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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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作为近代国学大师，一生经历丰富，在金石学、敦煌学、农学界都颇有建树，被称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农学家、教育家等。他兴办教育，倡导新学，甚至后来走入宫廷就职，堪称传奇。他在苏州曾创办了一所著名学堂，至今还是苏州教育的一面旗子，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而他在苏州不过一年半的时间，也是有些谜团，不妨做一次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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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天才倡导新学引关注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是癸卯年，那年正月下旬，作为清政府雇员身份罗振玉正在苏州办差。时年正月廿六日（2月23日），罗振玉突然接到淮安家中的急电，范夫人（罗母）去世，请他赶回。

范夫人即罗振玉的母亲，出生浙江上虞名门，对于罗振玉的启蒙教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罗振玉在著作《上虞罗氏枝分谱》中记外祖父范以熙：“字咏春，副榜举人，候选光禄寺署正。富藏书，著《淮壖小记》《淮流一勺》，以补正方志；他著作甚多，皆未刊行。交游遍海内，学行冠一时。”

范夫人于困苦之中对罗振玉仍重视教育，而且对于左右邻居，也总是想方设法义助。当时有不少人吞食鸦片自杀，范夫人就备好了解药，吩咐罗振玉去送解药，即使是深更半夜也不要耽误，可知范夫人慈悲为怀。因此她的去世也引起四邻们的哀痛悼念。

罗振玉四岁识字，五岁入私塾就读。由于家族经济纷争，再加上罗家孩子也多，家庭状况市场陷入困境，罗父外出补缺就任，家里就留给范夫人掌管，罗振玉虽为三子，却深得父母信任，帮助母亲处理家务。因此只得在夜里苦读经典，他好古学，熟读诗书，喜欢石刻、古碑、《石鼓文》等，还亲手拓《石鼓文》自赏。一部《皇清经解》，他研读三遍，对经史考据学、金石文字学大有兴趣和长进。十九岁那年就有著作《读碑小笺》刻梓，当时是母亲范夫人把自己戴的簪珥典当，可见母亲对罗振玉教育之支持。三年后，罗振玉又有著作刻印，即《存拙斋札疏》。而这部书中的内容竟引起了在苏州寓居的俞樾的兴趣，居然摘了几条，放在了其著作《茶香室笔记》中，众所周知，俞樾是大学问家，一代宿儒，但他却摘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青人的文章，更可想见罗振玉为此下的功夫。

俞樾恐怕也不会想到，在多年之后，这个年轻人会奉命到苏州办学。甚至还引出诸多的纷争，当然也为苏州留下了一所至今被引为骄傲的学校。

罗振玉在未进入官府做事之前，基本上靠着四处执教为生，在私塾教书，在大户人家中作西席，甚至靠治印贴补家用。直到参与地方筹办西学书院，并热心西学，同时翻译农书、《农报》，与日本好友达成合作，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该社不只是为了造就译文人才，翻译日本先进的农学书籍，以维新社会，因此还有物理、化学、数学、英文等科目，直至“维新”事件失败后，不得不停办，但却培养了一些人才，如国学名家王国维就是该社毕业的。

也正是因为翻译《农报》，倡导新学，罗振玉的维新事业引起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关注，并主动去函邀请他到武昌担任农务局总理，当时朝廷重视农业发展，因此名地方官振兴农业。张之洞一连给罗振玉发了三次电报，督促他前去就任。时为庚子年秋季。罗振玉在武昌农校主持一年不到，已经初见成效，基本上是理顺了关系，又有人想谋求其中的校务，罗振玉正好请辞让贤。但张之洞没有放他走，而是把江楚编译局交给他办理。应该说在这段时间，罗振玉的事业有了较大的进展，首先是他所主办的《农学丛刊》发行畅销，获得了较大的利润，不但解决了在沪机构的经费，也帮助家里偿还了欠债。还照例给母亲一年二百银元的用度。

