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语出《孟子离娄上》，学界对这一理解有所争议，然从使用语境来看：从字面理解为“催生”，在小家庭成主流的文化语境中越发没落，且将孝道理解为生育繁衍也过于狭隘；而将“无后”理解为“没有尽到晚辈对长辈的责任”，则在年轻人向大城市集聚、农村孤寡老人生存现状的社会现状越发凸显。

与此同时，从不爱走亲戚的“断亲现象”，到演化与原生家庭切割的“自我养育”，再到生存焦虑叠加下的少子化事实正在进一步提醒：年轻人的文化解绑，是如何发生的？自古以来的家族观念、一脉相承的宗族观念，又是如何一点点崩解的？

换而言之，断亲现象为何会流行？我们在谈“断亲”，还应反思什么？

一、断亲何以成为可能？

所谓断亲，常常表现为不爱走亲戚、不愿欠人情走关系，甚至有延伸的趋势，逢年过节不想回家过年、父母兄弟的关系都不太想保持，只想独自美丽。

当人们好奇于“为什么这届年轻人开始断亲”时，那些有关指指点点的不适、可以引发共鸣，却难以如小红书网友的真情流露来得有冲击力，抵消那些“背族忘义”的指责：“一个人如果选择把自己的脆弱对家庭隐藏，那还有哪里，能期望得到无条件的支持。”

某种意义上，当家庭不再是温暖的港湾，而是想要逃离的世界。相比于“断亲”现象，其背后的引发机制更值得深思。

这些践行或渴望断亲之人，想要断开的是父母、亲人的期待。这种期待，是亲族无数次提醒，你的年龄不小、是时候像一个大人了；是在工作责任感与生活幸福感的割裂，仍然要假装自己是一个稳重的大人，自我消化负面情绪；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而自己不行的比较存在，是要逼着自己放弃独立人格，像孩子一样听从他人的“建议”、来规划人生。

这样一种既在观念上被要求成为“大人”，又在行动上成为“稚儿”的亲族关系，相比于父母，90后、00后、这些伴随着城镇化发展成长起来的一代，显然比其父母一代、更无（少）负罪感去做切割。

这源于农耕文明的邻里相亲需要，在城市化、原子化的生存现状中被彻底打破：人们不再需要依赖于日常话家常交换信息，高速运转的社会机制，消解了生产需要的信息资料的壁垒；人们也不再期待宗族有序的生活，因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宗族人群已有了地域区隔、难以形成强有力的联结，古时祖屋、族谱等维系宗族伦理的方式，都在反对封建迷信的大旗下被冲击，成了年长者独有的执着。

从这个意义上，年轻人断亲只是家庭伦理不适应当下社会发展的集中体现。断亲看似是年轻人主动选择的结果，实则是社会环境、文化变迁与亲族惯习的共谋。

南京大学胡小武、韩天泽在分析断亲（仅局限于亲戚关系）时，提出了五点原因：

其一，传统亲戚关系本就在高流动性社会中有所动摇，利益分配冲突、相互攀比的亲情消磨则加速了崩解进程。

其二，个人竞争的“内卷化”令青少年难以拥有“走亲戚”深度交往的体验，而独生子女政策下的独生子女更是缺少与同龄人相互扶持的体验、缺乏对亲族共担风雨的集体记忆，这种生活、心理、情感的三重“不在场”驱动了“断亲”行为的发生。

其三，城市化与工业化带来的社会流动，令居住地分离成为当代人的常态，空间距离的阻隔提供了亲缘疏离的温床，而工业化生产效率至上、对人时间、精力占有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令人们难以维系需要长时间接触的情感关系，其中包括亲戚关系。

其四，亲戚关系的亲厚往往表现在抱团抗风险，而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自主的家庭与更完善的社会运营机制，人们不再依托于亲戚之间的互助纽带来实现自己生活的便利。因而，从需要上冲淡了个体对亲戚的需求。

其五，“人与网”生活成了常态，交往惰性令“断亲”成为了事实。

这五个原因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及了社会环境、文化变迁与亲族惯习的原因，然似乎并不能完全表达，“有毒父母”、主动远离家庭等行径，更难回应为何“断亲”现象会延伸到父母、兄弟，人们的文化解绑又是如何随着社会环境、成长教育与情感承载实现的？

一是社会环境，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直接反应出了三代人处事逻辑。从50、60后的“熟人好办事”，到70、80后到“个人奋斗”，再到90、00后的“躺平叙事”，这固然关联了我国经济发展进程，然其背后所呈现的文化变迁，是农耕文明“多子多福”与工业生产“效率至上”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在90、00后上尤为明显，还表现在个人竞争内卷化、城市化、独生子女政策、个人发展高度依赖社会机制等因素叠加，最终演化成“断亲”的客观事实。

