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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答，滴答，滴答，我在奔向死亡。
每一个生命，在它降临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个瞬间，它就获得了一个不可改写的终局——死亡。
人类自然不会例外，你我也不例外。
2021 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 78.2 岁，以我个人的粉丝和读者的画像来看，大部分读者的应当还处在生命额度的前 1/3。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医疗技术的进步，78.2 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向更大的数字扩张。所以对于现在正处于 20 岁，30 岁，乃至 40 岁，又身处忌讳死亡的亚洲文化中的中国青年来说，几乎从不考虑自己的生命还剩下多少。
然而，如何认识死亡，意味着如何看待生活。唯有越早的意识到死亡的必然性，才能让有限的生命更有意义。
以现代中国人的典型社会时钟为例，一个人的一生，大致可以如此划分：
3 岁以前的婴儿期在家中度过，3 岁到 6 岁在幼儿园度过一个天真烂漫的童年，6岁到 12 岁在小学学习，12 岁到 15 岁在初中学习，15 岁到 18 岁在为高考而奋斗，18 岁到 21 岁就读于大学，如果“上进”一些，那么在 21 岁到 24 岁则在读研究生。
接下来，进入从 24 岁到 65 岁的工作阶段，大约是 41 年。
如果我们将人生的最后 5 年，预估为“病榻期”，将出生到幼儿园“毕业”的前 6 年，当作个体记忆缺失的“无知期”，再将小学到高中的 12 年作为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
大约是 55 年，这个数字与我们工作的时间大体重叠。这意味着对于大多数的现代人来说，人生中体力最好，精力最旺盛，头脑最明晰的那段年华，正好就是现代社会要求我们上班工作的那段时间。
也许你现在正在上班的路上，或者上班的间隙阅读这篇文章。你每日的工作也许让你满意，也许让你不满意。也许，你精心地计算过这份工作给你带来的收入，也许正盘算着在几年后找到或晋升到一个收入更高的职位。也许，你还计算着今年、明年、后年的预期收入，将能为你带来怎样的生活改善。也许，是一间新房，一场旅行，一张绿卡，或者是爱情的结晶。
但几乎很少有人计算过，你现在从事的工作，以及为了维持这份工作所付出的准备，占据了你人生的百分之多少。
时间就是金钱，反过来说金钱就是时间。
这份工作为你带来了多少收入，这些收入能购买你想象中的幸福吗？你是否计算过，你有多少时间能拿来享受这些买来的幸福？如果你工作的唯一目标，是有朝一日不再工作，那么这个有朝一日是多久，你为了这个有朝一日又要付出多久。
你是否真的从有限生命的角度考虑过，你当下的工作，以及以工作为中心设计的人生布局是否值得？
在《互联网与中国后现代性呓语》中，我曾经写过，自工业革命以来，时间的暴政主宰了现代社会。如何在一个不断加速的世界中，如何在个体层面找到一个可执行的、幸福的、不被内卷的人生框架，这是我这次写作的主题。
滴答，滴答，滴答，你在迈向死亡。
本文作者： 评论尸 、 汐笺 ，文中第一人称“我”的个体经历描述均来自评论尸。
以下分别是他们的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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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评论尸的老读者，并且在过去读过我之前撰写的三篇年度叙事稿件《互联网是人类历史的一段弯路吗？》《垄断的困境》和《互联网与中国后现代性呓语》。
那么，在读完这个序言之后，你应该已经隐隐感觉“不对劲”了。
今年的稿件将与之前的三篇稿件完全不同，在连续三年进行元叙事写作之后，说老实话我对那种写作方式已经有了一些厌倦。而且，对我目前所关注、所感兴趣、所涉猎的领域来说，我都已经有了一些至少看起来合理（但并不一定正确）的解释。
2022 年，在《呓语》于《读库2205》刊发不久之后，我第一次去拜访了读库的创始人老六。在那次交流中，老六问了一个许多人都问过我，但我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回答过的问题：你的写作动机是什么？
