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允地说，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前，慈禧是一个深谙权谋之道的愤青，不是投降派。

掌控权力的前三十多年里，慈禧一直秉承的是大清第一、中国第二、洋人第三，而她自己，则是大清的第一人，皇帝都不能与她相提并论。

慈禧讲究吃、讲究穿、排场大、修园子、过生日，生活极其奢侈。这些奢侈生活除了是其本性之外，慈禧还给它叠加了一层政治含义。

在慈禧看来，自己是九州万方第一人，自己的面子代表大清的面子，大清的面子代表中国的面子，自己要是没面子，大清就会被洋人看不起，中国就会被洋人欺负。

此种观点虽然荒谬，但确实是慈禧本人的逻辑，她身边宫女的回忆录经常提到这一点。

与很多人想象中不同，在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前，慈禧对洋人是非常痛恨的，她的执政风格，在一群只知道对洋人妥协退让的爱新觉罗家族男人面前，显得非常激进。

请注意，这是和爱新觉罗家族的男人相比，慈禧显得激进，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火烧圆明园时，慈禧在政治上并没有发言权，但据说，私底下她是反对咸丰皇帝听从肃顺等人的建议逃去承德避暑山庄的，她主张就在北京城和洋人干。这也是慈禧与肃顺等人水火不容的主要原因之一。

辛酉政变之后，实际把控满清行政中枢的是恭亲王奕䜣，以及围绕在奕䜣周围的洋务派群体。

这派群体的执政风格用一个字就能总结：让。

他们对洋人是百般退让，只要洋大人提出要求，他们就会想尽办法予以满足，生怕惹得洋大人不高兴。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新疆问题上他们主张放弃，在中法战争问题上他们主张趁胜求和。

慈禧对这种行政风格是非常不满的。

作为深宫妇人，慈禧并没有实际接触过洋人，她也一直因为丈夫咸丰的郁郁而终，对洋人没有好感。

在新疆问题上，慈禧力排众议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在中法战争问题上，慈禧又委派左宗棠前往福建坐镇指挥。

发展到最后，慈禧与小叔子恭亲王奕䜣的关系逐渐变得水火不容。

作为一个权谋老道的阴谋家，慈禧采取了两手来搞倒奕䜣。

1，她放任言官的权力增长，用言官来牵制实际执政的奕䜣追随者。

言官们多是饱读诗书却没有实际执政经验的清流，论引经据典搞道德文章，奕䜣追随者不是他们的对手。

2，培养醇亲王奕譞以替代恭亲王奕䜣。

醇亲王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慈禧的小叔子兼亲妹夫。

奕譞比哥哥奕䜣小七岁，打小也是个愤青，对奕䜣在外交处理中一味的妥协退让也非常不满，经常高喊“整军备战，恢复祖宗荣光。”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公元1884年（光绪十年）4月8日，慈禧突然发布懿旨，将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大臣全班罢免，一个不留。

新的军机处大臣，“遇有重大事件，先与醇亲王商办”。因这一年是农历甲申年，也称“甲申易枢”。

“甲申易枢”之后，慈禧彻底掌控了满清朝廷的最高权力，再无掣肘。

清廷也一改之前只知道软弱退让的执政风格，转而开始整军备战，谋求强硬。

1885年，深受中法战争中法国舰队横行无忌的刺激，清廷下谕“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 。

10月，清廷采纳李鸿章专设衙门以统辖画一之权的建议，决定设立海军衙门。

1886年5月，醇亲王奕譞奉旨巡阅北洋海防。

8月，清廷为防俄谋占朝之永兴湾，命丁汝昌与琅威理率定远、镇远 、济远、威远、超勇、扬威六舰舰队赴朝鲜釜山、元山一带巡游。

8月9日，北洋海军抵达长崎，日本认为北洋舰队的来访是其炫耀武力，向自己施加压力 。

就在十多年前的1874年，日本人还主动打过台湾的主意，现在大清的水师反而兵临日本本土。

所有人都认为，时移世易，攻守易势。

1889年，18岁的光绪皇帝亲政，正式走上政治前台。

光绪的师傅翁同龢是清流派的主力，耳濡目染之下，光绪也养成了凡事对外强硬的施政理念，极其瞧不起日本，经常叫嚷“对日一战不可避免”。

在对日问题上，慈禧与光绪的态度是高度一致的，就是极力主张对日强硬，希望通过击败日本来重振大清国威。

所谓的“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这种传闻，其主要原因是大清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与慈禧的对日强硬态度无关。
真正反对向日本开战的，反而是李鸿章这种洋务派遗留，他们是强烈主张凡事都对外妥协的。

可以说，如果不是光绪皇帝凭借慈禧的支持，强力压制了李鸿章的意见，甲午战争的规模根本不可能打那么大。

如果听从李鸿章的建议不打，清廷就是给北洋水师再多的军费，也没有用。

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看起来光绪皇帝好像是大义凛然发愤图强，可真实历史中，甲午战争却对清廷的权威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连蕞尔小邦的日本都搞不定，也就难怪人心思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