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 年，德国柏林，一群旅行者站在前花园的围墙上，望着从柏林西部到东部的隔离墙
1989年，柏林墙倒塌，东德和西德很快统一，东德不复存在。然而，它曾是史上监视网络最严密的国家之一，它在末期共有9.7万名负责采集公民信息的斯塔西人，逾17.3万名告密者。在第三帝国，一个盖世太保负责监视2000名公民；在苏联，一名克格勃负责监视5830个人；而在东德，每63人，就有一名负责监视的人。东德不存在了，这些人去了哪里？柏林墙背后的真实生活究竟是怎样的？无孔不入的监视对每个被监视者的人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斯塔西之地》（Stasiland: Stories from Behind the Berlin Wall）的作者安娜·丰德前往东德游历、采访，呈现了那些生活在前东德土地上的普通人的故事：他们当中有企图逃往西柏林的年轻人，有孩子被隔在柏林墙另一边的母亲，有被称为“东德米克·贾格”的摇滚歌手，甚至有前斯塔西人和划定柏林墙分界线的制图员。这本书让那些被遗忘的故事、被摧毁的人生得以被讲述，也重现了一段荒诞、残忍却值得世人反思与记忆的历史。
今天的推送摘自《斯塔西之地》，故事的主人公哈根·科赫被按照唯一被批准的方式抚养长大，之后成为斯塔西人和划定柏林墙分界线的制图员，但他的生活也像被他的事业影响的普通人一样，充斥着荒谬与心碎。
虽然编辑总是盼望“重版出来”，但经常也有“初版出不来”的时候。我们将在这个栏目里推送一些“初版出不来”书稿的书摘。
阻止美国甲虫！
我的目光在他身后的墙上徘徊。在金色盘子旁边挂着一个少女日历，上面展示的是一个森林里的裸体女人的躯干。摄影师裁剪掉了她头部和膝盖以下腿的部分。标题是“荒野地区”。
哈根·科赫回到他的箱子那儿，那堆从过去的世界收集下来的奇怪的护身符。“我给你看看这只甲虫，”他说着，拿出一张海报。他打开它：“阻止美国甲虫！”是用大个大个的大写字母写的。字下面画着一个小孩拿着放大镜对着地面。放大镜下面是一只有着人脸和大型的人牙的甲虫。甲虫穿着美国国旗颜色的外套，它的脸是杜鲁门总统的脸。“这些在我们学校到处都是，”他说，随后做了解释。
1948年，俄国人认为他们已经受够了西柏林这个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小岛。它与敌国的间谍们混在一起，是盟国在社会主义土壤上的立足点。在一次现代化的围困中，斯大林的军队切断了从东德到西柏林的陆路补给线。1948年6月24日晚上，他们关闭了给这座城市供电的东德发电厂。西柏林人将在黑暗中被饿死。
但盟国不会放弃200万西柏林人。从1948年6月到1949年10月，差不多一年时间，他们用飞机保持了这个城市的生机。在此期间，美国和英国的飞机通过苏联领空飞往西柏林的航班大约有277728次，向西柏林人民空投了大量的食物、衣服、香烟、药品、燃料和设备，包括建设新电站的部件。
在西部，这架飞机被称为“葡萄干轰炸机”（Rosinenbomber），因为他们带来了食物。但在东部，科赫和他的同学们被告知敌机飞越时向东德的农作物上喷洒了马铃薯甲虫，以破坏收成。“林道正好位于飞行路线下方——飞机日夜飞行，”科赫说，“这是他们给我们的一幅敌人的照片：在一个人们无法从外界获取消息的地方，他们没有什么别的可以相信的。”
“为什么会相信美国人会这样做？”我问。一个核超级大国似乎不太可能在飞机上装满放在树叶上的活甲虫，然后和它们一起穿越大西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海报，图中人脸是美国陆军高级军官马修·里奇韦（Matthew Ridgway）
“因为他们刚轰炸了德累斯顿公寓！”他大声说道，“这个美丽的德国文化中心！在我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他们甚至还在日本投下了两枚原子弹！他们显然是邪恶的！你还需要什么证据？”
炸弹，原子武器，现在是大规模的瘟疫。
“我在告诉你，宣传是怎么运作的！”他继续说道，“我就是这样长大的。”
在这个时期，仍然是定量配给。糖是稀缺的，硬糖是一种奢侈品。但是有一个针对孩子的激励计划。“我们每收集一只甲虫，就能兑换一分钱。而幼虫则是半便士。每一百个，我们就能得到十张糖卡！所以我们这些孩子每隔一分钟就去田里，收集甲虫啊，幼虫啊，甲虫啊，幼虫啊。我们把他们交上去，得到的糖果比我们能吃掉的都多！”