一般来说，写作是一种表达，但这种表达不是最终的目的，表达要么是为了影响谁，要么是为了获得名誉或利益。但在这两点上，我都不太在乎，甚至在《垄断的困境》上，我主动限制了文章的传播，避免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不希望我的稿子影响到太多人，也不希望这些稿件能给我带来什么收益或名誉，因为这些稿子在被写成的时候，它的使命就已经完成了——解答我自身的问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在各社交媒体平台上给自己的 Slogan 都是“面向自己写作”。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回答问题的方法，而三篇稿件的背后，其实回答的都是我个人的职业发展问题，与他人毫无关系。
第一篇《》回答的是作为 2013 年以半个 FA 和媒体人角色加入互联网行业的我，在 2017 年以后，看到的互联网行业不可避免的颓势，究竟来源于何种底层逻辑。
第二篇《》回答的是，在 2020 年以后，身份转换为互联网大厂员工后看到的内外信息差与误解。
第三篇《》回答的是，作为一个从小学（1997 年）就开始上网的老网民，所感受到的互联网话语体系变迁的背后的逻辑。
但三者背后有一个共同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俗气，是一个无数成功学、职场教育、心理学和励志书籍都探讨过的话题——我的工作和为此付出的人生是否真的有意义？
这是一个非常无聊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说它无聊，是因为这样的话题十分容易落入职场和成功学的范畴。而在这两个领域里，几乎所有可行的、有建设性的方案都已经被遍历过了，任何新文字都是旧理论的翻版。
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个有趣的话题，正如我之前在《呓语》中提到的，在当下这个“见证历史”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事实上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进行人生设计，而这个框架和之前的任何框架都可能完全不同。这种需求来自两个方向的张力：
其一，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经济高速发展后，我们此刻所抵达的这个“中转站”状态，为大众尤其是新一代青年提供了非常好的物质条件基础。从西方的社会发展来看，这种物质条件基础刚好是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和后现代性思潮的温床。
其二，则是目前中国这个暂时富裕的中转站状态又远不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建立结构性跨国剥削后那般稳固。从社会整体到个体命运，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外部威胁”和“内生问题”的存在。在国家层面，这种外部威胁是地缘政治紧张。在个人层面，这种内生问题则是经济衰退与随时可能出现的黑天鹅事件。
在这种两股力量所形成的张力下，个体很容易产生强烈的认知失调——心理学上，人因为进行与自己的思想、价值或自我概念相悖的行为而产生的心理压力或焦虑。比如，我观察到大量的青年进入了“躺而不平，平而不躺”的状态，这便是一种认知失调。
这两年，在抖音和快手上如雨后春笋一般地涌现了很多非主流生活方式的博主，有在不同网吧之间辗转只打零工的网吧难民，有用短视频记录自己拾荒生活的流浪博主，有通过不断旅居评测不同城市躺平舒适度的城市评测员。
这些看似“躺平”的博主，实际上做着比上班更辛苦的工作，在放弃了主流生活之后，他们为了弥补财务上的缺失所付出的劳动力往往比他们之前上班的时候更多。但奇怪的是，他们是真的快乐。
而另一方面，我也围观了大厂青年的精神内耗，他们要么在 BAT 等互联网行业，要么在金融、地产或相关行业。在过去两年，这些行业的增速不再，裁员频发。尽管没被裁员的人，仍然享受着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但每日却过得惶惶不可终日。
我们不妨想象，整个社会就像是一条逃离贫困的高速公路。在过去，所有人坐在不同的车上，沿着路的一个方向向前飞驰。因为我们的起点在一个非常糟糕的地方，那个地方吃不饱饭，穿不上衣，看不到电影，听不了演唱会，买不到奶茶，没有自来水，煤气和网络，甚至连电都供应不上。
