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个名人,这就注定,他写的《春秋》会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所以,很多文人就打了孔子和《春秋》的主意。这就是切入点,看重的是名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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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以前,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的图书被毁事件。第一次是王子朝奔楚。东周时期,周王室内乱,王子朝叛乱兵败。《左传》说,“王子朝及召氏之族,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王子朝兵败以后,把王室的史书和典籍全都带到了楚国,以代表他的正统地位。但是,这些图书最后却不知所终,这也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悬案。第二次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在李斯的建议下,秦始皇下令烧掉了全国除《秦记》以外的各国史书,以及诸子百家之言。只留下了一些医药、卜筮、种树等实用书籍。同时,春秋战国,战火纷飞,国家兼并。大量的史书,在灭国、破城、放火、抢劫和逃难之中,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所以,史书就成了稀缺资源。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藏有好奇的因子。后世的老百姓想知道以前发生了什么事,帝王将相要学习前世的治国经验,吸取他们亡国的教训。因此,一些人就把创作的题材,瞄向了历史方向。

把第一和第二点结合起来,这些人就把创作的方面指向了孔子和历史。而孔子写的《春秋》,记事特点是流水账,语言极其简练,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着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但是,也因为这一特点,使这本书的表述十分简练,言辞隐晦,难于理解。所以,这些人就写书,来解释《春秋》。这些书被称作“传”。流传到今天的传,有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被称为“《春秋》三传”。这三这部传的作者,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左传》的原作者是鲁国人左丘明,后来由他的学生写成了书。《公羊传》的原作者是齐国人公羊高。在西汉时期,由公羊高的后人“著于竹帛”之上。《榖梁传》的原作者是鲁国人穀梁赤,也是成了书于西汉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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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高和穀梁赤都是子夏的第子,孔子的徒孙,所以都是入世派。他们从公利的角度出发,把受众指向了帝王和官吏。一方面可以让他的书流传后世,这是名。一方面可以让他们的治国理念得以实施,这是义,社会效应。最后,可以从帝王那里到一些好处,升官发财。这是利,也就是收益。而左丘明则把受众定在了普通人,致力于文化的传播,这是社会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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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高的《公羊传》和穀梁赤的《穀梁传》,把重点放在了阐述《春秋》中的儒家思想、治国理念方面,因此得到了历代帝王的重视。而在史实方面,则写得比较简略。所以,公羊高和穀梁赤从本质上说,是两个政客。但他们为儒家思想的传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历代帝王所重视。而左丘明更加注重史实,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搜集了大量的王室档案,鲁国的史料策书,以及其他诸侯国的史料,解释和补充了《春秋》的内容。实际上,《左传》是一部独立于《春秋》之外的,单独的一部史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这一点说,左丘明是个真正的文人和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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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三个人对受众选择的不同,所以,后人在参考史书的时候,一般都以《左传》为主,以另两家为辅。而帝王将相在参考治国方略时,更愿意看《公羊传》和《榖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