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档三部热卖电影，我完全是被朋友安利而选择《第二十条》的。

他说：“《热辣滚烫》也可以，但冲击力远没《第二十条》大。”

抱着期待走进电影院，果然没让我失望，甚至，我也马上化身为电影的自来水，主动宣传电影：“张艺谋近20年来拍得最好的一部电影了，值得一看。”

何出此言？且听我详细说来！

不再形式大于内容

近年来，张艺谋创作力惊人。如今，已经年届70的老谋子，仍然保持一年一部甚至数部电影的拍摄速度。

在接受许知远《十三邀》采访时，张艺谋提到，有很多人劝他，拍有些电影对他影响可能不太好，有人说，他5年磨一剑，好好打磨一部电影，可能比现在好多了。

但他心态开放，不太爱惜自己的羽毛，“拍了就拍了，不就一部电影嘛”。

对此，他的解释是，自己闲不住。

自从2002年的《英雄》以后，张艺谋的电影，整体而言，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些成名作，水准下降明显。

对此，张艺谋不讳言自己是个“俗人”，会受到票房、评论等因素的干扰。

总体而言，千禧年后，张艺谋的创作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张伟平合作期。

这个时期，张艺谋电影的显著特点，就是艺术向商业妥协。从《英雄》到《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金陵十三钗》，都是张艺谋主动向商业靠拢，艰难地进行商业和艺术的平衡时期。

其中，《金陵十三钗》拍摄过程中，张伟平由于过于干涉创作，成为两人合作的告破的导火索。

这个时期，张艺谋电影最被诟病的毛病，就是剧本硬伤。

第二个阶段，多元化尝试期。

与张伟平分手后，张艺谋有意地进行了多元化的尝试。比较商业化的有《长城》、《满江红》；回到张艺谋最拿手的时代的有《归来》、《一秒钟》；类型化尝试的有《影》、《悬崖之上》；现实主义题材有《坚如磐石》、《第二十条》。

纵观近二十年来张艺谋的电影，评分最高的，仍然是张艺谋返璞归真，回到最拿手的六七十年代的作品。其中，《归来》豆瓣评分8.1，《一秒钟》豆瓣评分7.6。

就我个人而言，近年来看过最好的一部张艺谋电影，就是《第二十条》。

我们把时间线拉长点来看，不难发现张艺谋的创作，从来不呆在所谓的舒适区里。就是在中国电影市场化未来临之前，他也试水过《代号美洲豹》这样的不成功商业之作。

与华语电影另一个ICON王家卫比起来，张艺谋不局限于某一种风格，却有显著的的个人风格。

总结起来，张艺谋电影的主要特质就是符号化娴熟运用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对色彩的运用。

《红高粱》夺目的色彩，《英雄》中用红、绿、蓝、黑四种颜色来讲述故事，《满城尽带黄金甲》铺天盖地的金黄色，《影》尝试用中国水墨的意境来创作……这些案例背后，是摄影出身的张艺谋，对色彩的敏感，和艺术形式化的孜孜追求。

其次，是对电影符号、结构的强化。

张艺谋说，自己从来没拍过大闷片。这应该和他成长经历中长期被压抑的经历有关，因此，相对于收，他更擅长于放。即便是内地未商业化的90年代，张艺谋仍在下意识中，通过不断强化电影中的符号语言，堆叠结构，从而达到更大众化的观影效果。

比如，《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圆房前的点灯笼、锤脚，就成了不断被重复的一个符号。

而在《活着》里，皮影戏也成了串场的符号。

在《满江红》里，只要戏腔一响，便又开启一轮新的查案。

这种下意识的强化色彩、强化符号运用的习惯，既塑造了张艺谋电影强烈的个人风格，又往往造成他的电影存在为人诟病的硬伤：

形式大于内容

有时候，这种过于形式化的追求，会让人看的时候有种如鲠在喉的不适。

比如，《金陵十三钗》这种表现国难当头之下的电影，张艺谋仍不加节制地表现十三钗曼妙的身姿，甚至最后在张伟平劝说下，让女主角和外国传教士啪上一场，真的让人挺不舒服的。

比如，《满江红》结尾，为宣扬“岳飞精神不灭”这一主题，士兵如机器人般一遍遍跑进跑出，朗诵《满江红》，感觉甚是怪异。

这种对色彩的滥用，对整齐统一形式的追求，对于符号语言的偏爱，贯穿到了他的电影，以及奥运开幕式等艺术创作上。

有人形象地将其称为：

团体操美学

幸好，张艺谋最被人诟病的这些习惯，在《第二十条》里，通通看不到。

基层检察官的日常

《第二十条》的第二出品方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也就是说，这部电影是个命题作文。

