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刘邦，凭借身后的谋士群走上巅峰，他们组成特点是什么？|刘邦|张良|彭越|汉朝|汉高祖|秦二世|韩信|项羽

在秦末汉初的历史舞台上，出现过一批足智多谋之士，对成就刘邦的事业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些“智多星”，依其出场的先后，顺序为：肖何、张良、郦食其、陆贾、韩信、陈平、随何、叔孙通、娄敬。这些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环绕在刘邦周围，形成了一个彼此虽无密切联系、但却统领于一人、为建立西汉王朝而服务的谋士群。那么，他们的组成过程特点是什么？他们又在刘邦的事业上起到了什么作用？

一、刘邦谋士群形成的过程及其组成特点

从肖何随刘邦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九月在沛县起兵算起，到汉五年(前202年)五月，娄敬到洛阳建议迁都为止，刘邦谋士群的形成前后历时七年。秦二世三年二月，刘邦“将兵略地陈留郊”，郦食其请同乡引见，从此随军，直到公元前203年因韩信攻齐而被齐王田广烹死。

韩信原来委身项羽，“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郁郁不得志。公元前206年，刘邦入汉中就汉王位，他便“亡楚归汉”，由肖何极力推荐，受拜大将军。刘邦得天下后，他受逼谋反被杀。张良与刘邦的交往更早一些。秦二世二年正月，他在投靠景驹途中，道遇刘邦，就积极为刘出谋划策。

刘邦得汉中地，“遣良归韩”，后项羽杀韩正成，他于秦二世三年八月。“间行归汉王”，直到西汉建立，功成身退。陈平先事魏王咎，“说魏王不听，人或谗之”，只得离开。后归项羽，为其“击降殷王”。

刘邦攻取殷地，他害怕项羽“诛定殷者将吏”，乃“身间行杖初亡”，汉二年三月，“至修武降汉”，受到刘邦器重，并历任惠帝、吕后、文帝三朝丞相，“以荣名终”。叔孙通背秦后，先后从项梁、怀王、项羽。汉二年四月，在彭城“降汉王。汉王败而西，因竟从汉”，史书不载其终。除陆贾、随何二人史载阙如外，这些智谋之士投奔刘邦的情形，大致如上所述。

这些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以不同方式投奔刘邦，从他们的主观愿望来分析，是因为他们根据自己对刘邦政治实践的观察，并与当时其他政治集团相比较，看出只有刘邦集团最有可能取得全国政权，因此，只有投奔刘邦，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发挥自己的才干，赢来功名富贵。

郦食其对所过高阳的诸多将领都不感兴趣，“深自藏匿”，唯独投向刘邦;随何对黥布所作的“楚兵虽强，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故楚不如汉，其势易见也”的分析，以及郦食其使齐时关于“天下之所归”的长篇说词，都反映了他们的这种认识。

刘邦谋士群的成员来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张良出身于“五世相韩”的高门贵族之家，叔孙通是秦博士，肖何是小官吏，陈平是小地主，陆贾、随何出身辩士，郦食其是“里门监”，娄敬是戍卒，韩信穷愁潦倒，“常从人寄食饮”。他们有的本来就是统治阶级的一员，目睹秦暴政的恶果;有的则来自社会底层，了解人民的疾苦，熟悉人民的心声。谋士群的这种构成格局，有两大优点。

使谋士群的谋略，不仅能够直接适应刘邦一方推翻秦王朝、打败楚项势力的政治需要，并且在客观上，也反映了农民和奴隶阶级反暴政、求安定、争取起码生存权利的要求。刘邦集团当时之所以能够受到人们不同程度的支持和拥护，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使谋士群有可能集中不同阶级、阶层因其不同社会实践而具备的各具特点的聪明才智。张良出身大官宦之家，深受地主阶级治世理国之道的薰陶，对于刘邦集团大政方针的制定，极有帮助。肖何“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精通律令，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陈平深于权谋之道，故能“常出奇计”，排难解纷。随何、陆贾能言善辩，适于出使游说，联络诸侯。谋士群集中丁因社会实践不同而造就的各具特色的智囊人物，这是它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刘邦谋士群的成员尽管出身不同，但大都甚爱读书，谙熟历史，深明现状，具有“通古今之变”的政治素养。史书记载陈平、郦食其“好读书”，张良“常习诵读”《太公兵法》。韩信背水列阵，大破赵军，更是其精读兵书的明证。这些满腹经纶的上人，在分析问题时，显现了较强的历史洞察力，于复杂的斗争中，以其远见卓识，良谋善策，证明白己不是刘邦所鄙视的那种“腐儒”。