每个从那个起点上车的人，尽管上的车速度不一，有的人先富有的人后富，但都会认为车的方向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遥远的地平线，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乌托邦。
但当我们从那个始发站出发后越来越远，路边的风景开始变得诱人。有一些人认为，是时候下车了，因为路边的一片油菜花，比人人买得起豪宅更重要。有一些人则仍然在跟着车走，因为前方可能有院子里带一片油菜花的豪宅。
下车的人和仍在车上的人，互相构成了彼此对理想生活的想象。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大部分人都在因为这种想象中的理想生活而感到痛苦，那么这就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我也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陷入到这种痛苦之中，这种痛苦甚至构成了我去撰写前面的三篇文章（《弯路》《垄断》《呓语》）的动力。但在这之后，我已经摆脱了这种状态。
在和老六的交流中，我说 2023 年不会有年度稿件了，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相对明确的答案，那种驱动我寻找解释性答案的动力已经消失。
而这篇文章，则是下一个阶段的开始。
不再解释，而是一种行动框架。
3.1 It’s all about time
在高纬度的生物看来，人是一条生活在时空中的蠕虫。
人起于时间长河中的一点，以恒定的速度在时间维度上永远向前蠕动，在空间里上蹿下跳，左躲右闪。每个人一生所能经历的，只是无限时空中自己所爬过的那一条窄窄的通道。
在开始谈及幸福、人生、工作这些越来越具体的事情之前，我们要先建立一套度量衡，在这个度量衡里，最重要的不是金钱，不是成就，甚至不是爱情亲情友情，以及人生本身，而是时间。
时间是限制我们获得任何东西唯一的障碍，一个早夭的天才无法获得世界的赞誉，一个永生的奴隶却总有一天会成为全世界的奴隶主。任何其他阻碍你的事情，几乎都可以被时间替换。
但在现代社会，有太多事情让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比如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总会想着拿到更多的钱，但却不把失去的时间计入其中。当我们消费的时候（尤其是购买那些效率工具），我们又会计算我们因此节省了多少时间，从而忘记了我们是以多少时间来换取这些金钱。
这就好像我们走进了一间大型超市，货架上有着琳琅满目的商品，但令人困惑的是每个商品都采用其原产地的货币标注了价格。我们可怜的大脑，着实是不善于应付这样的场景，因此往往是到了收银台才知道自己究竟花费了多少钱，是亏了还是赚了。
为此，本文将建立一个新的度量衡——将你人生中的一切，以你现在的时薪反算成时间作为价签。
我在 2022 年发布的短篇小说《》中，曾实验性地使用了这个度量衡，直接用小说里的例子来说明它的用法：
小李的月薪是税前小 6 万，公司执行 996 制度，换算下来时薪是 173.61 元。一顿 1880 元的法餐，对于这个薪资的小李来说，算是偶尔开荤并不过分。但这顿饭摄入的额外热量，还要让小李在健身房多运动一个小时。如果吃这顿饭本身，还用了小李两小时的时间。那么最终如果将这顿饭换算成时间，它的价格是小李的 14 个小时。
当我们将所有的度量衡都改为时间，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价格就突然高了起来。比如，小李以为一顿饭付出了 1880 元的现金，但考虑吃饭本身的时间以及吃过之后去健身房消耗热量的时间，但实际上他付出的是 14 个小时在公司的“牢狱时间”。
这个时候，小李还会觉得“自己辛苦工作，值得这样偶尔奖励的一餐”吗？
因为实际上，他有另一种选择，就是他不用辛苦工作，也不需要奖励自己这样一顿放纵餐。
在小说里，小李选择了离开大城市和 996 的互联网行业，去追逐小县城的闲适。
原因是如果以他在互联网公司的薪水计算，他在路边看一小时夕阳的价格是 173.61 元。
而正是由于这个时薪的工作要求加班，他已经好久没有站在路边去欣赏夕阳了。他突然意识到，他喜欢夕阳，但他高薪的工作让他“买不起”夕阳了——他自己太值钱了，以至于无法浪费时间去做那些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当他降低了自己的时薪，放弃了那些他原本就不应该在意的生活，而去追逐每一次黄昏，那么黄昏对于小李的价格反而下降了。
这便是“时间就是金钱，金钱也是时间”的双向运用。这不是我为了写小说而编出来的度量衡，而是我将我自己用了很久的度量衡用在了小说里。
本文将依照这个度量衡，展开大部分讨论。
