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华夏文明版图扩张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武力征服，比如汉武帝收复河套平原，明成祖横扫漠北等，武力征服通常缺乏可持续性，一旦中原王朝陷入衰落，这些土地就容易被外族占领。第二种是人口迁徙，属于暗线，古代汉人靠移民等方式，大力开发南方，逐渐成为当地主体民族，比如东晋时期衣冠南渡，南宋时期重心南移等。相比武力征服，人口迁徙的方式更具备可持续性，对土地的掌控力也更深。
作为对比，武力征服大多向北扩张，属于明线；人口迁徙大多向南扩张，属于暗线。
华夏文明起源于黄河中游：
在三皇五帝时期，华夏民族总人口大约200万人，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上游。当时黄河下游属于东夷文化，于是就有了黄帝和炎帝联手大战蚩尤的典故。
夏商周的活动范围仍是黄河中游：
大禹建立夏朝后，华夏进入家天下的时代。但由于生产力限制，夏朝的人口仅提升至300万人，商朝则提升至600万人。夏商两朝的都城均修建在河南地区，因为这一带水草丰茂，气候宜人。古代的平均气温比现在高，那个时期河南有大象，因此河南简称是“豫”，意思是牵着大象的人。
到了西周时期，华夏民族人口提升至800万人，都城也从河南迁移至陕西。由于人口膨胀，仅黄河中游的土地已经无法承载华夏民族繁衍，于是周天子制定了东进的政策，意图占领山东、江淮等地。姜太公为什么会被分封到齐国，目的就是为了蚕食和同化东夷文明。事实上，商朝晚期华夏民族就开启了东征的过程，商纣王就多次讨伐东夷。
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文明扩张至黄河下游和长江以北：
为了扩张土地，西周采取“分封制”，给予诸侯自由扩张的权利。不仅如此，随着重犁和耕牛的应用，粮食产量大幅提升，华夏人口日益膨胀。到了春秋时期，华夏民族出现四个大国，分别是东方的齐国、西方的秦国、北方的晋国、南方的楚国。
齐国主要向山东半岛扩张，基本控制了东夷地区，并使华夏文明传播至淮北。秦国主要向西部扩张，赶走了盘踞在关中平原的犬戎。晋国以山西为根据地，击败了不可一世的狄人，占领河北地区。楚国则兴起于长江中游，消灭周边几十个国家，大大加快对南方的开发。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时期的主旋律是晋楚争霸，晋国代表黄河文明，楚国代表长江文明，二者在上百年的斗争中，共同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发展。
到了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普及，农业生产效率再度提升，华夏人口提升至2000万人。包括长江以北、淮南地区陆续纳入华夏版图。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被秦国吸纳，长江下游的吴越文化则被楚国吸纳。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修建灵渠以沟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然而由于南方瘴气太多，秦人很难适应两广气候，只能在运河附近驻扎。由于陕西人爱吃面，到了广西一带便发明了桂林米粉，成为当地一大特色。
汉朝人口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
汉朝由楚国人建立，但定都于关中地区，相当于融合长江和黄河文明。相比于秦朝，汉朝由于局势更加稳定，人口提升至5000万，大部分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特别是关中、河南、山东一带。长安、洛阳、宛城（南阳）、成都、彭城（徐州）则成为汉朝最富庶的城市。
秦汉时期的长江以南地区，主要生活着百越人，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化，并不服从中央王朝统治。因此秦汉对长江以南更多是名义上的统治，实际上并无太多管辖权。
然而历经东汉末年、三国、五胡乱华、南北朝持续400年的大动荡后，中国人口分布发生很大变化。东汉末年，为躲避占领，上百万北方人迁移至巴蜀和荆襄一带，充实了这里的人口。江东则被东吴控制，孙权时期东吴的用兵重点方向并不是长江以北，而是位于江浙一带的山越。
