生秘密护送王远智安全撤离达县，回到了重庆。
王远智回到重庆，在向中共南方局汇报工作时，南方局组织部部长孔原充分肯定了王远智在达县开展的地下工作，包括《燎原社》的工作，并将《燎原社》组织交川东北中心县委领导。之后，地下党组织根据何联祥在声援教师罢教斗争和组织学生罢课斗争的突出表现，认为他“思想进步，组织能力强，政治觉悟高”，任命何联祥担任“燎原社”社长，组织领导“燎原社”的工作。
自1946年王远智离开达县到1949年达县解放的四年半时间中，何联祥在地下党的领导和进步老师李冰如、戴谦、田纯德、马宗尭等支持、帮助和掩护下，先后以年级级长、学生自治会主席、图书管理员、小学教师等身份作掩护，以“燎原社”成员为核心，与“燎原社”成员蒲新成、冯雅如、覃作斌、梁上泉、邹学彩、田良全等一大批进步同学一起团结校内外同学，很快形成了以县达中进步力量为中心的领导核心。
二、具体的地下斗争
1946年秋，“燎原社”的同学分别考入四川师范学校、四川省立中学、达县师范学校和达县中学的高师部、高中部。《燎原社》很快从最初的十余名成员发展到三十多人。为了更广泛地开展地下工作，决定成立四个分社。分社成员分别是:
县达中分社成员：何联祥（兼社长）、冯雅如、田良金、申继屏、邹学彩、王道平、郑康德、黎新耘、蒲新成、梁上泉、覃作彬、黄荣坤、何真学、郑有经、郑有垣、王德礼、邹泽帆、冯致如、李学良、林来淇。
县达师分社成员：易家荣（社长）、何大勉、桂逢旭、蒋君伦、赵忠信、尹正瑜。
省达师分社成员：周代盛（社长）、王体仁、杨升垣、刘运本。
省达中分社成员：李天海（社长）、吴承海、高海元。
总社设在县达中，总社长：何联祥（何耘）担任。
1947年，学校进步学生为夺取学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把“思想进步，办事冷静公正”，并在同学中有相当威信的“燎原社”总社长、壁报主编何联祥选举为学生自治会主席，破灭了国民党校部选举国民党三青团员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的美梦。同时，何联祥又被选为年级级长，进一步加强了“燎原社”在师生中的影响力。为进一步加强对进步师生们宣传中共地下党的主张，何联祥又特地选择担任学校的图书管理员，还兼任学校附小教师。
何联祥利用担任级长、学生会主席、图书管理员和小学老师的公开身份，组织《燎原社》和校内外进步学生参加党领导的外围组织的革命活动，一直到1949年达县地区解放。当时的主要活动：
（一）以壁报为阵地，暴露黑暗，歌颂光明。
“燎原社”的壁报创刊时，按照地下党的要求：写文章一是要学习郭沫若，反对歌功颂德的庙堂文章，多写劳动人民的生活疾苦；二要学习鲁迅，文章要像匕首，像机枪，要成为战斗的号角。何联祥不仅组织进步学生积极撰稿鞭挞时弊，提高学生政治觉悟的文章，还亲自撰写文章，他撰写的《斥耗子》，反映学校贪污学生口粮、菜金；《斥污沟里的动物》影射反动老师、特务王万洲晚上在暗处监视学生行动，偷听学生讲话；《哈巴狗的本事》，讽刺反动学生、三青团员袁某某成天跟着三青团、童军教官崔正国屁股转，监视进步学生行动。
达县伪专员李放六溃逃前窜到学校搞反共宣传，鼓动学生参加“铁血团”、“上大巴山打游击”。为提高学生们的认识，何联祥很快写了《提防披着羊皮的狼》，附漫画《观戏猴》刊登在《燎原壁报》上，又发表鲁迅的《阿Q 正传》，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和学校法西斯统治，惹怒了反动校长张锡烈。张锡烈气急败坏，把何耘、蒲新成、覃作彬、梁上泉等同学抓去吼吓审问，经民主同盟盟员、该校教务主任马宗尧从中斡旋，才使得他们化险为夷。之后，何联祥与蒲新成、梁上泉、覃作彬等又几次险遭杀身之祸,在中共地下党和进步老师的保护下才脱离危险，但《燎原壁报》被查封。
《燎原壁报》被查封后，改名为《时代熔炉》、《秋星》等刊名。由“燎原社”总社长何联祥和被反动当局威胁为“家学渊源”（因其父辈和兄辈都有革命者）的覃作彬，与李冰如老师、蒲新成、梁上泉“燎原社”成员创办的“三友”刊物共同编辑出版新的壁报《秋星》。《秋星》刊物既继承了“三友”刊物的艺术性、学术性突出的特色，又吸收了《燎原》政治观点鲜明、信息灵快的长处，成为一份更加犀利、泼辣、深刻、激进的壁报。《秋星》创刊号转载了冯玉祥讽刺国民党假民主的诗：“你是民，我是主，你要不听话，我就打屁股！”和发表了蒲新成讽刺学校当局御用学生竞选学生自治会干部的丑态的词：“声嘶力竭沫飞扬，张够优良！李够优良！一声揭晓喜欢狂，恭喜吃糖','恭喜吃糖！'”痛斥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罪行。文章内容都是针砭时弊、暴露黑暗，鞭挞反动政府欺压百姓。1947年又办“四.五专刊”，无情揭露达县地方政府要员陈长亭贪赃枉法，激怒了反动当局，《时代熔炉》、《秋星》又被反动当局查封。
