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正被精神内耗困扰，如果你想挣脱精神内耗的藩篱，那么，请你耐心地读一下他的故事。
人生并非不快乐，只是没有读懂苦难。
要说不幸，他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
还未出生，父亲就离他而去；从小体弱多病，因为酷爱读书，结果高度近视；高中时踢球，导致右眼失明，建国前夕，在即将梦想成真准备大干一场 之时，左眼又失明，彻底坠入黑暗的深渊；四次结婚，三次被抛弃，造成精神分裂﹍﹍
要说成功，很少有人能够出其之右。
在他坠入“黑暗世界”后，把苦难当作成功的垫脚石，苦中作乐，勇敢地“盗取火种”，仅用一年半就创造了盲文体系，但推广过程却一波三折，二十多年的坚持不懈，改写了中国几代人的命运，成为黑暗世界的“普罗米修斯”。
他就是中国民族革命先驱黄兴之遗腹子，中国盲文之父黄乃。
黄乃，湖南长沙人，与毛泽东同乡。他的父亲鼎鼎有名，是北宋大文豪黄庭坚的后人，中国同盟会创始人之一，更是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1911年在攻下南京后，黄兴一度被推举为副元帅，代理大元帅的职责，与孙中山并称“开国二杰”，可惜因积劳成疾在1916年正当42岁壮年时溘然离世。
按理说，外有父亲光环的笼罩，内里又是家中8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幺，应该是万千宠爱于一身，但恰恰相反，命运好像专门与他过不去，真应了那句话：
麻绳专拣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屋漏偏逢连阴雨，船破又遇秋风急。
当黄乃还在娘胎里时，他的父亲就在他出世的前一年离开了这个世界。母亲因突如其来的打击，极度地悲痛，导致腹中的他早产。
1917年1月的一天，他来到了这个世界，从此便开始了多难坎坷而又跌宕传奇的一生。
母亲经常跟他讲父亲的故事，黄乃虽然没有见过父亲，但父亲的思想却影响了他一生。在父亲和兄长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黄乃自幼便与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同频共振。
他很小就凸显出了学习的天赋，因为是早产儿，从小体弱多病，母亲希望他健康成长。但他痴迷读书，为了不让母亲担心，就喜欢上了夜读，甚至有时钻在被窝里看书，由于不注意用眼，小小年纪就高度近视。
读书使他早熟，眼界开阔，思想激进。由于崇拜父亲，早在读小学上五年级时，他就已将一册《三民主义三百问》背得滚瓜烂熟，并且小小的年纪就参加了社会活动，当上了学生自治会主席。当北伐军打到长沙时，他还带着同学走出校门，欢迎北伐军的到来。
初二时，黄乃大量阅读进步书籍，如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等，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并参加了由共产党秘密领导的“读书会”。
进入高中时，他开始为一些进步文艺刊物《新野》、《文友》等撰写文章，宣传进步思想，唤起民众觉醒。
此时的黄乃踌躇满志，立志继承父业，投身到拯救国家和民族的伟大斗争之中。但命运总见不得他好。正当他豪情满怀之际，不幸降临到他的头上。
1934年，已是高中生的黄乃在一次上体育课踢足球时，不慎右眼被撞伤，视网膜脱落，当时的医疗条件不好，他家里也不宽裕，由于在小诊所治疗，手术失败致使右眼失明，于是休学回到长沙老家。
这样的打击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事情，但黄乃并未消沉，他时刻关注时局的变化。
1936年初的一天，黄乃从报上看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正积极开展救亡运动，他受到触动，人生有了新方向，决定重走父亲的路，去日本留学。
在母亲和哥哥们的支持下，他来到东京一所大学攻读社会科学，很快他就加入了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的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和“中华留日世界语协会”等进步组织。
在这里，他遇到了初恋向明。
这期间，黄乃经常出席左派文化团体的各种会议，为文化救亡运动做了不少的工作。他的行动惹怒了日本军国主义，1937年6月，黄乃被日本警察拘捕入狱。
黄乃被捕后，受尽了酷刑，好在他父亲的生前好友前田九二四郎出面四处周旋，他才得以释放。
20岁的黄乃，第一次遭遇这次牢狱之灾的考验后，更坚定了他一生要跟共产党走的信念。他晚年回忆起这次经历时说：
“从那以后，我就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不管我身上背着多么沉重的十字架，对党的信念从没有动摇过。”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从日本监狱中出来的黄乃迫不及待地回到了祖国，他要投身抗日的洪流中。他没有急着回家，而是历经千辛万苦，克服重重阻力，在第二年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还亲自接见了他。