在科赫看来，这种甜蜜的回报与美国密谋破坏马铃薯作物并使他的人民挨饿有关。这个故事——昆虫和糖果，以及制造出敌人——也是一个制造出爱国者的故事。
斯塔西知道一切
在1960年夏天，加入斯塔西后不久，科赫爱上了一名来自柏林的女孩。她没有加入少年先锋队或自由德国青年团，所以当然不在党内，但她也不是很激进。科赫微笑着，半眨了下眼。“我通过外在的东西选择我的妻子，而不是她的政治信念。”我发觉自己正望向别处，少女系列的日历吸引了我的目光。由于它的头部被裁掉了，我无法凝视。我看向日历上森林中的塔斯马尼亚的地图。
德国艺术家西蒙·门纳（Simon Menner）筛选出的斯塔西所拍的照片，图为一位女士正在寄信
斯塔西知道一切。科赫的头儿把他叫过去告诉他，“那个女孩不合适。我们对你有规划，而那个小女孩，她属于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抱消极态度的那种人。”
他的父母则感到十分惊惶：他是斯塔西的成员之一。她一满18岁，他们就私奔了。那是1961年7月21日。
科赫转过身来，在日历上轻拂一下。“你注意到了吗？”他笑了。
“嗯。”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你是什么意思？”我问。
“这是东德边防部队的日历，”他说，“你知道它的特别之处吗？”
“不知道。”
“那个日历是在1990年年中印的，在柏林墙倒塌后。印制这个日历的原因是，即使到了这么晚的时期，这里的人们也不能相信这个国家会这么轻易就不存在了。抛开所有证据，他们仍然认为东德还将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继续存在，并且拥有自己的军队和边防部队。而边防警卫当然需要自己的少女系列日历。”
把自由人锁起来，保护他们免受罪犯的伤害
“1961年修建隔离墙，我认为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因为他们正在无情地掠夺我们，”科赫说，“东德被迫要保护自己免受西方那些骗子、寄生虫和黑市商人的残害。”
由于有补贴，东部的物价较低，但工资也是如此。“在有那堵墙之前，”他说，“人们想：为什么我明明可以在西德挣更多钱，却要在东部工作？所以每天都有人去西德那边，为西德提供劳动力，就在我们非常需要这些劳动力来重建东德之时。”
“然后在他们回家路上的检查站那儿，他们会以一比五的比率把西德的钱换成东德的钱！你能想象吗？”他说这样的汇率就像是某种金钱巫术一样。“他们回到这里来买下我们的一切。不仅如此，他们还会为西德的朋友买东西过去——早上我们常常看到这些人走在去工作的路上，用帆布包装满了我们这儿的面包，我们这儿的黄油，我们这儿的牛奶、鸡蛋和肉。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了，阻止人们通过这个鼠洞逃离东德。”
除了每天离开东德去西德工作的人以外，数百名后来是上千名的难民为了得到食物也开始离开东部地区。到1961年，每天有约2000人通过西柏林离开东部。
科赫说那时候他的思想是正统的。“这些人推卸了为自己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所必须完成的艰苦工作——他们希望在此时此刻就能够享受生活。”这就好比是道德的破产，宗教信仰的堕落——这些人会在他们没有播种的地方有所收获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在流血。“不仅仅是普通工人正在离开！医生、工程师和受过教育的人也离开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他们的教育买了单，他们却任由自己接受来自西德的诱惑。”
所以，根据科赫的说法，国家元首乌布里希特决定他有必要出台一个“反法西斯保护办法”。我一直很喜欢这个术语，它有防患于未然的意味，保护东德人免受西德肤浅的物质主义的侵蚀。它遵循的逻辑是，把自由人锁起来，以保护他们免受罪犯的伤害。
在1961年8月12日星期日的晚上，东德军队在与东部地区接壤的街道上铺设起铁丝网，并定点派驻哨兵。白天，人们醒来之后，发现自己与亲人、工作和学校隔绝开了。有些人猛地冲过了铁丝网。还有些住在能俯瞰边界的公寓的人，从窗户跳出去，跳到西德人铺在人行道上的毯子上。于是部队让居民用砖把自己的窗户围起来。从较低的楼层开始围砌，迫使人们从越来越高的窗户跳下。
1961 年 10 月 7 日的柏林墙工程 © AP
