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党中央把贺子珍从上海接到北京，让她在建国30年后，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第一次来到首都北京。在北京的前几个月，她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除了见日常的几个战友，她还十分惬意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981年，贺子珍决定回到上海居住，3年后，从上海传来一份讣告，北京很多同志震惊而遗憾，曾采访过贺子珍的记者王行娟泪眼婆娑，因为无暇去上海参加告别仪式，仅拍去一封电报，表示慰问。
收电报的小姑娘问王行娟：“贺子珍是你的什么人？”
王行娟想了想说：“同志。”
有人问过王行娟，贺子珍还有什么遗憾吗？王行娟说：“我常常恨我这支笔，不能充分地表达出来贺子珍的思想感情，很多事情，都是我流着泪写出来的。”
遗憾一：1937年离开延安
其实夫妻之间偶尔的吵架都是正常的，毛泽东和贺子珍之间也不可避免。
在瑞金的时候，有一次贺子珍买回家一只鸡，警卫员征求他们的意见，应该怎么做？毛泽东喜欢吃硬的东西，主张炒来吃，但贺子珍却认为应该炖了喝鸡汤才有营养，难得弄来，应该补补身子。
两人因为意见不一致，因为这么一件小事吵起来了。
所以加上后来刘英等人的回忆，很多人就认为贺子珍离开延安，主要原因就是赌气，和毛主席吵架。
实际上，贺子珍性格倔强，她离开延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935年贺子珍在长征途中，因为掩护战友，不幸被敌机的炮弹击中，身负重伤。经过医生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但是体内仍然存留几个弹片没有取出来。
因此这导致贺子珍身体不好，加上生孩子后身体虚弱，她一直觉得自己精疲力尽。
毛泽东让她好好休息，她也不。尤其是红军到达陕北后，贺子珍因为热爱学习，多次要求要去抗大学习，后来如愿进去补课。
一边学习，一边休养，还要照顾刚出生的李敏，再加上性格倔强，一和毛泽东吵架就心情不好。最后她经过充分考虑，决定去苏联学习。
毛泽东得知后，马上让警卫员去劝说贺子珍，同时贺子珍的很多战友都劝说她，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要离开。但贺子珍去意已决，最后还是坐上了去苏联的飞机。
她去苏联前，曾对钱希均说过，去苏联学习两年就返回中国。
但，时也，命也。
两年后她忽然得知爱人再婚，她意识到，自己想回去已不可能了。
1959年，毛主席和贺子珍在庐山重逢，这一切源于曾志和毛主席的一场谈话。
贺子珍于1958年从上海搬到南昌居住，战友曾志得知后，专门去三纬路看望了贺子珍。几年不见，她觉得贺子珍变化太大了，遥想当年在井冈山的一幕幕，她感慨万千。
她又想到，自贺子珍回国以来，毛主席从来都没有见过贺子珍，于是，她径直来到毛主席的住处。
“主席，你猜我在南昌见到了谁？”曾志问。
“谁？”毛主席问。
“子珍。”曾志答。
听到贺子珍的名字，毛主席猛地抬起头看着曾志，脱口而出：“她怎么样？”
曾志答：“她很好，我和她说起来当年在赣南的事情，她都还记得。别人都说她得了病，我看不像有病的样子。”
多年来，毛主席从女儿李敏口中早就得知，贺子珍向来身体不好，大大小小的病常有，对现在的贺子珍有着一定的想象。
而得知贺子珍就在南昌，距离庐山一步之遥，毛主席感慨地说：“我们是十年的夫妻啊，我很想见见她。”
曾志赶紧说：“对，主席，您应该见见。”
于是，毛主席便安排曾志去传达这件事，最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安排自己的妻子水静同志，秘密接贺子珍上山，于1959年7月9日，和毛主席见了一面。
也是人生最后一面。
遗憾二：未确认丢失的“小毛毛”
贺子珍于1947年回国，两年后，毛主席因为思念女儿，派人把李敏从哈尔滨接到北京。
贺子珍在南方几十年，一直是一个人生活，李敏仅是偶尔来看望。
贺子珍的妹妹贺怡，觉得姐姐太孤独，决定帮助姐姐寻找当年在江西丢失的儿子，毛岸红。
除了李敏和在苏联夭折的“廖瓦”，毛岸红是最有可能找到的孩子。
1932年毛岸红出生在福建长汀，取小名“小毛毛”，当时毛主席还开玩笑说：“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比我还多一个毛。”
但是1934年长征开始前，因为规定不能带孩子，贺子珍含泪把孩子交给留下来打游击的毛泽覃。一年后，毛泽覃牺牲，小毛毛从此下落不明。
贺怡虽是毛泽覃的妻子，但她也不知道毛泽覃把孩子托付给谁了。
其实，在革命早期，毛岸红是陪伴毛主席最长时间的孩子了，曾碧漪回忆，她最后见到这个孩子，孩子都会向队伍招手了，大概已有3岁。
1949年贺怡帮姐姐找孩子心切，夜里赶路，不料发生车祸，不幸遇难。毛主席得知后，心痛地对曾碧漪说：“不要找了，不要找了，贺怡去了，我很难受。”
此后多年，这件事就淡了下来，一直到50年代，有人告诉贺子珍，在江西貌似见到了一个和毛岸红经历十分相似的孩子，叫朱道来。
贺子珍得知后，马上向江西省委确认消息，江西省委把照片寄给贺子珍，还说了当年这个孩子被交给红军的时候，还有一件小棉袄。
贺子珍想到，当年她也留给孩子一个小棉袄，随后马上去江西辨认。最后她通过两件事判定这个孩子，大概就是她丢失的小毛毛。
第一，看看这个孩子是不是有油耳朵，第二看看这个孩子有没有轻微腋臭。因为贺子珍认为，她的孩子都遗传了毛主席的生理特点。
