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这封信是朱德写的，看到这封信后才知道，曾经月薪 2000 大洋的滇军旅长，如今却拿不出 200 元钱。
图中前面的寒暄就不说了，可以看最后一段：
唯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
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伯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望你做到复我。
这封信虽不足 300 字，但是读来感慨万千。
自古忠孝难两全，想尽孝，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1937 年7 月，日军全面侵华，老百姓苦不堪言，朱德家乡又遇大旱，百姓生活更是难上加难。
他听说老家的母亲难以维持生计后，更加自责，自参加革命后，朱德一直在外奔波，对母亲心存愧疚，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去母亲身边。
于是写信给发小戴与龄。
看完朱德的来信，戴与龄心中五味杂陈，一直牵挂的好友终于和自己有了联系，但是令人难过的是，身居要职的他，竟然 200 块都没有。
朱德放弃了月薪 2000 大洋的高官厚禄，为了自己的理想，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虽然生活窘迫，但是每天能和自己的革命战友一起同甘共苦，仍旧是幸福的。
他深知为民族和人民奋斗，就能让和母亲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只是如今，母亲年仅 80，家乡遭遇天灾，唯一的办法就是先解决燃眉之急。
“玉阶哥的事，就是我的事，玉阶哥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这句话，一直在戴与龄的心里谨记。
戴与龄立马筹了 200 元钱，给朱德的母亲寄了过去。
戴与龄和朱德是发小，从 1896 年开始，二人共同研习功课，他们在私塾里听了先生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在中学里听老师讲进步的思想，读进步书籍。
二人毕业后，戴与龄加入了同盟会，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革命活动，直到学习成绩合格。
1915 年，朱德任滇军补充队第四队队长，戴与龄追随朱德，负责军需的工作。后来改部改编，朱德担任旅长，戴与龄任军需处长。
朱德出国留学期间，亦在经济上给了很大的支持，一直到学成回国。
他经常说朱德“是我革命的带路人，是我的良师益友。”
从 1926 年朱德学成回国到 1927 年南昌起义爆发，戴与龄都积极参加支持革命活动。
南昌起义期间，戴与龄从马背上甩了下来，受了重伤，加上本来体弱多病，他也不愿拖累部队，于是回到了四川泸州。
回到老家以后，他开了药店，一方面维持生计，一方面可以备下药品和资金，支持革命活动，并积极动员本地青年参加革命。
他的行动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经常去他家搜查，监视他和家人的一言一行。
1949 年，泸州解放，戴与龄已经重病，他给朱德写信，庆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朱德回信，希望他去北京观光，希望他注意身体。只是还没等朱德的信寄到，戴与龄已经病逝。
后来，朱德将戴与龄的儿子和儿媳接到了北京，让他们继续学习，戴与龄的儿子戴超群考上大学后，参加抗美援朝，成为最早报名参军的一批志愿军。
从朝鲜战场回来完成学业后，积极投入到了祖国的建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