请看张良在阻止刘邦分封六国后时所作的八“不可”的分析。在前七“不可”中，他将刘邦现实的处境与商汤讨桀、武王伐纣的历史条件加以对照，说明古今形势不一，敌对双方的力量对比不尽相同，所采取的方法也应有所不同。在“不可八”中，他又根据以上的对照分析，正确地预见了如果分封六国后裔，将会出现“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的局面，从而否定了郦食其的建议，避免了可能产生的弱己强敌的不利后果。

再看娄敬在建议迁都关中时的对比论证。他指出，刘邦“取天下与周室异”，周室“积德累善十有余世。……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险，……八夷大国之民莫不宾服”，而刘邦“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进而建议从洛阳迁都秦地。在封建士人的心目中，西周王朝是千古盛世，武王、成王为万代楷模。刘邦谋士群对此也不持异议。

但是，他们并没有建议刘邦一举一动都去照搬周的法规;恰恰相反，他们希望刘邦能够灵活地运用周室的统治经验，时时、处处以当前的斗争形势为转移，来决定自己的策略，而不必事事拘泥于陈规。陆贾曾自称：“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以近”，这正是刘邦的谋臣智士比一般书生高明得多的地方。没有这一条，张良、娄敬不可能作出以上精当的分析，陆贾写不出总结亡秦教训和以往统治者成败经验的《新语》十二篇，叔孙通也不可能“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我们在分析刘邦谋士群的组成时，还可看到，这个谋士群的一些重要成员，如韩信、陈平、叔孙通，都是来自与刘邦争夺天下的主要敌手——项羽一方。来自敌人者，最了解敌人。

他们与项羽的政治主张不同，对项羽刚愎自用、骄傲轻敌、优柔寡断等弱点了如指掌，因此在投奔刘邦后，常常能提出针对性很强的建议，来攻击项羽一方的要害。汉元年六月，韩信拜将，对刘邦分析了项羽的情况，指出：项羽恃匹夫之勇，怀妇人之仁，背义帝之约，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

又指出：“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假若韩信没有在项羽营中那段“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的经历，他绝对说不出这番剔肤见骨的话来。特别是他建议刘邦反项羽之道而行之，可谓抓住了战胜项羽的成功的钥匙。

汉三年四月，刘邦被困于荥阳，焦急地向陈平问计。陈平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认为项羽恭敬爱人，但到了论功行赏时却很吝啬;刘邦虽然傲慢无礼，但舍得将爵位和食邑封赏给有功的人。

他由此告诫刘邦：“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接着，他又建议刘邦利用项羽“为人意忌信谗”的弱点，“出捐数万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他的建议实施后，项羽果然怀疑并赶走了主要谋士范增，从而使范增一再坚持的困死荥阳的计划宣告破产，刘邦由此得以逃出包围，重结兵力，继起再战。

二、谋士群在成就刘邦事业中所起的历史作用

通观刘邦集团的政治实践，可以看出刘邦本人很少能提出什么谋略，几乎所有的战略策略，都是由谋士们提出而由他批准执行的。这些战略策略，环环相扣，关联不断，引导着刘邦集团一步一步地向着最后的胜利前进。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谋士群，刘邦的成功就无从谈起。谋士群所发挥的这种特殊作用，在秦末农民起义、楚汉战争和西汉建国初期三个历史阶段，都表现得十分清楚。