由于在上海处于出版发达之地，罗振玉对于印书办报颇有兴趣，并且身体力行，同时更加热衷于对于教育的参与，希望能够兴办新式学堂。也正在这个阶段，罗振玉接触了杨守敬、刘铁云，前者是驻日的使官，曾从日本带回很多中国流失的古籍并刻印，后者则为小说家刘鹗，代表作为《老残游记》。其实刘铁云还是一位金石学问家，在刘家，罗振玉见到了王懿荣所藏殷墟甲骨文字，大为惊叹，建议刘铁云拓印出版。

也就在这年的十一月份，罗振玉奉两江总督刘坤一、两湖总督张之洞之命，东渡日本，学习教育事务，通行者六人，于次年（1902年）正月回国，后来又于当年十月有过一个月的日本之行，也是为了公事。在此期间，罗振玉对于日本教育方面的甚为留意，并作出了教育制度书呈交两位总督，也受到了肯定的意见。当时还要求罗振玉与状元张謇合力商议相关奏稿。此次两地总督皆有商办新式学堂之议，并且想过先办“师范中小学”，谁知突然遇到阻力，罗振玉只得辞谢张之洞之聘，回上海继续办他的农馆和学社。当时盛宣怀则有意在南洋公学增设东文科，请罗振玉做监督，罗振玉为此还推荐了藤田剑锋担任总教习。在校期间，罗振玉还曾有赴日之行。

因为晚清科举制度的改革，科考设有经济特科，由时任三品以上京官及督抚学政各举所知，咨送总理衙门。罗振玉被张之洞、张文达、沈家本、陈夔龙等人举荐，而且推荐理由皆牵涉农事和教育之长。被保举人理当于次年，及光绪二十九年（1903）到京中保和殿参加考试。但是罗振玉却因为母亲范太淑人去世，丁忧在家，未能参加。因此罗振玉后来赴京时仍是秀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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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臣端方特邀来办学

罗振玉在家中守孝大半年，适逢两广总督岑春煊邀请担任教育顾问，在广东期间，罗振恽除去公务外，大肆收购旧书，其俸禄为此用去大半不止。直至年终返回上海。后于光绪三十年（1904）赴粤辞谢，于六月份在上海见到赶赴苏州就任江苏巡抚的名臣端方，端方此时还署理两江总督。在此之前，他在湖北巡抚任上积极倡导新学，并派遣学员前往西方留学，就连自己的儿子都被派遣出去。

端方身为满族正白旗出身，学识渊博，爱好收藏，对金石学也有见地，早与罗振玉有过交往。此次赴苏州就任，直接聘请罗振玉担任江苏教育顾问，并把罗振玉主持翻译的《农学丛书》五集进呈皇帝御览，在奏折中一再对罗振玉对于国家农学和教育事业的贡献大为褒扬，其中言及罗振玉并未花国家的公费，完全是独力支持，却影响各地，实在比那些胡乱出版的小报杂志大有裨益于社会。这份奏稿后来被收进了《端忠敏公奏稿》之中。

端方在苏州主政期间，一大贡献就是办教育，他于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就与罗振玉创立江苏师范学院，最初选址是在抚标中军操场，据说是在现在苏州中学的对面。但也有一种说法选址在苏州染织北局，此地位于今天的观前街北局，原为明代遗留织造府，清代保留一段时间后合并在现在十中内的织造府。但因为染织北局地势不适合建造房屋，只得放弃。最终这所学堂就建在沧浪亭之西、文庙之北。当时这里官办的紫阳书院的旧址，紫阳书院创办于清康熙年间，历代名师辈出，出了不少状元和探花，到了光绪后期改为考棚，即校士馆。