要写好命题作文，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电影中，其实讲了三个案件：

检察官韩明的儿子见义勇为打了校园霸凌者；

公车司机张贵生挺身而出故意伤害案；

王永强自卫反击恶意杀人案；

注意到没有，三起案件都有正面表述，又有引向法律后果的负面表述。

每一起在我们看来“正当”的反击，在法律层面，都有不一样的界定。

要拍好一个故事已难，把三个故事讲好，更难。

《第二十条》的巧妙之处，就是把三个故事，融入韩明这个基层检察官的日常之中。

看过电影的人，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部电影：

剧情密度大、喜剧密度大、情感冲击密度大

因为把三个案件，融入了韩明的日常。所以，电影既有了公检法层面的视角，也有他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视角。

张贵生故意伤害案，他一帧一帧地帮他讲解：

到这儿，都是见义勇为；到这儿，就是互殴了；到这儿，就是故意伤害了。

如此晓之以理，从法律的角度，张贵生服不服，服！但他能咽下那口气吗？不能！

自己明明是挺身而出，结果连带坐了三年牢，老婆也因此离世，谁是当事人都会有冤屈感。

可是对于韩明来说，法律讲尺度，不能带感情色彩。帮他找到一份工作，事情做到这个份上，自己够意思了，让他签下不再上访保证书，自己的工作才能完结。

在此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一个基层检察官，韩明的准则就是：

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尽可能息事宁人，对上级对当事人都有所交代。

第二个案件，儿子阻止校霸欺负同学，失手打伤对方，反被校霸的教导主任爸爸告了。

张主任很有“原则”，不要赔偿，只要韩明的儿子道歉。如果儿子真的存在霸凌，绝不枉私。

见义勇为者秒变被告，要低头道歉，韩明的儿子过不了这道坎，作为观众的我们也过不了这道坎。

就像韩明儿子所问的：

我就是见义勇为，为什么说我有错？

第三个案件，王永强为帮女儿治疗借了高利贷。结果放贷的村霸，隔三差五就来凌辱他们一次，把他向狗一样拴着，一再强奸妻子。

受不了凌辱的他拿着剪刀刺向了人渣，而他，也将面临故意伤害罪的刑诉。

三个案件，都让人有种如鲠在喉、义愤填膺的憋闷感。

好在，电影中有大段小品式的段子。

这种段子，很好平衡了电影的沉重感，却又并不显得割裂，张艺谋导演水准的圆融可见一斑。

因为三个案件都让人心里憋着一口气，所以，即便小小的释放，都让人觉得大快人心。

韩明和老婆找张主任讲理那一幕。

张主任听说儿子叫了四个流氓打了韩明的儿子，第一反应是手机里查看有没拍到儿子的身影。没拍到就没证据，儿子就仍然只是受害者。

这时候，我不由想到TVB《溏心风暴》里的金句：

这里不是法庭，不需要证据，我的眼睛就是证据！

张主任去了解儿子是否有霸凌行为很难吗？一点都不。他不过是用自己表面的“原则”，去掩盖自己无原则的溺爱。

因此，当“马丽”说出那句：“你就是这么教儿子吗？我终于知道你老婆为什么离婚。”时，忍不住要拍手叫好起来。

在武侠片里，一切都是快意恩仇。拔刀相助、挺身而出、见义勇为，都是不需要置疑的侠客精神。

但是在现实的世界里，被霸凌时能不能主动还手，面对恶势力能不能主动反击，反击多大程度算正当防卫，多大程度是防卫过当，背后都有细密的法律规定。

因此，好人可能吃亏，而坏人却有可能利用法律的灰色地带逍遥自在。

是的，法律讲尺度、讲证据，但在此之外，还有种东西，叫做天理人情。

什么是天理人情？

易中天说，这就是普通人心中最朴素的是非观念，最起码的恻隐之心，最本能的应激反应。

电影结尾，韩明说了这么一席话：

追求公平正义要付出代价，但这个代价谁来承担？老百姓吗？难道让他们用自己的命运、用整个家庭的命运、甚至是几代人的命运去承担这个公平正义的代价吗？

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一共四百五十二条法条，五万六千六百八十一个字，从头到尾写的不就是四个字“公平正义”吗？这难道不是每一个老百姓想要的吗？如果我们不能替他们说话、替他们讨个公平，那要我们检察官有什么用？

因为前期的剧情密度过大，观众心里都憋着一口闷气，听完这席话，感觉除了解气，还是解气。

看到这，终于理解朋友所说的“冲击力特别大”是何物。

如果只是前期的“憋”，引来后期的“爽”，《第二十条》还不足以被称为张艺谋近二十年最好的电影。

张艺谋在尺度的拿捏上，可谓精准；在剧情的展现上，可谓克制。

它让你思考法律的边界、尺度，又不会产生对法律正当性的质疑。

张艺谋很好地完成了这场“戴着镣铐的舞蹈”。

看完电影，思考仍在持续。

电影中的三个案件，都迎来了正面的结局。可是现实的世界中呢，情与法的较量，法律与公道的平衡，仍将持续存在。

希望每个执法人员都记住这句话：

我们办的每个案件，都是别人的人生！

（备注：本文同步于公Z号——隔岸观潮推出，欢迎同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