在延安，他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和马列主义学院学习。由于他曾在日本留学，对日本的情况有深入的了解，1939年，黄乃被调到中央宣传部任干事，专门研究日本问题，后又调入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工作，任日本问题研究秘书兼组长。
1941年，《解放日报》创刊，黄乃负责副刊《敌情》的主编。他成了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毛泽东对黄乃的研究文章是每天必看，特别是他发表的《南进还是北进》的文章，准确地推断了在华日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曾经轰动一时，毛泽东还特别点名表扬了他，称“在研究日本问题上，黄乃最有发言权。”
这段时间是黄乃人生的高光时刻，由于他会日语、俄语、英语和世界语四种外语，又因《南进还是北进》的文章一战成名，在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流传有“十大公子”、“十大才子”的排行榜，而黄乃均进入这两项排名。
才貌双全的他，此时又遇到了初恋向明，并展开猛烈的追求。1942年他与第一个妻子向明结婚，并且有了一个儿子。
向明是一个性格活泼开朗、热情大方的女孩，与黄乃的性格有着天壤之别，因为是初恋，所以黄乃格外地珍惜。
但是好景不长，1947年，黄乃随中央从延安转移到了山西后甘泉村，而向明则被分配到了另一个地方。这段分居让他们的心也逐渐疏远，最终导致了第三者的介入，向明选择了离开。过于悲伤的黄乃，还写了一首《将失偶》表达自己的悲痛之情。
第一段婚姻的失败，对黄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为了排解苦闷，他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由于常年伏案到深夜，仅有的一只高度近视的左眼视力也迅速下降。
1949年3月，全国即将解放，黄乃为之奋斗的建设新中国目标也即将实现，不幸又一次降临，他的左眼视网膜又脱落。
那时，刚出任新中国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得知他的病情后，立即在1950年派人送他赴莫斯科皇宫医院治疗，但为时太晚。因拖延太久，病情沉重，未能治愈。去苏联时，他的左眼睛还能看到“人民日报”四个大字，回国后，双眼已经全部失明。他的人生再次落入低谷，坠入了黑暗世界。别人可能会就此自暴自弃，但他却开始寻找“光明”。
在苏联治疗期间，当他得知自己的眼睛已完全没有复明希望时，首先想到了自己的祖国成千上万的盲胞。于是，在回国前，他参观了莫斯科的盲校，听到了不少盲人自强不息的动人事迹后，产生了创制中国盲文的念头。
有资料表明，盲文是由法国盲人路易·布莱尔于1824年创造的。布莱尔盲文在1874年传入中国，由英国传教士与中国盲人合作，按照不同地域的方言先后制定了以《康熙字典》的音序为基础的“康熙盲字”。
盲文也可以叫点字或凸字，主要是靠手指的触觉来分辨出每个不一样的文字。当时新中国还没有统一的盲文，只有南北两种不同地域使用的很不完备的盲字。黄乃认为自己有责任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他在苏联如饥似渴地学习盲文，学会了四国语言四套点字，在归国的火车上，他使用带回的盲文板笔和字母表，结合小学一年级的功课，开始创制中国盲文。
回到国后，黄乃选择了继续在延安工作，这时，他的自强不息感染了身边人，爱神再次降临，他和敌工研究室的同事庄涛再次牵手婚姻的殿堂。一开始结婚时，两人还是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日子，还在婚后生下了一个儿子。
但是这一切幸福的生活，在妻子调任到外交部工作后就变了，到了外交部工作的妻子越来越忙，加之妻子也是一个事业心较重的人，照顾盲人黄乃对她来说成了一种负担，夫妻二人之间的话语越来越少，没多久妻子就选择了离婚，黄乃万般无奈下只有同意。
第二次婚姻失败，也没有击倒黄乃。此时，他已调到北京工作，便继续致力于研究和思考中国的盲人问题：盲人不应成为社会的负担，而应与正常人一样，也要为社会效力。要做到这样，盲人必须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而盲文则是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必备工具。
1952年春天，黄乃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呼吁全社会都要重视和关心盲人事业，并四处游说，各方斡旋，同时集中精力创制中国自己的盲文。