到了西晋末年，受战乱影响，汉人出现“衣冠南渡”的现象。由于水稻种植技术提升，以及水利设施大量修建，江南地区得到大力开发，取代河南成为中国最富庶的区域。不仅如此，以湖北为代表的荆襄地区和以川渝为代表的巴蜀地区成为避难天堂，人口也稠密了起来。
唐朝时期江南成为人口和经济重镇：
到了唐朝，中国的人口上升至7000万人。在汉朝的基础上，唐朝的人口活动范围扩张至长江以南，浙江、江苏、安徽的人口主体不再是山越人，而是汉人。江南则成为朝廷的钱袋子，京杭运河成为大唐存续近300年的关键。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气候转暖，唐朝大部分人口都聚集在河北、河南一带，这也是为什么安禄山敢造反的原因。相比之下，关中地区由于过度开发，水土流失问题严重，再加上三门峡不适合通航，长安越来越不适合充当首都。总的来说，唐代的人口重心是河北、经济重心是江南、政治重心是关中。
宋朝时期福建、江西、湖南得到重点开发：
唐朝末年，天下大乱，中国进入藩镇混战时期，在经历了五代十国的动荡后，北方人口锐减，华北地区也因为过度开发土地肥力下降。反观南方地区，由于从越南引进了占城稻（双季稻），粮食产量激增，南方人口逐渐超过了北方。特别是南宋在临安建都后，江南成为人口、经济、政治重心。
由于农业进步，宋朝时期中国人口上升至9000万人，超过西欧人口总和。宋朝对中华版图的贡献，主要是消化了湖南、江西、福建一带，赣江流域和湘江流域得到重点开发，景德镇成为全球瓷器重心，泉州则成为世界第一大港。一直到元代时期，福建都是我国外贸基地，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
明朝主要开发了两广和云贵：
元朝末年，朱元璋凭借南方人口优势推翻了孛儿只斤家族。明朝的一大特点就是大量种植经济作物，为了满足丝绸出口，江浙很多农民改种桑叶，靠养蚕吐司来赚钱。明朝后期，来自美洲的玉米、番薯、土豆开始引进中国，人口开始激增，从北宋时期的9000万人提升至1.2亿人。在这一基础上，明朝加强了对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的控制，甚至在晚明时期控制了台湾，闽南人代替原住民成为台湾人口主体。历经200多年的人口迁徙后，这些区域的汉人占比超过50%，北方官话开始流行起来。
华夏文明扩张趋势：
时期
人口
靠人口迁徙同化的区域
夏商周
800万
黄河中游
春秋战国
河北、山东、淮北
秦汉
荆襄、巴蜀、淮南
隋唐
江南
两宋
福建、江西、湖南
明朝
1.2亿
云贵、广东、广西
可以发现，中国从远古时期一直到明朝，共经历了三波人口大爆炸，每一次都带来了文明版图扩张。
第一波是夏朝到西周时期，由于社会从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华夏文明生产力大幅提升。人口从200万提升至800万，牢牢控制了包括河南、山西、陕西在内的黄河中游地区。
第二波是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由于铁器的出现，生产力再度提升，犁和耕牛被大量应用。华夏民族人口从800万提升至5000万，在人口迁徙的作用下，占领了河北、山东、淮北。荆襄。巴蜀等地，原本的东夷、西戎、北狄、南蛮陆续被同化，融为华夏文明的一员。
第三波是魏晋时期至明朝，这一时期的主旋律是水稻种植的推广。由于南方水资源更丰富，其粮食产量逐渐超过北方。然而这一时期农业技术进步缓慢，人口增长速度较慢，历经一千多年后，中国人口才从5000万提升至1.2亿。随着人口南迁，中华文明在长江以南地区扎根落地，并逐渐控制了珠江流域和云贵地区。
在青铜时代，华夏出现了第一波人口爆炸，主要影响的是黄河流域。
在铁器时代，华夏产生了第二波人口爆炸，使文明活动范围扩张至长江流域。
在水稻时代，华夏出现第三波人口爆炸，使文明边界扩张至包括珠江在内的岭南地区。
每一次人口爆炸，都带来了文明的南迁，从黄河到长江，从长江到珠江。这其实也跟气候变化有关，从西周到隋唐再到明清，中国平均气温逐渐下降，因此文明的活动范围也逐渐南移，无论是经济重心还是人口重心皆如此。
而且可以发现，通常是先有了人口的增长，才出现的版图扩张。也就是人口增长是因，版图扩张是果。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古代出现过第四次人口爆炸吗？答案是肯定的，清朝时期中国迎来第四次人口大爆炸，然而这次却未能带来人口和文明的南迁。