3.2 幸福是什么？
在建立了最重要的度量衡之后，我们接下来可以讨论一下幸福。
幸福是一个贯穿人类哲学史的命题，但它似乎又不只是一个哲学命题，而是切实地影响着我们每个人每日的生活。
尽管有些不可思议，但在近现代，幸福在学术界的话语权一直被掌握在心理学的范畴，如果你还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那么我们可以重温一下心理学的定义：一门研究人类与动物心理现象、意识与行为的科学。
也就是说，尽管在现代社会中，世俗大众对幸福有着种种外在的想象，比如很有钱，很有权力，很有性缘，有很美满的家庭等等。但幸福却是一个与外在条件关联不大，藏于我们皮肤之下的东西。
客观上来讲，财富、婚姻、友谊、事业、居住环境、健康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幸福度，但我们还是能在世界上最贫穷的贫民窟里，在无可救药的安宁病房里，在孤独终老的人身上找到幸福的光辉。
外在条件对幸福程度的影响似乎是概率相关的，而不是因果性的，对个体而言，是否能够幸福的决定性因素深埋于我们的内心之中——重要的不是世界，而是我们的潜意识如何解读这个世界。
1996 年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创立了“积极心理学”，开启了心理学历史上首次对人类积极情绪的大规模研究。说来也怪，自弗洛伊德以来的心理学几乎一直在围绕着不幸做文章，焦虑，抑郁，沮丧，应激，歇斯底里，性成瘾，自杀冲动等等。但在积极心理学被创建之前，很少有心理学家在“如何才能获得幸福”这件事上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在积极心理学被提出的时候，它是个全然新生的旁支。但短短不到 30 年过去，幸福心理学已几乎成为此刻欧美心理学领域最热门的领域之一。
建议你在看完本文之后再去阅读积极心理学相关的书籍，这样有助于你在学习具体的“操作方法”之前，对问题的整体有一个框架性的认知。
好，到现在为止，我们有了本文对幸福的定义——幸福是一种以快乐、满足或满足感为特征的主观体验状态。
当一个人不需要思考幸福是什么的时候，他就是幸福的，当一个人整天思考幸福是什么的时候，大概率就是不幸的。
幸福受客观因素的影响，但并不全然可以被客观衡量，因为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相同的境遇有着完全不同的主观体验。
我不会说我对幸福的定义是对的，因为有太多比我权威得多的人定义过幸福。而且，本文对幸福的定义过于粗暴与简陋，但我们毕竟也不是要用一个概念去探讨幸福在所有语境中所发挥的作用。
因此，此处我对幸福的定义，是仅用于本文阅读和讨论的幸福。
3.3 幸福终局是一种幻觉
读到这里，你可能仍然难以接受我们将幸福定义为一种主观体验——我的梦想是有钱，我的幸福是做一个有钱人，我希望我能财富自由，只有这样我才能幸福。
只有达到某种客观状态，我才能获得幸福，因而幸福怎么可能是一种主观体验呢？
拥有这样观点的人在过去一段时间在社会上，尤其是中青年群体中几乎已经占据主流。我们不妨顺着这个幸福观，去推理一下其中的幻觉性在哪里。
不过，财务自由本身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概念，它实际上在经济层面上没有清晰的定义，财富自由可以指 100 万，1000 万，1 个亿，也可以指 10 个亿。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暂且假定财富自由的标准为：在消费层面（不包括投资）有无限的资金，可以购买任何个人所需求的商品与服务。
这个时候，人们会去做什么？
理论上来讲，每个在千篇一律的现代化职场中被压抑的人，渴望的都是在财务自由后释放足够的个性与天性。但奇怪的是，当我问及身边人，他们对财富自由后生活的想象时，他们要么回答“从来没想过”，要么会描述两种非常单调、枯燥、由社会建构出来的标准幸福图景：
在一线大城市郊区，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有一个独立设计师打造的大别墅，和自己的爱人在一起，养了一只狗和两只猫，和自己的爱人在一起，有两个淘气的孩子，一日三餐吃有机食物。
我要环游世界，酒池肉林，享受这世界上最好的美食，我的衣服、鞋和包要塞满一个 70 平的步入式衣帽间，奢侈品品牌会在我的家中开特卖会，VIC 只有资格挑我剩下的。
但你无论是看《与卡戴珊同行》《璀璨帝国》等美国的富豪真人秀，还是看看现实中国内王思聪的生活，或者有机会与你交际圈里能达到这一等级的“富人”聊一聊都会发现，没有一个财富自由的人真的在过这两种如监狱一般刻板印象的幸福生活。
因为，这样的生活只有两个字可以概括就是无聊。
