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繁花》原著作者金宇澄在电视剧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直到刚才我还在想,我到底要说什么。
最早的时候,我陪着导演看上海,有点像大范围的田野调查,去了小说里写的很多地方,比如艺术园区M50、澳门路、中山公园等等。
中山公园里面有一棵华东最大的梧桐树,这棵树寿命非常长。我记得我陪他去,门口有很多跳广场舞的。他看了老半天,我说这有什么可看的。后来他请了很多小朋友做访谈的时候,就问到了80、90年代跳舞的热情场景。
导演看到过一张照片,是80年代初上海的一个舞厅里,一位女士戴着口罩。他问我为什么在舞厅里跳舞要戴着口罩,我说在70年代的时候,冬天有一部分时髦的上海女青年会戴口罩,可能像戴着面纱一样显得更漂亮。
我们在上海最热的天气里跑了四五天,拍了很多很多照片,包括附近的一些工厂;华师大对面,现在都是居民区了;苏州河的几座桥,包括南昌路。
当时他还没有说到底是拍剧集还是拍电影,所以我也介绍了一些写电影剧本的朋友给他。后来我发现导演特别在意一件事。
比方说他要求编剧,你给我写一场戏,我明天就要拍了;或者说小说里有一个桥段,你今天准备一下,明天下午我就要拍。这种事情我听着都紧张。
第二天编剧写好了,导演看着剧本问:你告诉我,一男一女两个演员躺在床上,男演员这时候眼睛是往床里看还是往床外看。编剧答不出来。出来的时候编剧说,怎么一下子变成让我写分镜头剧本了。
总而言之,导演的“网”撒得特别开。比如在中山公园看广场舞之后,他对上海的跳舞文化研究了很长时间,做访谈时积累了大量口述历史。
有一回导演又跟我说,“我要整部剧都只拍饭局,20集就是20个饭局。”
我跟导演刚认识的时候,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看《花样年华》,第一眼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我说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厨房里张曼玉和人家聊天。他说,“我问的不是人,是东西。”我说,东西记不住,看电影就是看人嘛。
原来,他想让我注意到的东西是一个电饭煲。他说这个电饭煲是最早版本的,大概60年代末、70年代初香港最早的电饭煲,找了很久很久。
后来才明白,导演费尽心思找到的这个电饭煲意味着什么。有了这样的电饭煲,香港女人下午就有时间出去玩了,到了下班时间,先生说太太好辛苦。实际上电饭煲是定时的,节省了时间。
但是你说,看电影有几个人会注意这个?导演不管,他必须找到这种有深意的东西放进作品。
拍和平饭店的戏份时,美术总监屠楠老师特别辛苦,每次看到他都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比方说,美术部门已经搭好了80、90年代和平饭店房间内部的景,导演进来拿着照片比对,说那个年代和平饭店房间内部景和现在搭的不是一模一样,重来。
我们上海有句俗语,“做眉眼给瞎子看”。导演不管别人能不能看出来,他都坚守住了。
有一次,他拿着100张石库门的照片让我挑,我说这怎么挑,眼睛会看花的。我记到现在,他回答,“我能看出来。”
总结一句话:他是一个不怕烦的人。这种本事不是其他人会有的。在这样的创作过程中,我更了解导演了。其实一开始我很担心,因为他是第一次拍剧。他还做了大量的上海话研究,我知道他在这方面下的功夫肯定不会少。他这人就是这样,睡觉时间也很短。
我只是想说,王家卫导演非常适合拍我们上海题材的故事,他的班底很适合讲“回看过去”。
美国有一个作家叫威廉·福克纳,他说,人就像是永远坐在一个背向行驶的火车上,唯一能看清楚的就是过去。
所以,保存过去的人生,保存过去的形象、色彩,这与我本身的文学理念是非常相合的。因为我也觉得,写作最重要是保存我见到、我认识的过去,而不是现在。
【整理/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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