就在这一年，已担任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主席的黄乃，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在布莱尔六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普通话为基础，以北京语言为标准，采用分词连写方法拼写普通话的《新盲字方案》。
当周恩来总理得知黄乃设计的盲文初步方案成功后，亲自接见了黄乃，并握着他的手表示祝贺，鼓励他进一步完善这个方案。
黄乃还创办了《盲人月刊》，从此之后，中国盲人有了阅读学习的机会，这是黄乃为他们带来的“火种”。
有人告诉毛泽东主席，这个新中国第一个盲文刊物是民主革命先驱黄兴的幼子黄乃设计的，毛泽东高兴地说：“黄乃同志我知道，有创造性。”
1953年，黄乃还和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等人创建了中国盲文出版社，这是中国惟一一家以出版盲文书刊、盲人有声读物为主业的综合性国家级专业出版社。
1953年《新盲字方案》经教育部批准在全国公布推行，从此中国大陆地区有了统一的盲文，但是，因为分词连写法很少标调，黄乃在阅读实践中还闹出了把“旗上大叔”读成“骑上大树”的笑话，发现存在的缺陷后，他便开始了自我颠覆与新的盲文创制之路。
黄乃自强不息的先进事迹很快被《中国青年报》著名女记者彭子冈采写报道出来，引起全国轰动。
当时西南地区一个小山城的广播员李丽负责读这篇文章，久而久之，她就对自己所读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越来越感兴趣，最后更是大胆地写信追爱，甚至不顾家人的阻拦，跑到北京找到黄乃伯伯，坚决要嫁给他。
两地相隔万里，本来没有交集的两人，就这样因为一篇人物事迹的文章走到了一起。
这场爱情短跑源于爱慕，开始得轰轰烈烈，结束时也是很迅速。
就在女孩被保送进了大学后，就和班上的同学开始暧昧不清，最后更是抛弃了黄乃这个丈夫，和那个男同学一起跑了。
黄乃在婚姻上受到了第三次打击，而《新盲字方案》在推广中又一波三折，他在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一度精神分裂。
也许是错过了上一站的美好，才遇见了下一站的惊喜。
1961年黄乃与安琳结婚，此时的黄乃也40多岁步入中年了，他们志同道合，都愿意为中国的盲人点亮希望之光。
黄乃终于找到了真爱。
文革中，黄乃也受到了冲击，但安琳对他不离不弃，不仅帮他抚平了创伤，走出了人生的阴影，也在事业上给了他极大的鼓励。在那艰难的岁月里，黄乃更加专注自己的事业，他的《带调双拼盲文方案》也日臻成熟。
1977年，教育部再次决定在9所盲校进行试验。试验新盲文，教师要从头学习，教材要重新编写，再加上试验周期长，不但要花费不少资金，而且困难不少。
不久，有的学校停止了试验，同时，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对这套方案也有了不同意见。
当试验正面临着停止之时，黄乃亲自找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同志，满含深情地讲述了盲文教育的必要性和好处，让国家千万不要暂停这个项目，盲文的试验终于在胡乔木同志的亲自干预下得以继续。
经过黄乃多年的努力和实践，以及反复修改，他为之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新盲文方案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得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批准。
这套方案的实施，使1000多万中国的盲人重又有了明亮的“眼睛”。
1991年12月，黄乃被国务院批准为作出特殊贡献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并成为是享受此项殊荣的一个残疾人。
与此同时，他创办的盲文出版社也硕果累累。建社近五十年来，已出版各类盲文书刊六千余种，四百多万册，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科技、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等各个领域。
2004年1月30日黄乃走完了他传奇而光辉的一生。
由于他的贡献，2014年6月7日，新中国第一份盲文高考试卷面世，河南驻马店市确山县考生李金生成为首位使用盲文试卷参加普通高考的盲人考生。
据统计，2018年我国有1700多万的视力残疾患者，相当于每80人中就有一个“黑暗中的行者”，成千上万的人因为黄乃改变了命运。
人生并非坦途，也不会一帆风顺，有起有伏才是人生，有惊有险才足够精彩。面对困境，遭遇厄运，如果俯首帖耳，跪地认输，你的人生将会一地鸡毛。
须知人一旦低下高昂的头颅，一旦躺平躺倒，就永远也站不起来，挺立不了。
踏平坎坷成大道，风雨之后见彩虹，这就是黄乃给予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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