8月13日，柏林墙修起来的那天，科赫被召到驻地。那是一个紧急时期，他们要保持警惕。“两天后，我被叫到指挥官那里。他看着我的靴子，并宣称它们对于完成任务来说太过粗劣。他命令我陪同一个团队，昂纳克也在其中。他们沿着柏林墙的起点那儿铺设了所有的铁丝网。他还命令我换双新靴子。”
“那是一个普通的夏天。当我们到达曾经的查理检查站，西德那边有许多抗议者向我们大喊。我的左腿在东德，右腿在西德，我沿着街道画了一条白线。我把注意力放在隔离线而不是我周围发生的事情上。我心里想着，西德人是敌人、抢劫犯和奸商。”然后，科赫与昂纳克和其他人一起走完了将近50公里的城市边界。我很惊讶关于那天他没有说太多，毕竟那一天会被视作他一生困扰的开始。“我只有21岁，”他说，“我只专注于画线的工作，然后他补充道，第二天我几乎没法站立。你知道新靴子是什么样的。”
他身体朝前靠。“人们问我，为什么我在街上画线的时候没有跨过线？为什么我不跨过去，往西德走？那是因为我坠入了爱河！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三周了。所以我当然是回到了我年轻的妻子身边，这是自然的。就像我的父亲：他回到他的妻子身边，我回到我的妻子身边。”
然而，他的父亲是在受到被放逐去战俘营的威胁下返回家中的。科赫则不需要被威胁：在他父亲的训练下，他已经成为社会主义者。
科赫说，他是东德这一边唯一活着的，并且从他的文档、复印件和照片中可以再现柏林墙的人。也许这是因为东德这边的大多数人都想忘记它。事实上，似乎如今两边的大多数人都想假装从来没有过那堵墙。这墙被抹去得太快，街上几乎没有任何痕迹。只有色彩最丰富的地方的一小部分仍然保存着，就像一个艳丽的墓碑。
1961年10月7日。东德四岁的迈克尔·芬德（Michael Finder）被父亲扔进了西柏林边境居民手中的一张网里。父亲威利·芬德（Willy Finder）准备自己跳伞
批准破坏婚姻，批准破坏职业生涯，批准监禁妻子，批准抛弃孩子
1966年海因茨·科赫找到了生活在荷兰的生父。祖父拿着一日签，来到东德，与他的儿子见面。他以普通游客的身份来。“因为我和斯塔西在一起，”哈根说，“我54岁的父亲被赶出了工作岗位。”
“因为他是你的近亲，所以不允许他跟西德有联系？”
“是因为我没有告诉过他们这次拜访的事。”斯塔西必须知道每个人的大家族中的一切事，但最重要的还是关于他们自己的。“那是我父亲第一次告诉我他是私生子，以及他竞选市长的事，还有他受到威胁要把我教育成为一个好的社会主义者的事。”
我想知道当一个人发现自己被父母抚养成他们并不相信的政权的典范会是什么感觉。
科赫对他父亲说，“爸爸，如果社会主义政权是这样的，我曾经相信过它，但现在我想离开。”他想：如果我在这里工作，会导致我父亲不能与他的父亲见面，那我不想再在这里了。“我递交了辞职信，”他说。
同一天，他被逮捕并投入牢房。刑事指控下来了，是：“准备和复制色情材料”。
“什么？”
我的惊奇让他很受用。他又一次翻着自己的箱子，拿出一本钉好的手工小册子。册子上有复写纸紫色的手写字体，还有卡通图片。科赫为了庆祝朋友的婚礼而制作了这样的十本小册子。册子用传统的德国风格画出了新郎、新娘和姻亲，有他们的漫画形象（全都穿着衣服），有对话气球，离色情漫画还很遥远。然而，这是非法的。在这个国家，除非得到授权，否则任何形式的印刷品都是被禁止的。斯塔西甚至已经开发出一种将个人打印机与它们印刷出的东西关联上的技术，就好像给思想采集指纹一样。科赫在他的办公室使用过这种打印机。
他们把他关在牢房里两晚，没有告诉他的妻子他在哪里。不允许外界接触，没有律师，也没有电话。这是标准程序。第三天，斯塔西和地方检察官去他的公寓想搜索更多“色情”材料作为证据。什么都没有找到。他们于是对科赫夫人进行质询，她体验了一种奇特的安抚和重点突出的恐吓的混合：他就是那样的人。
斯塔西总部内部照片 ©️David Altrath
“他们问她”——科赫用厌恶的口气低沉地说——“他们问她我们的性生活。他们告诉她，如果性生活有什么问题，他们就能理解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你的丈夫成了一名色情作家’。”
“不，不，”她哭了起来。她说他们没有什么问题。
地方检察官说：“那么，这样说来的话，科赫夫人，我告诉你，你的丈夫会做这个色情材料，只可能是——”
“什么色情材料？”她很绝望。
“——这本色情材料，”他无视她，“只可能是在你的鼓动下做的。”公寓里唯一的声音来自另外一个男人在给枪上膛。“看起来你没有什么可说的，”他接着说，“那我问你一件事。在未来五年左右有没有人可以照顾你的儿子？”
“什么？为什么？”
“因为我担心，科赫夫人，作为色情作品计划的煽动者，对你的处罚会很严厉。”