事实上，如果明朝没有灭亡，亦或是明朝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农耕文明，中华应该会继续维持人口南迁的趋势。然而取代明朝的清朝比较特殊，奉行满蒙联姻政策，属于属于渔猎+游牧文明。
在农耕文明治理下，耕地是最重要的资源，农民有逐粮而居的习惯，哪里适合种地，就迁徙至哪里。并不需要官方的引导，靠的是民间的自发力量。中国南方就是靠这种方式开发出来的。
渔猎+游牧文明高度重视安全，清朝将东北视为大本营，因此选择定都北京，方便随时退守东北。为了保障北方的安全，清朝将准格尔汗国视为死敌，举全国之兵征讨。
清朝扩张顺序：
康熙时期，清朝击败了葛尔丹，占领了蒙古地区。雍正时期，皇帝派大将年羹尧进入青海，平定当地叛乱。乾隆时期，清朝再接再厉，消灭了准格尔，收复了新疆地区。不仅如此，清朝还通过金瓶掣签制控制了西藏，并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
因此史学界才有一种观点：清朝最大贡献是大幅拓展了中华的版图，使东北、蒙古、西域、青藏都纳入其中。虽然后来蒙古、外东北、外西北都被俄国割走，但还是奠定了现今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
客观地说，清朝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华文明的扩张趋势，使领土扩张从南向改为北向。这主要是因为清朝在平定准格尔汗国、吸收草原文明势力范围的同时。为了稳固统治，还采取禁止人口流动的政策。比如康熙时期推行“沿海迁界”政策，规定“片帆不得下海”，将沿海地区的民众都迁移至内陆，使沿海60公里以内变成无人区。不仅如此，清朝采取严厉的户籍管控政策，如果没有官方开具的许可证，普通人一辈子只能待在一个村子，不能随便迁徙，导致出现很多近亲结婚的现象。
相比之下，明朝初期虽然也执行过闭关锁国政策，但到了明朝后期外贸重新开放，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口自由流动。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大量吃不饱饭的华人迁徙至东南亚，在当地扎根落地，甚至掌握东南亚大部分财富。
正如前文所说，农耕文明重视的是耕地，任何适合耕种的土地，都会吸引大量人口流入。古代中国南方就是这么开发出来的。假如明朝没有灭亡，亦或是明朝灭亡之后仍是农耕文明，对人口流动管制较松，中国历史会和后来截然不同。
一个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中国凭借历史上第四次人口大爆炸，成功消化东南亚地区，实现人口重心的进一步南移。
这种观点并不是天方夜谭，有两个重要依据，一个是人口大爆炸，另一个是地缘优势。
从美洲引进至亚欧大陆的高产农作物：
明朝末年，产自美洲的玉米、土豆、番薯、花生逐渐传入中国。最开始由于饮食习惯等问题，仅在华南地区种植，因此没能阻止明朝灭亡的局面。然而从清朝初期开始，农民们慢慢发现无论是玉米还是番薯都具有耐寒、耐旱等特征，单位亩产远高于传统的小麦和水稻，美洲的农作物在全国传播开来。
清朝时期出现了中国古代第四波人口大爆炸：
在美洲高产作物的推动下，17世纪—18世纪，中国迎来历史上第四次人口爆炸，从明朝时期的1.2亿人增长至乾隆时期的3亿人。到了19世纪下半叶，甚至飙升至4亿人。由于人口膨胀，广东、广西、福建等南方沿海地区面临人多地少矛盾。为了争夺水资源和耕地资源，广府人、客家人、闽南人之间经常发生械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开人口流动限制，这部分人必然会向外迁徙，向东南亚寻找更好的耕地。
以云南为跳板，有多条河流通往中南半岛：
另一个优势则是地缘上的优势。明朝初期曾控制越南北部，但由于当时没能消化云南，明军只能从广西进入越南。然而广西和越南之间隔着十万大山，缺乏河流提供补给，在越南的驻军成本极高。最终明朝只能放弃越南。
然而到了晚明时期，情况出现很大不同，此时的中国已经消化了云南，使汉人人口提升至50%以上，具备了进军中南半岛的通道。顺着云南出发，顺流而下，由红河可以通往越南，由湄公河出发可以通往泰国、老挝、柬埔寨，由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出发可抵达缅甸。也就是说，只要掌控了云南，就相当于拿到了进入中南半岛的钥匙。
河流分布对中国古代历史进程的影响非常重要，在先秦时期华夏民族先是从黄河中游向黄河下游扩张，然后再向长江迁徙。到了唐宋时期，又沿着赣江和湘江向珠江流域扩张。云南位于中南半岛水系上游，这就跟秦始皇修建灵渠一样，只要控制了珠江上游地区，那占领珠江下游也只是时间问题。
