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在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县贾村镇，出土了一件纹饰精美的青铜器。经考古人员确认，这件青铜器铸造于西周早期时，是一个名叫何的西周宗室贵族所作的祭器，因此它被命名为“何尊”。尊内底部，铸有12行铭文，其中“宅兹中国”这句话，成为“中国”一词的最早文字记载。
著名历史学家杨念群先生在其新作《问道》一书中，对“中国”的地理概念和文化概念，都做出了深刻的解答。作为一部思想史方面的大众读物，《问道》这本书不再局限于关注具体的人物和事件，而是从中国思想史上的六个重要主题切入，为读者解答与之相关的重点问题。
诸如，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之间的互补性，以及道家“无为至上”的处世态度到底是积极还是消极。杨念群从全新视角出发，对中国思想文化进行诠释与解读，在兼顾通俗性与专业性的同时，还特别注重趣味性。
杨念群将文化探索的触角向中华文明历史的纵深处伸展，但他的最终落脚点，却是我们的现实人生。我们只有理清过往的历史发展进程，才能看清楚未来的文化发展走向。《问道》讨论的话题极为广泛，但是在讨论某些话题时，也不乏一定的深度。
比如，皇帝立正统的规矩，在宋代以后发生了改变。以往，文人们以“五德终始说”来解释历史变迁、王朝兴衰。到了宋代，欧阳修发现“五德终始说”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他认为，统治者要获得“正统”，就需要具备“居天下之正”和“合天下于一”这样两条标准。并且宋代文人更加注重伦理道德的重要性。
在分析这一话题时，杨念群指出这其实是一种“文化心理补偿机制”。为何杨念群先生会提出这样一个说法呢？这其实恰恰是他从两宋时期的历史语境出发，提出的一种解读方式。
两宋时期在军事方面连续受挫，这使得士大夫阶层始终有一种失落心态。而心理补偿机制，则是人们在面对挫折和困境时，采取心理上的安慰方式，以弥补失落心态。这种“文化心理补偿机制”，是两宋时期面对连续挫折时才会出现的一种“国民心态”。
由此可见，杨念群先生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却并没有局限于中国思想史的范畴，而是从多学科、多领域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进行全新阐释。于是，我们在这本书中就能够看到不同学科视角下的，中国思想发展进程。
此外，杨念群先生在书中抛出了很多十分新颖的观点，极其具有挑战性。比如，在谈到“公”“私”界限划分的问题时，本书作者杨念群认为，在晚清时期，通过剥夺皇帝个人私有权力，并不足以给个体民众带来真正的个人权利。而在人们的通常认识中认为，只要剥夺了皇帝的个人权力，就意味着个体民众拥有了自由和权利。很显然，杨念群并不认同这种观点。
对于“个人”“私有”等维护个人权益的现代价值观，杨念群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他在剖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将现代价值理念与传统价值理念进行对比。在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对比中，我们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会产生更加深刻的印象。
作为一本通识读物，《问道》帮助读者实现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升级。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现代人对于传统思想的误解，杨念群在书中进行了一定的厘清。
就像《论语》中的那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就经常饱受现代人的“诟病”，认为这句话歧视女性。杨念群指出，我们理解传统经典中的某一句话、某段文字，应当将其放置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之下。
再比如，人们以为法家儒家这两派的学说思想毫无关系，实际上二者联系非常紧密。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的恩师，正是儒家学者荀子。并且，韩非的某些观点与荀子存在近似之处。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存在这样的误解呢？这是因为我们在面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时，只是把它们看做了独立事件，而并没有根据文化语境将它们联系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认知并不完整。
杨念群先生的这本《问道》，便是以六大主题为经，以思想史上的重要概念为纬，将传统文化思想的发展脉络清晰地呈现出来，同时还将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人物和现象联系起来。引导读者以整体的视角去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这正是《问道》一书的最大亮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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