(一)秦末农民起义阶段

1、建议刘邦稳步发展力量，避实就虚，抢先入关。

秦二世元年二月，郦食其在高阳会见刘邦，认为刘邦以不满万人的散乱之师径入强秦，“不啻自投虎口”，建议他先攻占交通方便、又多积粟的陈留，以为根据，再图发展。这对于刘邦集团站稳脚跟，避免夭折，作用是明显的。

在进军关中途中，张良劝刘邦攻克宛城，不要绕城而过，以免“宛从后击，强秦在前”，受到夹攻。夺取武关后，张良又建议刘邦派遣郦食其、陆贾以重金劝降峣关守将，然后趁其防备松懈，发动突然袭击。结果，义军很快拿下峣关，于汉元年十月，“先诸侯至坝上”，夺了灭秦的头功。

2、建议刘邦“还军坝上”，争取民心，准备与项羽争夺天下。

起义军进入咸阳后，刘邦入秦宫，见“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诸将领也“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樊哙劝刘邦搬出秦宫，刘邦不听。

张良进谏说：“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刘邦听了，觉得问题严重，立即撤离咸阳’“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坝上”。此举避免了刘邦集团的过早腐化，同时也为刘邦树立了廉洁、俭朴的形象，对他获得民众的支持以争夺天下，助益甚大。史载关中父老“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二)楚汉战争阶段

1、建议刘邦在力量对比于己不利的情况下，实行战略退却，并烧毁所过栈道，以保存实力，麻痹敌人。

汉元年二月，项羽违背义帝之约，将刘邦改封到偏远的巴蜀、汉中，又封章邯等三降将为三秦王，以堵住刘邦东进的出路。“汉王怒，欲谋攻项羽”。当此楚汉矛盾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肖何向刘邦分析了楚汉双方实力对比的差距，劝他暂忍一口气，先“收用巴蜀”，再行计议。这一量力而行、欲进先退之计，使刘邦集团保存了实力，避免了莽撞“摊牌”可能带来的夭折危险。

在进发汉中时，张良又建议“烧绝所过栈道”，以示无意东归。这一策略对项羽起了迷惑作用，为此后汉军轻取三秦，从容出关作了准备。

2、建议刘邦“还定三秦”，“决策东向”。

汉元年六月，韩信拜大将后，向刘邦透彻地分析了项羽“其强易弱”、汉方必将取胜的原因，并建议刘邦抓住战机，立即还定三秦，“争权天下”。他的精辟论述，使刘邦认清了天下大势，及时地作出了进兵关中，东向争强的战略决定。

3、建议刘邦联合彭越，说降黥布，笼络韩信，改变楚强汉弱的形势。

汉二年四月，汉军败北彭城，退至下邑，刘邦下马坐在马鞍上，问道：“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张良进言说：“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隙;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

在张良、陈平等人的策划下，刘邦以分封为诱饵，先后把握有重兵的上述三员战将团结在自己一边，逐步形成了正面(荥阳、成皋战场)坚持，南(黥布)北(韩信)的两翼牵制，后方(彭越)骚扰的正确作战方针。

这一作战方针的实施，使汉军逐渐由弱化强，自败转胜，而楚军则“所备者多”，顾此失彼，穷于应付。经过三年左右的对峙，汉军终于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取得了荥阳、成皋之战的胜利。

4、建议刘邦抓住战机，适时组织战略决战，夺取战争的彻底胜利。

汉四年八月，楚、汉双方签订鸿沟之约。项羽带兵返回彭城，刘邦也“欲引而西归”。张良、陈平坚决反对，建议趁“楚兵疲食尽”之机，发兵追击，以免“养虎自遗患”。

刘邦纳谏进兵，计划同韩信、彭越“期会”固陵，合击楚军。因韩信、彭越与期“不会”，致使刘邦于固陵失利。在关键时刻，张良又献分封之策，主张明确划分封地。具体为：“……自陈以东附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此策大显灵验，使刘邦如期调来韩信、彭越大军，组织了著名的垓下之战，决定了项羽败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