《时代熔炉》、《秋星》被查封后，又改刊名《金钢石》，继续刊登何联祥撰写的《污沟里的动物》、《哈巴狗的本事》，以讽刺“公民老师”、特务王万洲和反动学生袁某某等，壁报再次被查封。
壁报不能继续刊登文章，何联祥就组织发动学生走上街头继续宣传革命，鞭挞时弊。他借孙中山先生诞生日（11月12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3 月12日）、“五四运动”纪念日（五月四日）、辛亥革命纪念日（10月10日）等重大事件，组织开展反美反蒋反独裁统治的民主运动，在达县城内举办大型特刊、专刊20余，在当地引起了极大反响，吸引和教育了校内外大批学生和社会青年参加革命活动。
（二）利用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和权力，织织排演文艺节目宣传革命。一是组织排演进步戏剧。何联祥以学生自治会名义组织排演的以反迫害为主题的古装话剧《林冲夜奔》，他亲自在剧中扮演高球，因政治倾向太强，只演一场就被反动当局取缔。他又以自己的亲叔父何其凤为反抗被抓去为国民党当壮丁自剁手指的真实故事，自编独幕话剧《抓壮丁》，极力宣传教育学生和社会青年进行“三抗”斗争，即“抗粮、抗租、抗丁”。二是组织演唱进步歌曲。先后组织演唱《山那边好地方》、《古怪歌》、《薪水是个大活宝》等等很多进步歌曲。三是组织开展各类进步的演讲比赛。如讲演、壁报、作文、文艺、辩论比赛等，让同学们从中陶冶情操，受到教育，紧紧地团结在“燎原社”周围，便于更好地开展革命活动。
（三）以图书管理员、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一是利用图书管理员身份和住在国书管的有刺条件，发动同学集资购买进步书籍，先后购买了《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论解放区战场》、《剩余价值论》等，还有进步文艺书籍，如《静静的顾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开垦的处女地》、《阿Q正传》等。二是组织同学借阅进步书籍，在同学之间互相传阅进步书刊，广泛传播进步思想。三是以图书室和进步老师李冰如．田纯德等的宿舍和家里为活动场所，组识读书会、讨论会，研读革命理论，谈学习心得，探讨革命道理，传播革命思想，激发学生参加革命的斗志和热情，特别是增强了学生对解放区的向往，以至于在达县刚一解放“燎原社”成员和一大进步青年学生就投入到了解放军队伍中。
（四）开展社会调查。利用六个寒暑假邀约“燎原社”成员蒲新成、郑康德．黎新耘，田良全、李开明等一批进步同学，先后到石桥、洛车、桥弯、九岭、赵家、碑庙、金石等乡镇的农村做社会调查，将自己懂得的一些革命道理向群众做宣传，以摆龙门阵的浅显易懂的方式和农民一起探讨种田的为什么没有饭吃？织布的为什么没有衣穿？盖房的为什么只能住在破旧的屋子里的道理，老蒋打内战为什么注定要失败？以此来启发群众的革命觉悟，发动农民进行“三抗”（抗粮·抗捐·抗丁），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经过宣讲革命道理，农民们深受教育，激发起农民们的深仇大恨，拥护共产党，他亲叔父何其凤听了宣传后，政治觉悟明显提高，当国民党抓他去当兵时，他愤然剁掉自己的右手食指。因无法使用枪支，躲过了为国民党服兵役。
（五）组织学生反美反蒋游行。京、津、沪、渝等地的爱国学生掀起反美反蒋、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何联祥利用学生会主席和《燎原社》总社长的特殊身份，串联、组织发动同学参加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内容的罢课和游行示威，抗议和声援各地反美反蒋斗争。反动当局在达县城区搞上万人的反苏大游行，在中共地下党的授意下，借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3.12）的机会，何联祥组织了以“燎原社”同学为骨干的两个宣传队上街演讲，宣传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揭露反苏游行是对“国父”的背叛，是与时代潮流相违背，劝阻同学不要上街游行，一些同学听了他们的宣传，退出了游行队伍，回到了学校。1946年底，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案、1947年5月，国民堂反动派野蛮镇压南京、天津爱国学生，造成的五二0血案等，他都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声援正义的爱国民主斗争，抗议反动派的暴行。1948年反动当局枪杀女共产党员、大树小学校长李章才等重大事件，他都组织大规模的学生参加声援抗议和示威游行，反对反动当局的暴行。