应该说此时的罗振玉是事业较为成熟的时期，他已经先后在国内外考察过教育情况，并有过筹办学校的经验，同时对于师资和课目安排也是胸有成竹，再加上端方对他的充分信任和支持。此时罗振玉的官方称呼为“光禄寺署正”，虽然是一个品级不高的官衔，但到底是有了一个官方身份。端方亲自向朝廷奏称：“先于苏州省城设立两级师范学堂，先招讲习科生四十人，速成科生一百二十人，以济目前兴办学堂之急需。”当时该学堂主要是为开办新式中小学校培养师资，应该说使命至要。端方对上奏报，罗振玉明于教育之法，若能给予他主持校务的职务，并且始终任命，将来必有成效可睹。可以说是向朝廷做了保证。

罗振玉也不负厚望，身为监督，相当于校长，总教习则为藤田剑锋（藤田丰八），徐宾华为监院。应该说，罗振玉的办学团队都是比较专业的人员，教师也是内外结合。学校于次年，即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讲习科和体操专修科生毕业，七月继续招生初等专科生八十人。八月初开学，随后又增设附属小学堂（苏州实验小学前身）。办学期间，罗振玉兢兢业业，每天亲自到校监督，到寝室察看情况，并与各班学员代表座谈，同时对于校务文件也都是亲自撰写和处理，不依靠秘书之手。

对于办学情况，罗振玉也有自己的心得体会，首先是江苏巡抚的官方支持，“教习之勤职，学生之攻苦励学，故成绩颇有可观。”但是罗振玉对于学生“殆学”情况也很担忧，学生有畏难情绪，而学校管理也有责任，两者相较，他认为还是学校管理更为重要，要加强辅助和引导，引导学生们实现自治、自学的能力，现在学校规模初具，管理还算得力，但是限于财力原因，又有新的困难摆在面前。而江苏巡抚此时已经轮换为陆元鼎，对此罗振玉只能据实以报。

但是刘铁云对于罗振玉办教育大为感赞，在亲自赴苏州考察后，他评价：“师范学堂，井井有条，罗叔蕴真人杰哉！”

罗振玉在苏州办学时也是四处网罗人才，如同乡王国维就来到该校任教，先后担任讲习和总教习。王国维在该校主讲西方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课程，还自编教材使用。

但是，罗振玉在办学期间，也不免与地方产生了矛盾，甚至导致他后来感到灰心，直至辞职彻底离开了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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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建新房遭“逐客”

罗振玉在苏州办学时，几乎没有请假的时候，并在校园中设立“万岁牌”，以示对皇帝的尊敬，每月首位带领诸生行礼。如今看来颇为“守旧”，但在当时也是一种礼仪吧。但是对于私人情谊，却不会轻易受托。据此，罗振玉之孙罗继祖在著述中提及，祖父住在苏州时，本应去拜谒名士俞曲园，“但听人说，这位老先生惯好请托，如见面有请托，情面上不好拒绝。于是没敢去。这一点看出祖父办事不肯因私废公。（《庭闻忆略》）”

罗振玉办教育还受到地方监察官朱竹石的肯定，朱竹石作为按察使要求一向苛刻，但对于罗振玉办学堂给予了好评，说别人办学校是浪费国家钱财，误人子弟，但罗振玉却是严师训育子弟，“李临淮治军”。把罗振玉办学比作唐代大将李光弼治军。

但导致罗振玉辞职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据说江苏师范学堂初办时，端方就罗振玉商定，招生时不看户籍，只要前来报考，一概收录，因为学校是面向大众的，而不只是江苏或者苏州本地。这一决议曾引起地方士绅不满，因为来投考的有南京、扬州、徐州、淮安、海州（连云港）等地生员，如此一来必然会导致本地生源的录取比例，甚至有人想要请托入学受阻。这是罗振玉之孙罗继祖在书中的分析，他认为此事导致地方士绅与罗振玉积怨渐深，但终没有发作。直至罗振玉在苏州建造房屋，才彻底点燃双方的火气。罗振玉在苏州建房，准备把老父亲接来养老，这样也不用自己两边奔波了。但所建房屋与拟建学堂新校区地块较劲，引起地方反响，说是占用了学校的土地。