二是成长教育，我国作为典型的高语境国家，存在“听话听音”、“懂得看眼色”等关系交往潜规则。而家庭教育中对一个人“能否来事”的看重，往往与未来发展、个人素质强关联，即“三岁看老”。在“以和为贵”家庭要义与我国广泛存在的面子文化下，如何不失面子地表达需求，成为每个人的必修课。而“断亲”之人，显然不再愿意进入这一游戏，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个人情绪与情感需要在长期被压抑下、集中爆发。

为了亲戚朋友的意见，为了父母兄弟的情绪，唯独没有了自己。为何90、00后更在乎自我？因为长期被规划的生活，令这一代的人们更渴望自我主动权。这种更多被看到的代际冲突，令“个人情绪与情感需要”被掩盖。

随后，在青年亚文化的社群抱团下，在主体意识充分发展下，在自我取悦成为主流叙事时，“断亲”这一客观事实恰是对成长教育的一次反叛，反对不积极沟通的家庭文化、叛逃“只能接受、无法选择”的血脉压制。从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断亲”是年轻人整顿家庭伦理，不如说是一场大型自救纪实——如果只有断开才能拥有自我的解释权，那就断开吧；左右现代人已经习惯了原子化生存，过好自己的生活比什么都重要。

三是情感承载，当年轻人不再寄希望于父母、他们开始“重新养一遍自己”，当年轻人主动”断亲“不走亲戚、爱上了互换特产的网上邻居；当年轻人不再谈恋爱、爱上了磕CP/养纸片人；当年轻人不再生育、于是宠物市场欣欣向荣……可见，高质量交往的关系需求依旧存在，人们所断开的只是一种从自我需要出发的不相关、低质量关系。

毕竟，低质量关系的代餐太多，如搭子社交，可比一年到头看不到的亲戚、自以为是地说道点评，来得有性价比。或许，这种关系升级的期待，正是“断亲”现象释放的善意信号。

而这，恰恰是我们应该审视的。走亲戚、家人之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无法承载人们的情感需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交往模式，真的会因现代化、工业化进程而消解吗？如果没有，那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延续？要思考这个问题，可能还要从家族延续观念论起。

二、家族延续的观念为何不再奏效？

每年伴随春节回家的热情，还有回家焦虑的情绪。这种情绪，来源于“亲戚三问”（收入、对象与未来），来源于”故乡已成异乡“的故乡面貌、文化习俗、情感表达，故乡已不再是记忆中温情脉脉的模样，而是强化焦虑、紧绷神经的生活可能——外出被世界捶打，回乡被现实摩擦。

这种捶打与摩擦的错觉，恰恰是焦虑的核心。直面问题或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未知。相比于工作上年终总结、关联收入与职业晋升，回家过年的情感总结则更为沉重、是对个体全面的检视与评价，而这种情感评价坐标系居然是可量化的社会标准、而非个人生活的感受。而对标准不合理的抵抗，是“生活哲学”。

这种指向具体、解法模糊的状况，也发生在“断亲”现象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亲戚关系是基于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胡小武、韩天泽，2022）换句话说，亲戚关系是姻亲关系的延续、是宗族关系的核心主干。前者关联着婚姻，后者关系着生养，由此带来的是过分关照的对象状态。

可对象，是能通过“年”刻度的量化来实现的？相亲多少次不成功便是“挑”、不生育国家就后继无人的大帽子压下来，这种极值化的表达或许并不是每一个亲戚，但一定都有一个清晰的发展坐标：在二十多岁正当年华之时择一偶，在三十多岁年富力强时为人父母，在四十多岁稳定人生成就……唯有如此，才有“儿孙满堂”的终局。

可问题在于，每个人的终局都要追求“儿孙满堂”吗？每个人“儿孙满堂”的时间都必须统一吗？以及“儿孙满堂”的“儿孙”一定是血缘意义上的吗？

这种模糊性的想象，体验在每一个具体的询问中。最为重要的是，在如今观念越发多元化的社会里，那些曾经不言自明的理论正在经受如上质疑方式的，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且伴随着观念迭代下的需求对接错配，将会从个体层面的积极谈论，模糊到社会层面的共同议题。