没有财富自由的人之所以难以想象财富自由之后的生活，并非经济水平受限无法想象自己未曾获得的东西，当然这是一部分因素。但更大的因素是，人们（包括一部分已经财富自由的人）从未认真思考过自己想要什么。
渴望财富自由的穷人，对财富自由的幻想，来自一部分财富自由的富人在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富人并不是因为做这些事一定能获得快乐，而是因为他刚好做这件事快乐，而他又很有钱。
因此，这种复制由他人定义的幸福图景的方式，只会让人陷入一种困惑。
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富人阶层中尤为突出，那一时期因为某些机缘巧合而暴富的中小企业家们的典型形象，便是硬要将一副酒肉塞满的臃肿身体塞进一套完全不合身的西装里，再把稀疏的头发打得油光锃亮。
你问他为何如此穿搭，他会告诉你，因为港商就这样。但吃海鲜吃到痛风，喝酒喝到肝硬化，身体臃肿还要穿充满拘束感西服的生活，从“身体”的角度幸福吗？显然不。
幸福终局幻觉并不总是一件坏事，在人人吃不饱穿不暖的时代，我们总需要一些幻觉才能给我们带来活下去以及继续努力完成一定生活条件积累的动力。
但当我们的生活普遍到达一定水平之上，幸福终局幻觉就会带来它的负面效应：我们会认为我们的当下所拥有的一切都不是自己想要的，因为我们想要的幸福生活永远在地平线的尽头。
用最简单的生活场景来解释这个，就是在没有衣服穿，需要打补丁的年代，生活无论如何算不上幸福。但在我们当下这个时代，需要去追求让每个人买得起 Patagonia、Miu Miu 和 lululemon 吗？
真的每个人都喜欢这些品牌吗？认为自己喜欢始祖鸟和 Miu Miu 却买不起的人，究竟是“一见钟情”还是被这些公司的营销费用入侵了自己的喜好呢？
如果真到了每个人都买得起这些品牌的程度，是不是会有所谓“更好”，其实更贵的幸福生活出现，让你继续“不幸福”。
我并不反对消费，因为在商品社会，我们的一切生活都是“消费”来的，甚至适度地向“消费主义”妥协，有助于你发现新的生活。
但消费终究不能替代生活本身，你不能永远将消费主义营造的“幸福终极幻觉”当成是自己追求的生活目标，否则，这会让你已经消费的部分失去意义。
3.4 幸福人生是一个过程
当我将幸福视为一个过程时，我似乎更容易获得幸福。
这涉及我们在 3.1 和 3.2 中对于人生度量衡和幸福本身的定义，如果你忘记了，可以再去复习一下。
对于从未如此思考的人来说，这似乎有些困难，我们不妨借用一下“幸福终局”的思考方式来进行说明。
假设你的目标是在 35 岁时过上财富自由的生活。尽管我们在上一节讨论了“财富自由图景”可能是难以描述并且是虚假的，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先暂时忽略达成这个图景之后的想象，先来想象一下图景达成之前的人生。
当我们将人生的 OKR 定在 35 岁财富自由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有一个清晰的数字目标，这个目标甚至因人而异，对小镇青年来说可能是几百万，对城市青年来说可能是几千万甚至过亿。这个数字目标是多少并不重要，因为我们实际根本不需要实现它。
我们需要的是通过这个数字目标反向规划从你现在到这个目标之间的行动路径（Krs），这可能包括去一个高速增长的行业上班（比如互联网或金融），从事一个极具钱途的副业（比如做 KOL），结交更多上流社会的朋友，节省开支等等。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大多数 Kr 在执行的过程中毫无快乐可言。
无论是去内卷，还是去为了钱做副业，又或者是为了结交上流社会而出入根本不习惯的场合，这些事情本身都不会给我们带来快乐。但它却实打实地消耗了我们的时间——从毕业到 35 岁。
如果将人的幸福画成一个函数图像的话，它在图表中更像是一块面积（积分），而不是高度：
在这张图中，横轴是时间，或者说是我们的年龄，纵轴是我们在每个时刻上的幸福值，受当时的经济因素影响但也有很多其他的影响要素。而我们一生的幸福总量，并非此时此刻我们所在的点，而是整条线段下方所覆盖的面积。
在许多语境中，我们讨论“是否幸福”时，总是会对着那条红色的线进行比较：在 10 岁时，我的幸福值是 70，而现在却只有 40，因此我是不幸的。
但这种说法，实际忽略了自己 10 岁时已获得的幸福感受。
幸福是一个过程，这意味着你应当以自己曾经度过怎样的人生的加总（面积）来衡量人生的幸福度，而不能以此时此刻你的幸福值作为人生幸福的量度。否则，除了那些一直在走上坡路，并最后在无痛的梦乡中拥抱死亡的人之外，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样的人生还能被称为幸福人生。