所以她自己断定就是小毛毛。可就在这时，老红军朱月倩也表示，这个孩子是她和丈夫烈士霍步青的孩子。
事情到这里就突然僵住了。
其实，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许多革命干部都像贺自珍那样，有一个寻找在革命战争中寄养在老百姓家的子女的问题。有的父母已经牺牲，还有确认烈士子弟身份的问题。
由于战争年代的动荡，记忆的错误，以及寄养人家的流动，要确认找到的是谁家的孩子，是一件相当繁难、浩大的工程。在建国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部门，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从事调查研究和确认的工作。即使这样，纷争仍然不断，至今还有未了的公案。
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科技条件落后，无法确定。最后毛主席看了孩子的照片后说：“有点像小时候的毛泽覃。”但他也不能确定，所以就说：“既然都是红军后代，那就交给组织培养吧。”
不过，据记者和贺敏学的谈话，其中记录了更为详细的信息。
贺敏学表示，1954年他去北京开会，毛主席派人把他接到中南海谈话，期间就问到了这个疑似“小毛毛”的孩子是如何找到的。
“毛主席说，这事我不好管，你可以找邓小平嘛。”
贺敏学还表示“小毛毛1970年初在上海结婚，和我的女儿一起办的婚事，后来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病的很重，确诊是肝癌。我马上回信，让他去找一个我认识的院长，但信还没到人就死了。”
王行娟在回忆中说，贺子珍本人并没有谈到她已经认了朱道来这个事实，但是从贺敏学的谈话中可以说明，贺敏学后来和朱道来一直联系，对朱道来也十分照顾，但贺子珍并不知情。
如果贺子珍知道朱道来病逝，一定非常伤心，尽管还没有确认。所以贺敏学大概是有意没有告诉贺子珍。
遗憾三：没有见到毛主席最后一面
1979年，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时，报纸上曾刊登了贺子珍的一张照片。
这时候全国人民才意识到，原来贺子珍还活着。
于是，贺子珍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信件，很多写信人都是几十年没见的老战友。当然还有江西的老乡，给贺子珍写信，希望她注意身体。
还有一封来自福建龙岩的信件，一个自称是林大姑的妇女托人代笔，说贺子珍1930年曾让邓子恢把女儿寄养在她家，还说解放后一定会见面。结果“我已经78岁了，还没有见到您。”
其实这封信是一封致歉信，信中说的女孩就是她和毛泽东的第一个孩子“毛金花”，这封信让贺子珍在情感上又一次波动。
或许是因为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贺子珍突然对李敏提出一个愿望：我想去北京，我想去天安门，我想去瞻仰毛主席遗容。
李敏随后上报中央，邓小平得知后表示了同意。
于是，1979年9月，党中央用专机把贺子珍接到了北京，贺子珍如愿去了天安门，还去了毛主席纪念堂。
1976年毛主席逝世时，贺子珍遗憾没见到最后一面，这次去毛主席纪念堂，从某一角度而言，就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去纪念堂后，她周围的医生、护士、服务员还有她的女儿、女婿，都做她的工作。他们不断地对她说，毛主席的灵堂是非常庄严肃穆的，不允许发出任何的声响，千万不能在那里大声恸哭，否则警卫们会认为有意破坏灵堂的秩序的。贺自珍是个最遵守纪律的人，她频频点头，记住了医生、护士的话。
但是真正看到毛主席遗容后，她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泪水。
那是一种怎样的感情呢？无人知晓。
在给毛主席敬献的挽联上，贺子珍的落款是“永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
她觉得这个称谓再恰当不过了，她和毛主席，一直都是患难与共的战友。
这种感情，超越时空，超越生死。
达到永恒。
后记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病逝，享年75岁。
贺子珍去世后，后事如何处理？邓小平最后批示：贺子珍的骨灰要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
李敏回忆，贺子珍生前对李敏的嘱咐是很多很多的，这些都可以看作是贺子珍的遗言。贺子珍留给李敏的精神财富，远远超过物质的财富。
按照贺子珍这样级别的干部，她给李敏留下的遗产是很菲薄的。她的遗物中，最值钱的东西是用毛泽东给她的稿费买的大彩电和手提式录音机。这两样东西，李敏都捐赠给医院了。
她还说，爸爸妈妈的感情其实一直都存在。
日后她的外孙女孔东梅曾撰文说：“毛泽东与贺子珍，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同生共死，度过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十年。外婆是西沉的弯月，外公是东升的旭日，再难相见。然而，月到半夜，日在中天，他们其实互相思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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