清朝末年“下南洋”：
鸦片战争后，由于国门打开，很多在日子过不下去的华人纷纷涌入东南亚谋生。广东、福建等地有上千万华人迁徙至东南亚，改变了很多国家的民族结构。泰国有15%的人口是华人、马来西亚24%的人口是华人、新加坡超过75%的人口是华人。凭借勤劳奋斗，华人掌控了东南亚经济命脉，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祖国捐赠大量财物。
19世纪下旬至20世纪上旬迁移至东南亚的华人：
假如清朝不搞海禁政策，“下南洋”只会提前200年出现。清朝建立后，在番薯和土豆的作用下，南方地区人口飞速增长，人多地少矛盾日益严重。以至于南方多次爆发农民起义，包括“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假如放开人口流动限制，起码有几千万人会迁徙至东南亚寻找耕地，农民起义的规模可能会大幅下降。毕竟以当时的造船技术，广东、福建前往东南亚的海运成本远低于前往北京的陆运成本。
更关键的是，从17世纪开始，东南亚从原本的不毛之地，变成了适合耕种的区域。由于农业技术进步，以及当地气温下降，东南亚变得适合生存，而且水稻一年多熟，这对中国农民来说极具吸引力。与其待在七山一水二分田的东南沿海内卷，不如到东南亚开拓新生活。
在清朝初年，东南亚人口并不多，很多国家只有几百万人，而且文明程度很低。相比之下中国人口有上亿人，文明成熟度比东南亚高得多。自古以来，中华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很重要原因在于汉人“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相比西方人，古代汉人的生育率非常高。如果放开人口流动限制，凭借庞大的人口基数和超高生育率，华人迟早能成为东南亚主体民族，占领乃至同化东南亚只是时间问题。
17—18世纪方便华人迁往东南亚的另一个机遇在于西班牙与荷兰的衰落。明朝后期，由于西班牙与荷兰仍是欧洲霸主，能投入大量军力经营远东，因此跟中国形成竞争关系。西班牙占领了菲律宾，荷兰控制了印尼，这两个国家均限制华人移民，甚至与中国海盗爆发武力冲突。然而17世纪下旬，西班牙与荷兰走向衰落，其对远东的控制能力大幅下降。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地才重新控制东南亚，在此之前的两百年里，对华人移民来说可谓天赐良机。
如果说前三波人口大爆炸，分别使中华文明扩张至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岭南地区），那第四波人口大爆炸时期，如果实施宽松的人口流动政策，中华文明理论上能向南辐射至东南亚地区。
清朝“柳条边”：
清朝建立后，为了巩固龙兴之地，在东北修建大量“柳条边”，防止关内农民前往东北。结果却造成大东北地区人口稀少，使俄罗斯轻易占领了外东北这一无人区。直到咸丰时期，吸取了俄罗斯窃取外东北的教训，清朝才放开“柳条边”限制，允许关内民众前往东北，形成了浩浩荡荡的“闯关东”浪潮。
“闯关东”路线图：
清朝末年，由于关内食物匮乏，大量农民向东北迁徙，主要有两条路径，一个是从华北平原出发，途经山海关进入东北，很多河北人、河南人、山西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移居东北。第二条路径是从山东从海路，迁徙至辽东半岛。这也是为什么辽宁南部，特别是大连地区有胶东口音的原因，毕竟很多祖辈都是山东人。对我国来说，“闯关东”是很有意义的，这使东北人口迅速膨胀，避免了像外东北那样被俄罗斯吞并的结局。
假如是农耕文明统治，不太可能会有“柳条边”政策，那“闯关东”可能会提早出现。在18世纪之前，汉人之所以很难在东北大量定居，是因为当地气候太冷，很难生存。然而随着棉花种植面积激增，棉衣得到普及，御寒问题得到解决。不仅如此，由于高粱、大豆、玉米、土豆的推广，东北从蛮荒之地变成了大粮仓，粮食产量超过华北。如果早点放开人口流动限制，视耕地为宝贝的内地农民必然会大量迁徙，在这种情况下，就连外东北适合耕种的土地也会有大量人口。近代俄罗斯再想割走海参崴就没那么容易了。
假如明朝之后仍是农耕文明，1820年的中华文明势力范围：
