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马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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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六年,出版商金阊书业堂的新书《怀永堂绣像第六才子书》上市,不出意外地畅销一时。在街巷交叠的阴影之间,购书者眉眼中皆闪动着颇具玩味的笑。原因无他,这本所谓的新书,其实只是江苏地方禁止刊刻的“诲淫诲盗邪书”《西厢记》改名换姓而已。而皇帝的底线,彻底查禁满文版《西厢记》的严令也没有撑过乾隆朝。流传各地旗营的康熙版满文《西厢记》与传唱西北前线的西厢题材八角鼓词,使得乾隆十七年皇帝的那句“将原版尽行销毁,如有私自存留者,一经查出,朕惟该管大臣是问”的上谕成了笑话。

《姑苏繁华图》中的书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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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苏繁华图》中的书坊

清代的康熙朝到嘉庆朝,是中国古代文化政策最为紧缩的二百年,但也就是在这二百年间,苏州地区却诞生出了中国古代最庞大的商业出版产业。从康熙朝到嘉庆朝,苏州地区新开立的书坊多达137家,占据元至民国四朝总量的半数。并且,与苏州地区其他的手工业门类不同,这是一个真正与清帝国的皇权产生过龃龉的产业。技术和市场的发展,让膨胀至顶点的清代皇权触碰到了边界。

《满汉合璧西厢记》,康熙四十九年(1710)刊刻,现藏中国民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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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汉合璧西厢记》,康熙四十九年(1710)刊刻,现藏中国民族图

武英殿书局的技术扩散

康熙十九年,紫禁城中的武英殿设立修书处,是为康雍乾三代的中央出版机构——武英殿书局。其下属机构监造处专掌监刻书籍,成熟后分设铜字库、书作、刷印作三个技术部门。康熙朝时期,武英殿印书仍然以雕版印刷为主,而雕版工艺高度发达,有“吴刻最精”之名的苏州地区,也因之和中央出版机构建立了联系,与扬州等地共同承担武英殿刻版的制造任务。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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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国人民大学

康熙四十年,《古今图书集成》开始编修,直至雍正继位后完成印刷。这次修书,不单是武英殿书局,也是中国印刷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使用铜制活字印刷。内务府为此铸造精铜活字25万个,正文注文不同字号的铜字工整清晰,并附有大量木刻版画。铜字的使用,改进了毕昇的印刷技术,避免了泥字变形和木字膨胀收缩的问题,使得活字印刷品的质量超过了雕版印刷。然而,这批铜字最终在乾隆初年的钱荒当中,被调拨为了铸钱原料,其技术规范也没有保存下来,成为绝唱。

武英殿本《古今图书集成》 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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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英殿本《古今图书集成》 中国人民大学

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的编修开始。在这次修书中,武英殿书局最终选定了枣木这一书版的常用材料制造木活字,虽然品质无法与铜字相比,但其抗开裂较好,伸缩率较低,着墨性出色,可以担当铜字的平替品,故而有以“付之梨枣”指代出版的说法。这一次刻字,共刻制253500个枣木活字,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刷。更重要的是,这次印刷过程中,诞生了《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这套木质活字印刷术的技术标准,将木活字印刷的工艺规范、工艺流程与生产调度进行了标准化,同时进行了生产成本核算,《四库全书》中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印刷工序共耗银2339两7钱5分,在同等印刷精度下,较之雕版印刷节约60%。

《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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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故宫博物院

乾隆四十一年,《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颁行东南五省,并允许五省书商进行翻刻。自此,成造木子、刻字、字柜及其他用具制作、摆书、垫版、校对、印刷、归类、装订等流程成为中国活字印书的主流工序。乾隆朝以后,从西方传入清宫内廷的电铸铜版、腐蚀铜版、照相网目铜版、蚀刻铜版、雕刻铜版、珂罗版等新技术,也将经由相似的路径,渗透进东南五省。而这东南五省的书商之中,有一位参与了《四库全书》校对,可以获得馆方精校本的常熟人席世臣,而他背后的家族产业,就是日后江南的超级出版集团——扫叶山房。

扫叶山房牌记 哈尔滨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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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叶山房牌记 哈尔滨图书馆藏

商业社会中的商业出版

乾隆帝将活字印书技术向东南五省推广的本意,是便利帝国最大的汉族后备官僚来源地的学子们,降低他们获取官方认可的经学与史学观点的成本,最终稳固统治。即《御制重刻十三经序》所言的:“嘉与海内学者笃志研经敦崇实学。庶几经义明而儒术正,儒术正而人才昌。恢先王之道,以赞治化 而宏远猷,有厚望焉”。而这些书籍的标准版本,官方已经提供,顺治至乾隆四朝完成了九十九种官修史书和二十二种儒家经典的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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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清鄂尔泰张廷玉等奉敕编纂《国朝宫史》乾隆年间《钦定四库全书》本 浙江大学图书馆藏

因而,在乾隆帝的预期中,苏州的出版商们理应为帝国刊刻印刷精美又价格相对低廉的儒家经典与历代史书。同时,这其实也是一门盈利相当稳定的生意,大体可以类比教辅书的出版资格。而苏州的出版商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如扫叶山房在乾嘉时期出版的半数以上的大型系列图书就就是官修史书。并且,还刊刻了此前往往只有手抄本和劣质本流传的《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元史类编》等等北史,国图现藏的16种《元史类编》中,扫叶山房出版的便有9种。一方面迎合了清廷,另一方面也更正修补了元明两代北史编修质量低劣造成的诸多龃龉与空白。