她开始哭泣。“我不明白！你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不要把我的孩子带走，求你了！”
“科赫夫人，”地方检察官说，“在我看来，唯一的机会就是你切实地，我说的是切实地，与你丈夫以及他所做的一切保持距离。只有这样，我才能向你案子的法官申请宽大处理。”
“你什么意思？你想让我做什么？”
“这很简单，”他说着，打开公文包，“你需要做的就是签了这个离婚申请书。”
我感到轻微的生理冲击。
科赫说，离婚申请被摆上桌子，他们每个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和地址，都已经填写完整。“她签了字，”他平静地说，“她因为害怕他们会把孩子带走而签了它。然后他们带着它——这份申请书来到我的监狱里。”即使只是讲述这件事他也表现得很反感。“他们说，‘看看这里。看来你的妻子不想再和你有任何关系了。’”科赫降低了声线。“那一刻，我的世界分崩离析了。”
斯塔西总部内部照片 ©️David Altrath
“三天后，我的党委书记来监狱看我。他是一个50多岁的男人，头发发黄，脸是红色的。他说：‘我的朋友科赫，我已经三天睡不着觉了！老天啊，这里发生了什么？你总是如此守时可靠，勤奋有序。我们必须让你摆脱这个混乱局面。’他在牢房里走来走去。‘问题是，如果你离开，知识会被你带走。操作知识会被你带走！知识必须留下！要么你意识到试图辞职是犯了思想上的错误，要么你将被关在这儿四年半。那样你的知识就能永远留下来。’他用一种同情的姿态张开双手。‘你知道吗？科赫，实际上你只剩下一个机会：你得收回你的辞呈，除此之外，为了证明你已经认识到你犯的思想错误，你要重新签署终身服务的承诺书。’他把两个文件放在桌子上，都已经填写完毕：一份撤销协议和另一份承诺书。‘哦，我还听说你妻子离开你了？真可怕。你知道，这种时候就是我们党支持你的时候，同志。’”
“你相信你的妻子会离开你吗？”我问科赫。
“我都拿到离婚申请书了！”他喊道。“我都拿到离婚申请书了！”
“是的，但你相信吗？”
“我都拿到了离婚申请书了！”这是一个对文件深信不疑的人。
“哦，还有一件事，”他说，“他们对我说：当你摆脱了这位妻子和她的消极影响——那么你很可能会被提拔。”
“我坐在监狱里。没有人可以跟我商讨这件事。于是我说：‘我可以进入文化部吗？’他说：‘可以。’”
我想知道斯塔西内部是如何工作的：谁想到了这些勒索的阴谋？他们是否是把阴谋计划送去审批线上？纸张回来之后，是否加盖了“批准”：批准破坏婚姻，批准破坏职业生涯，批准监禁妻子，批准抛弃孩子？他们是否在内部传播更新这样的消息：“五种全新的让人心碎的方式”？
当科赫走出监狱时，他对除了他的痛苦之外的一切都充耳不闻。他十分低落地告诉我。“我不想再和那个女人有什么关系。”他说，“她认为她可以在我陷入那种困境的时候离开我！然后事后再回来做我的妻子？”
“我们离婚了。我们的儿子弗兰克有五岁，去和她住。”
我试图设想自己站在他的位置。我想那种情形下，我最想听到的会是我的爱人的一个解释，说那就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我问他为什么不问——
“因为我不会听！我不会听的！”他大喊，模仿他是如何打断他的妻子的。“你怎么敢在你做了之后又让我听你的解释呢？”
但他确实听了他儿子的。几个月后，他带弗兰克去买冰激淋，故事被说出来了。弗兰克当时在公寓里，听到了警察威胁说要把他带走。科赫和他的前妻说话了。出狱一年、离婚六个月后，科赫先生和夫人复婚。
因为“反复无常”，他受到斯塔西的纪律处分，并在他们的档案中将再婚归因于“科赫夫人的反复消极影响”。
本文作者 安娜·丰德 （Anna Funder）1966年出生于墨尔本，在墨尔本和巴黎长大。她从事过国际律师以及广播和电视节目制作人等工作。著作另有《我之所是》。她的写作获得过多种荣誉与奖项。《斯塔西之地》曾获得全世界最大的非虚构奖项塞缪尔·约翰逊奖，提名《时代》年度之书、《卫报》首作奖、昆士兰总督文学奖、阿德莱德艺术节写作类创新奖、言论自由指数奖、W.H.海涅曼奖。
《我之所是》曾获得迈尔斯·富兰克林奖、芭芭拉·杰弗里斯奖、独立最佳处女作小说奖、2012年年度独立图书、澳大利亚出版界最佳文学小说奖、2012年澳大利亚出版界年度之书、2012年尼尔森图书数据库书商之选奖。
译者 李婧，生于云南，毕业于重庆大学，工学和英语文学双学位。现从事教育工作。喜欢通过英语，去发现和感受异域的历史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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