如生养观念，纵然有生养成本大幅上升的社会保障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对女性家务劳动付出的关注、育儿中花费时间与自我职业发展的冲突、如何阻隔不好基因遗传的顾虑与自我认同的关系等等细节被掩盖了。而后者的自我成长、精细化育儿等需求，远远不是经济付出等“成本-效益”分析所能涵盖的，这是一种对传统养育观念的全面反思。

这种时代的进步性，很少被放置于阳光下讨论，反倒是“生或不生”的争论成为了聚焦点。类似的还有亲戚往来、人情成本习俗的经济压力，看似是对“过年红包一年比一年高”的不满，实则是对自己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的表达——“一年只见一次的亲戚”真的有必要花这么多钱维系吗？

这种维系的等价交换，是资本逻辑的；而我国人情的底层逻辑，是亏欠、是恩情，是“上辈子欠了你的，今生才会相遇”。从这个意义上，所谓的个人中心主义，不过是工业生产效率至上机制的结果。当人已经异化成劳动力，拥有自我的时间越来越少，还要求其在有限时间里如农耕文明时期，均匀地分配，只是一种美好的想象。

就这样，个人中心化，所以不在乎面子功夫，“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观念下隐；自我分配时间有限，所以只关注更实质性需求，选择取悦自己的生活方式。由此，“个人中心化”与“自我分配时间有限”就成了互为表里的一对关系，令家庭延续的观念逐渐消解。

然而，家庭延续观念的消解，就意味着人们排斥亲族血脉吗？人们不生育，就意味着他们真的讨厌、乃至于不想要吗？这些疑问本身，便是答案，“断亲”与“不生”或许只是一种理性权衡的选择。

三、断亲与不生，理性权衡的选择？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陈友华、宗昊，将“断亲”解释为个体的理性选择。而这种以个体为核心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家庭与亲情观念不再重要。

相反，这种“断亲”现象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主体多样、家庭构成多元、态度分化、解释理由的相对模糊，还体现在情绪态度的隐晦、少有“老死不相往来”式断亲。因此，“断亲”或许比我们想象得更暧昧，更像是“雷声大雨点小”的情感取向。

且这种“断”往往会伴随成家之类重大事件而有所回归，如“伸缩自如的弹簧”。从这个意义上，“断亲”与“六亲不认”有着本质的区分。“断亲”更像是一种断联，待信号增强续上，或（主动/被动）无法增强信号、持续断联。

从这个意义上，“‘断亲’只表示有一群处于社会流动中的人群与原本的亲属网络不再发生联系，而其他社会网络将会继续成为他的利益和情感的依靠，也构成其生活意义和价值之所在。”（唐甜甜、翟学伟，2024）

相比于“断亲”，这种现代文明与传统观念的冲突；“不生”的冲突，则更为剧烈，是一种现代观念与市场经济的角力。

正如中国精细化管理研究所所长汪中求提出的观念“年轻人不生育这种思维是正确的”，从两个方面做了拆解：

其一，努力的目的是为了生活更幸福，“你难道希望他们莫名其妙的生出来，然后丢一万个孩子社会上去流浪吗？”显然，这种物质、精神双重考虑育儿模式，与传统“养儿防老”、“多双筷子”观念不同，后者是否直接导向了“流浪”的精神性表现“断亲”呢？

从这个意义上，“催生”本质就是“孩子只要活着就成”育儿理论的再次轮回，而如今的思潮像是一种截断的萌芽——先成为丰足的自己，再考虑下一代。与其让孩子如自己般，需要“重新再养一遍自己”，不如直接消除痛苦根源，“不降临世界”。

其二，不生的原因是年轻人有三大压力。一是对自己前途未知，“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我们敢背那么重的抱负吗？”，显然这需要社会托底保障做支撑；二是“人生要的是自己的幸福，而不是别人给你的追求”，“断亲”与“不生”，都是这种认知下的产物；三是对小孩的成长确实没有把握，从人口红利角度谈后继无人，是一种转嫁成本的方式。

从弹幕反馈来看，大家普遍认同生育目的与生养压力两个方面的拆解。事实上，“断亲”也存在着两个方向的趋势，一是追求更有效且快乐的生活方式、“断亲”显然符合这个目的，二是亲戚关系的维系需要接受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考验、生活压力大的年轻人已经没意愿参与这个游戏。

因此，年轻人正在解绑文化束缚是事实，而系统性问题更是事实。与其说是年轻人的主动选择，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只是在年轻人身上集中爆发。我们要解决的，不是劝年轻人应该如何，而是尝试探入系统性问题，试图改变个别因素促使导向符合社会期待。而这，恰恰是“过年回家焦虑”应有的议题设置。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北京大学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ID:pku-csmr），作者：化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