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6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北京东交民巷突然涌进了很多陌生面孔，过路人都觉得气氛异于往常。

到了11点左右，150多名奉系军警、100多名宪兵全副武装，直扑东交民巷而来。他们兵分两路，一部分把守在路口，一部分包围了苏联大使馆。

而他们的目的，就是藏身于苏联大使馆内的李大钊。

李大钊同志被抓后，他的夫人赵纫兰、女儿李炎华和李星华也难逃虎口。

此事很快引发了巨大的社会轰动。

北京、天津等地的报社纷纷为李大钊呼吁，例如很有影响力的《晨报》以头版头条发表了专题文章，认为不能对李大钊处罚过重，建议移交法庭处理。

此外，还有许多仁人志士为了营救李大钊多方奔走。

学者章士钊找到了张作霖身边的红人杨宇霆说情，他言辞恳切地奉劝杨宇霆“切不为以一时之意气，杀戮国士，而遗千载恶名”；

北京大学等九所高校推选出两名代表，拜访张学良，请求对李大钊从轻处理，并且尽快释放他的家人。

与此同时，国外的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也对李大钊进行了声援。

此时的张作霖自己其实也很矛盾，陷入了杀与不杀的纠结之中。

所有的这一切努力，都表明事态在向着好的方面转化，李大钊获救有望，最起码能保住一条命。

然而很快，形势急转直下。

奉系军阀不顾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于1927年4月28日在警察厅秘密举行了所谓的会审。

就在会审当天，《世界日报》还认为案子起码要经过三次预审，才能正式开庭，而针对李大钊的审判，应该会按正常司法流程来。

但事实证明，知识分子还是太天真的，他们远远低估了军阀的残忍和无底线。

秘密会审开始以后，只草草进行了70分钟，就宣布判处李大钊死刑。

张作霖不敢在公开处死李大钊，便使用从国外进口的绞刑架，在看守所里秘密行刑。

从后世流传的照片来看，李大钊走上绞刑架前毫无畏惧。

他目光沉静，仪态从容，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牺牲精神。

李大钊的妻女在行刑三小时后被释放，那时他们还不知道这个亲人罹难的消息。

直到第二天，妻子赵纫兰才得知噩耗，因为悲痛过度，哭晕过去。

李大钊一生无私无畏，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他曾同时担任5所高校的教授，薪酬不菲，但是他把大部分工资都花在了别人身上，或是资助贫苦学生，或是作为革命经费，自己一家人都过得很清苦。

在他牺牲以后，只留下一块大洋的家产，靠着梁漱溟、章士钊几个好友接济，才草草料理了后事。

正因如此，李大钊的死亡消息传出后，革命群众无不为之悲痛惋惜。

所有人都明白，这场针对李大钊的审判，从头到尾都是秘密进行的，被害者无权申诉，公众不得而知，更加没有辩护律师，一切生死大权都操纵在军阀手中。

作为北洋时期最后一起司法大案，此案的判决不仅宣告了李大钊的死亡，也宣告了北洋司法独立之死。

奉系军阀践踏法治，使得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努力完全付诸东流，在国内外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就连很多年后，张学良都评价自己的父亲“有雄才，无大略”。

张作霖，人称“毫无凭借崛起辽东，为不世之雄才”。

他绝对不是一个空有武力的莽夫，反而称得上“一代枭雄式”。那么他到底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李大钊痛下杀手呢？

第一，奉系军阀和苏联积怨已深，张作霖是绿林起家，受清廷招抚后在官场上步步升迁，当上了“东北王”。

东北和苏联毗邻，几百年以来，沙皇俄国一直在窥觎我们的东北地区。尤其是十月革命成功之后，为了争夺中东铁路，张作霖和苏联自然少不了冲突。

其中最激烈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926年1月。

当时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伊万诺夫拒绝免费运送张作霖军队，遭到逮捕，引发了苏联的强烈抗议。

虽然后来双方通过和谈的方式缓和了矛盾，但是张作霖对苏联已经怀有很大的仇恨。

不过鉴于奉系和苏联的实力差距太大，张作霖对苏联的态度一向是能忍则忍。

但是对于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李大钊，张作霖就忍不了了。

李大钊同志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一直被军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作为共产主义者，他创办过许多报刊，发表过大量文章，其中大多数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还曾组织过多起工人爱国运动。

他所领导的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与张作霖这个中国北方最大的军阀必然是针锋相对、势同水火。

张作霖本质上是个军阀头子，他身上的江湖气息一直很重，匪性不改,对“文明”、“法制”那一套本就无所顾忌。

长期以来，他都对共产国际极为反感仇视，认为共产国际是苏联用来颠覆中国政府的工具。

再加上张作霖一心想做“大总统”,他觉得只有反苏反共,才能获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实现自己的野心。

所以在利益和仇恨的驱使下，奉系军阀仓促做出杀害李大钊的决定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李大钊是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人，也是冯玉祥部队和南方国民政府的重要联系人。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一举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把持的北京政府。

此后，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四面受敌，东有张作霖，西有阎锡山，南有吴佩孚。

在这种四面楚歌的环境下，多亏李大钊到处奔走牵线，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出面，请苏联为国民军提供军火援助。

1925年初，北方国民军指挥部根据李大钊等人的建议，向苏联政府提出派遣专家和援助武器的请求。

而后，苏联政府帮助国民军建立了炮兵、步兵和骑兵等学校，还援助了大量枪支、弹药、大炮及药品。

有了苏联的援助和顾问们的努力，国民军的政治、军事素质都得到了提高。

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国民军领导人更加明确地走上了反帝斗争的道路。

而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张作霖更是国民军视作仇敌。

李大钊对国民军多方帮助，并且争取冯玉祥策应北伐，不能不遭到张作霖的嫉恨。

此外，由李大钊负责的中共北方区委，坚决发展国民会议运动，支持孙中山，联合国民军打击段祺瑞和奉系军阀。

北方革命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直接威胁到了北洋军阀的统治。这也是张作霖下决心除掉李大钊的根本原因。

第三，蒋介石叛变革命为张作霖壮胆，李大钊被捕之时，蒋介石已公开叛变革命。

他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据后来解密的档案来看，蒋介石曾经密电张作霖，主张对李大钊行处以极刑，以免后患。

如果说一开始张作霖迫于各界舆论压力，对杀害李大钊有所迟疑和顾忌的话，那么蒋介石在南方对革命志士的野蛮屠杀行为，就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催化作用，最终促使他痛下杀手。

众所周知，北伐军的总司令是蒋介石，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目的就是为了铲除共产党。

张作霖之所以抓捕了共产党北方地区的负责人李大钊，就是为了向蒋介石示好，以缓解北伐军给他带来的压力，

他想以这种坚决扑灭革命势力的方式，博得帝国主义的欢心，拉近与蒋介石的距离，达到稳固统治的目的。

正是因为以上种种因素的存在，导致李大钊被捕之后，所有的营救活动最终走向失败。

他被残忍的军阀送上了绞刑架，为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起残忍的杀戮，也成为了张作霖一生中永远洗不白的污点。

正如当年章士钊所说：杀戮国士，留下了千载恶名。

参考资料

[1]王健.奉系军阀杀害李大钊事件[J].兰台世界,2019

[2]侯健美.碧血春花——李大钊就义前后[J].决策与信息,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