元史类编四十二卷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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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类编四十二卷 图源网络

但是,苏州的出版商们也进行了一些皇帝预期之外的行动。的确,对宣传排满抗清的逆书的控制和查禁得到了出版商们的鼎力配合,可对皇帝和经学家认为败坏社会风气,但市井又喜闻乐见的“诲淫诲盗”之书,他们的态度就相当暧昧了。苏州地区,作为清帝国这个农业社会当中的一片工商业世外桃源,发达的商品经济与较高的识字率相结合,本就迸发出了对小说杂文和医科技术类书籍的巨大需求,当《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将印刷的门槛与成本降低之后,这些需求便再难抑制。

大多数出版商并不具备席氏家族那样与官方紧密的联系及精校本经书史书的资源,于是,他们转谋他途,《封神》《西游》《三国》《济公全传》《东周列国志》《石头记》乃至于地方明令禁止的《西厢记》与全国一体禁止的《水浒传》,都成为了书业堂等出版商手中的拳头产品。至于《伤寒大成》《本草纲目》《脉诀秘传》《八宅明镜》这类实用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类蒙学书,就更是大行其道,常印常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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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蒙合璧三字经注解》

清道光十二年(1832)京都隆福寺胡同三槐堂刻本

徘徊于世界之外的山房

嘉庆四年,太上皇乾隆驾崩,以嘉庆帝召回尹壮图为标志,清朝言路再开。但之后又有反复,发生了因议论时弊而免死戍伊犁的洪亮吉案。又蹉跎一代皇帝之后,道光二十三年,中国的出版业发生了两件从后世看非常重要的事件:其一是《海国图志》在扬州出版并随商船进入日本,中国人中再一次有人开始关心起外面和未来的世界;其二是传教士在上海建立起了墨海书馆,印刷西方地理、数学与宗教书籍译本,那是中国境内最早的现代出版社,在中国境内最早应用了汉文铅字印刷。

墨海书馆创始人麦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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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海书馆创始人麦都思

蹉跎日久,属于苏州商业出版的时代,逐渐走向了尽头。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苏州的商业出版受到重大打击,扫叶山房在苏州的本号与松江、青浦的分号受到兵火波及,遂逐渐从苏淞一带转移至上海。虽然仍然印刷古籍,但逐渐淘汰了中国旧有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技术,改用西方传入的石印法和铅字印刷。

《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插图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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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插图 图源网络

进入民国,扫叶山房在全国保有五家分支机构,即上海租借的北号、上海县城的南号、苏州阊门分号、松江马路口分号和汉口黄陂街分号。虽仍为中国古书业最大出版商,但古书出版本身已经江河日下。新中国建立后,扫叶山房在公私合营后成为上海新华书店系统的一部分。

扫叶山房石印的《佩文斋书画谱》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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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叶山房石印的《佩文斋书画谱》 图源网络

考察苏州商业出版业的历史,它因文人聚集而生,因技术扩散与市场需求而兴,又在历史的重大变故中隐入了尘烟。它对于清王朝本身是一个意外,对于身处其中的一时风流而言,最终也仅仅成为了一门生意。的确,文化政策高度紧缩的清王朝将中国的活字印刷技术与雕版印刷技术的精细度推向了顶峰,但横向对比来看,这却是中国古代手工业技术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门类。

古腾堡印刷机,美因茨古腾堡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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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腾堡印刷机,美因茨古腾堡博物馆藏

12世纪,造纸术传入欧洲;14世纪,雕版印刷术传入欧洲;1444年,德意志金匠古腾堡在前代金匠的基础上改进出一种活字印刷术。但,他更重要的贡献在于发明出了廉价且不易变形的铅锡合金字模,以及加入了亚麻籽油的油性墨水,解决了水性墨水均一度不足及在挤压下浸透纸张的问题。至此,在东方未能被突破的廉价金属字模和墨水问题被突破,东西方印刷技术分野,字母文字在信息传播领域开始逐渐占据上峰。1454年,古腾堡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批量印刷出了圣经。1517年,宗教改革爆发,庶民们向比皇帝更可怕的教会宣战。此时,距离清王朝建立,还有上百年的时光。可技术从欧亚大陆的西端传向东端,所要跨越的又岂止是万里波涛呢?

所幸印刷技术的代差,在最近四十年被逐渐抹平。1974年8月,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立项,是为748工程。在四机部、一机部、中科院、新华社等系统的联合攻关下,精密中文编辑排版系统、中文情报检索系统和中文通信系统三个子项目开花结果。从1987年开始,国产激光照排系统走向市场并得以迅速推广应用,在中国掀起了“淘汰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印刷技术革命。2001年,该技术的创始人王选先生获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

苏州城区夜景 摄影:骑水鸟的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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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城区夜景 摄影:骑水鸟的维生素

而曾经的中国第一大商业出版产业所在地苏州,在当代也在逐渐恢复昔日荣光,截至2020年底,苏州市共有印刷企业3034家,资产总额889.76亿元,其中中等规模以上企业有240家,上市公司1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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