罗振玉在苏州建房时间应该为1905年，因为次年春天，是罗振玉的父亲罗树勋（1905年去世）去世满百天的日子。罗振玉在苏州建房本为接年迈的父亲罗树勋来住，没想到父亲过世，而苏州地方并不知道内情，仍在合力“弹劾”他的建房之举。按照罗继祖的记述，“祖父居尧钦公（罗树勋）忧满百日，准备返苏辞职，忽然碰上苏州（江苏）教育会逐客的事，由会长张謇出名登报纸，说祖父在苏筑屋占用校地。”其实张謇和罗振玉之前一直相处的很好，两人还曾在上海会晤商议编译刊印日本《宪法义解》《日本宪法》《日本义会史》等资料，对于创立新式教育也可谓“志同道合”，因此罗继祖也说不知道为何会有此举？

罗振玉对此事的做法的是，据理向江苏按察使朱竹石解释，说校地本已筑有围墙，他所建并没有侵占校地，而且建屋本为养亲，现在父亲去世，愿把房屋捐给公家。朱竹石并没有接受捐献，而是出官款收购了土地和房屋。罗振玉辞职时，江苏巡抚和按察使都给予了挽留。但是罗振玉去意坚定。

罗振玉的好友汪康年、汪诒年兄弟都为此事抱打不平，主张“以牙还牙”，并替罗振玉写了一份答辩书，也登载在报纸上。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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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风霁月清明天

从1904年秋到1906年春，罗振玉在苏州办学不过一年半时间，应该说成效较大，但也有不少遗憾。罗继祖说祖父离开苏州后，一生都没有再去过苏州。但他回到淮安，乃至后来赴京就职时，还常会想起在苏州办学的旧事，尤其是一些想法没有实现，如学校所在地前身紫阳书院，有很多院长学行，足以师表，如钱大昕在这里执教十六年之久。罗振玉想把这些先贤的学行整理后刻碑纪念，以鼓励学生们。

还有一事，院中本有春风亭，现在地址找不到，就在荷花池旁新建一个水轩，悬三字恢复旧名，并捐经史书放在其中，但是不知现在这个事情有没有继续落实下去。还有学校绿化、宿舍前植树，池塘中补种莲花等，可知罗振玉对于这所学校是有着感情的。也难怪后来的苏州中学一直都对罗振玉的贡献甚为感念，并在编写校史时，特别致信给罗继祖，请教详情。信中提及：“在创办我校时，令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已将其事迹载入史册……总之，万万不能抹煞令祖办学之贡献也。（1983年7月2日，金德门致罗继祖信文。）”

由于罗振玉辞职离苏，也导致先前跟随他的教师辞职。如王国维后来也就离开了师范学堂。但值得一提的是，罗振玉离开苏州后，继任校长也是具有相当实力的，如蒋黼、陆懋勋。

根据苏州中学校史内容：“金石学家、江苏巡抚端方在府学原址扩建江苏师范学堂，国学大师罗振玉任首任监督，专门为中小学校培养合格师资。苏州中学‘百年新学’的历史由此启幕。”

直到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江苏省公署颁令该学堂改江苏师范学堂为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苏州中学编辑的校友录中，罗振玉也是排在第一个位置。

查资料可知，张謇曾与1905至1908年担任江苏教育会长职务，但他也是数次坚辞不成。应该说张謇与罗振玉交往过年，对于农学和教育学都有着相同的理念，但是不知道为何会在1906年戛然而止。相信在这其中会有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或者无人知晓的误解吧。总之还是应该客观看待两人的结交和断交。

在苏州中学以对面的原苏州大学医学院正是源于张謇创办的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当时校门口树立的张謇像还在，只是在医学院搬迁后，这里则挂上了“苏州中学”的牌子，将成为其另一个校区。而在苏州中学校园里，则有一块石碑，上刻写“光风霁月”四个大字，则是罗振玉的书法，不知是何时之物？此语出典于黄庭坚的《濂溪诗》序：“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是黄庭坚对一代名士周敦颐的赞语，形容雨后天晴的清明景象，也是比喻一个人的开阔胸襟和坦白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