这里可以做个大胆的猜想，假如明朝没有灭亡，亦或是取代明朝的仍是农耕文明，延续了开放的人口流动政策，那中华的版图会跟后世截然不同，东南亚可能会被华人占领。在17世纪—18世纪，随着美洲农作物带来的人口大爆炸，以云南、广东、广西、福建为跳板，数千万华人会顺着海路和陆路向东南亚迁移，类似19世纪末“闯关东”和“下南洋”一样。凭借庞大的人口基数和超高的生育率，华人可能会成为中南半岛主体民族，包括今天的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等地会被华人主宰。由于英国殖民者的介入，中国和英属印度以若开山脉为界，平分缅甸。
另一方面，大量闽南人、客家人、潮汕人、广府人乘船前往马来群岛，由于西班牙与荷兰走向衰落，无力干预华人的迁徙。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吕宋岛都会成为华人的地盘，南海成为中华的内湖。自古以来中华文明采用象形文字，西方则采用拼音文字，因此中文即便在发音变化的情况下，书写也不会有太大改变。前往东南亚定居的华人非但不会成为新的民族，反而会因为文明程度比当地土著更高，使当地土著融入中华文明之中，类似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人同化南方百越人一样。中华文明一直很开放，正所谓“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之,华夏入夷狄则夷狄之”，判别身份的并不是种族血统，而是对文明的信仰程度。
在棉衣得到推广、美洲耐寒作物引进中国后，东北会成为适合耕种的区域，大量关内吃不上饭的农民会前往东北，“闯关东”会提前两百年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平原会成为汉人农民的天堂，沿海地区的居民则靠捕鱼业为生，这一区域会较早得到开发。
至于朝鲜，由于当地早已形成独立的成熟文明，而且中朝边境有鸭绿江阻隔，即便放开人口流动限制，想同化朝鲜也是很难的事情。不过琉球群岛是有可能的，明朝末年就有很多闽南人迁徙至琉球，如果这一趋势能够延续，改变当地人口结构并非不能实现。
当然农耕文明也是有缺陷的，那就是缺乏对草原的热爱，毕竟古代这些地方很难产生稳定的经济收益。如果继承明朝的是李自成建立的大顺，那顺朝大概率不会越过长城以北，进驻蒙古和西域。虽然准格尔汗国会像历史上那会崛起，但在中俄两大火药帝国的夹攻下，很难长久。毕竟历史上游牧民族在被中原王朝击败后可以逃窜至中亚和西伯利亚，但近代在俄国崛起后这一条件不复存在。
在现实的历史上清朝击败准格尔后陆续拿下了蒙古、新疆，并顺势平定了青藏地区。然而如果是农耕文明的话，对治理草原和戈壁缺乏兴趣，不愿投入人力物力在此驻守，可能还是会以长城为界，止步嘉峪关。那近代这些区域可能会遭到俄国染指。
与现实相比，中华在陆权上会受到损失，来自西部和北方的国防压力会加大。但在海权上会获得很大好处，东南亚不仅拥有大量优质港口和丰富矿产资源，还能滋养数亿人口。红河三角洲、湄公河三角洲、湄南河三角洲、马六甲海峡等区域会兴建起不亚于长三角、珠三角的超级城市群，西贡、曼谷、新加坡会发展为不亚于上海和深圳的一线城市。
与现实世界相比，可谓有得有失。
自16世纪下旬以来，由于番薯和土豆的功劳，欧洲人口暴增，为了寻求生存空间，大量白人迁徙至美洲甚至澳洲，改变了当地人口结构，使美国、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都成为白人主导的国家。东南亚之于中国，相当于拉美之于美国一样，可谓经济后院，有无上的价值。
20世纪以来，凭借着化肥的贡献，中国迎来出现历史上第五次人口大爆炸，总人口从4亿人飙升至14亿人。然而这一时期东南亚已经形成民族主义国家，想靠移民改变当地人口结构已经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历史就是这么耐人寻味，清朝的出现，使中华文明扩张趋势从南向变为北向，改变了历史的轨迹。使中国多了草原和大漠的壮丽河山，少了热带岛屿和丛林的美丽景色。
人口流动在中国历史上占很重要的地位，假如没有西方殖民者入侵，再给农耕文明发展1000年。按照人口迁徙趋势，整个东南亚乃至澳洲可能都会成为华人的版图，毕竟这些区域的土著人口较少，很容易被同化。
另一方面，按照现有的生育率，中国老龄化不可避免。随着城镇化基本结束，人口流动速度也在下降。未来如果想解决养老金问题，要么削减开支，要么举债，要么从东南亚引进劳动力。何曾几时，中国生育率远高于东南亚，所以才出现了“下南洋”；如今东南亚生育率远高于中国，以至于出现人口反向流动的趋势，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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