(六）发动同学与学校的法西斯统治教育作斗争。学校当局经常对学生进行体罚，打骂。每当出现这样的事件，何联祥都会组织学生进行抗议。1946年春，有一位同学因拉肚子上课迟到，遭到国民党在学校的代理人、训育主任王海防的毒打。为反对暴力统治，何联祥发动两个班的学生“集体退学”，全校学生都积极呼应，也引起了不少学生家长对学校强烈不满，震惊了学校当局。在强大的声讨声中，校长高静涛、凶手王海防不得不在全校公开道歉认错，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种事，这起事件才得以平息。又如童军教官崔正国，经常在晚上熄灯后潜入学生宿舍偷听学生讲话，还经常找进步学生的岔，动辄打骂。为了煞这位反动教官的嚣张气焰，何联祥组织同学跟踪崔正国，要狠狠地治一治他。一个黑色的晚上，正当崔正国又潜入到学生宿舍时，事先约定好的一位同学大喊“抓小偷！”大家迅速操起棍棒趁着黑夜对崔正国一阵痛打，崔正国带伤而逃。以后他再也不敢潜入学生宿舍偷听了。
（七）消极参加演唱会。1949年冬，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和国民党陆军第七编练司令罗广文来达县“视察巴山防务”，县达中合唱团奉命参加欢迎晚会演出。节目单上都是一些对国民党粉饰太平、歌功颂德节目，还有“共匪罪行歌”。晚会开始前，具有高度觉悟的县达中合唱团成员提出必须修改和增加歌曲内容，指挥王抒情以“歌目是上面定的”拒绝改动。但经过学生力争，还是增加了《古怪歌》和《军队进行曲》。演唱时，当唱《古怪歌》和《军队进行曲》时歌声宏亮，直震屋宇。当唱粉饰太平的歌时声音低沉，或不张嘴，或用鼻孔哼调子，以此来抵制演唱会。台下的朱，罗等人看不下去台上的演唱，在下面闲聊，吓得指挥王抒情直冒冷汗。
（八）特务监视，秘密离校继续做地下工作。1948年下半年以后，随着战场形势的激剧变化，地下斗争的形势也更趋尖锐、激烈。特务王万洲等一批反动分子日夜监视进步学生言行．抓捕进步学生，学校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作为活动的组织者何联祥，正是反动派抓捕的首选对象，党组织安排他秘密离开学校，隐蔽到一所小学改名何耘做教员，因为那所学校的校长田伟德是原县达中的进步老师。在田老师的掩护下，何联祥又以教师为合法职业，组织学生到农村继续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和新的革命形势。
“燎原社”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达县地区规模最大、活动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革命社团。它自始至终都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和进步力量的控制中，它开展的学术研讨、文化娱乐、社会调查等活动同当时达县人民的政治斗争紧密配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和促进了达县革命运动的向前发展。
我们不能忘记何联祥（何耘）和那一批人仁志士的功绩，要学习他追求真理，在国家处于危难的特殊环境中，不顾个人安危，立志献身革命事业的高尚情操，在今天新时代的征程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9年12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到达达县城，达县解放，疏散到小学任教的何联祥和一大批燎原社成员和进步学生立即返回县城，参加了中国人解放军第四十二军。何联祥{（何耘）在军政干部学校学习8个月后，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作战，战争结束后回国，又在部队工作近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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