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将面临另一个问题：如何将自己的幸福面积最大化。
如果你还有一定的几何知识，应该记得这样一个定律：在一个欧几里得平面里，周长相等的情况下，图形越接近圆形，面积越大。正方形大于长方形，长方形大于三角形。
由于一个人的人生不可能在这张图上表现为“圆形”，因此我们所面临的其实是一个 x 与 y 轴的平衡问题，我们应当尽可能地让其图形保持在可被分割为正方形，或长方形的范围内，减少三角形。
尽管我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但当以折线图表示人生幸福量时，幸福人生确实满足等周不等式。
也许是因为，从大多数人的主观经历来说，稳步上升的人生和小步下滑的人生（可被分割为多个长方形）都不一定会有很强烈的不幸感，而大起大落的人生（三角形）却总是不尽如人意。
但正如我们在上一节中提到的，以长周期（5~10 年）去追求幸福是不现实的，因为即便是你能够达成目标，也无法用未来的快乐填补今日的痛苦。
与其追寻一个幸福的结果，不如追寻一个幸福的过程：我用了 10 年做了一件并没有很好结果的事情，但在这 10 年间的每一天我都十分快乐。
这听起来似乎是一种自暴自弃的做法，但实际却并非如此。因为快乐地工作，实际上是成就伟大不凡的重要因素。
无论是在中国的古训还是外国的谚语里，我们总是听到教导年轻人要吃苦的说法。而在那些真实的励志鸡汤故事中，我们也总是听到各类伟人、天才、商业大亨讲述他们早年作为愣头青时的艰苦经历。
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在这类故事中的“艰苦”往往是作者或者世人所认为的艰苦，而并非名人自身所认可的艰苦。
也许某个名人在撰写他的回忆录时会想到，他曾经在吃不上饭的情况下坚持在某个地方做学徒，这对于已经在写回忆录的现在的他来说是一件艰苦的事情。但对于曾经那个年轻的他来说，这并不一定十分痛苦，甚至有可能是一种快乐。
因此，以过程为导向建构幸福观并非要及时行乐，而是让寻找能够赋予自身意义感和幸福感的工作，哪怕这种工作本身是十分艰苦，具有挑战性的，甚至是不会导向传统意义的良好结果的。
许多慈善或公益性质的工作都带有这种属性，比如去偏远地区支教、扶贫或公益。从物质生活条件上，是艰苦的。从物质财富结果上看，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在整个支教或从事公益工作的过程中，人们所获得的道德愉悦感是恒久的，这种愉悦感甚至可以持续到工作结束后的许多年。
这便是一种典型的，“幸福过程”的实现方法。当然，投身公益事业并非实现“幸福过程”的唯一路径。
“幸福过程”是一种思考方式，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在不对生活和工作作出任何改变的情况下将“幸福结果”修改为“幸福过程”，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附录中详细说明。
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花一点时间来解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何构建一个“幸福过程”。
3.5 延迟满足≈不满足
在建构了幸福人生图样（横轴、纵轴）和计算方法（积分计算）之后，下一步我们要讨论一下“幸福值”。
也就是，如何理解我们在每个时间节点上，是否真的幸福。在这里，我们需要讨论另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怎样的快乐，才算是快乐？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被反复告知，快乐是有高低之分的。
比如说，暴饮暴食、没有爱情的性爱、看短视频，被认为是低级的感官刺激。阅读、欣赏艺术、获得成就与他人建立长期关系等，被认为是高级的幸福。
还有一些则夹在中间，比如看一场电影，看一场话剧，读一本小说等。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件事情，所谓的高级和低级本身就是人为定义的。放在明清时期，西游记就是市井说书人的闲书，根本无法与诗词歌赋这样的高级娱乐相比较，和“经典名著”这样的定位显然是大相径庭。
纵然我们不应该否认不同的媒介给人带来的感官刺激和内容深浅确实存在的天然差异，但是高级和低级是一个过于社会建构的划分方法，它会影响我们对快乐的获取及对幸福的判断。
每个人由于天赋、性格、成长环境和学识的差异，对于快乐的获得机制是有很大差异的。
有的人可以从奶头乐中获得快乐，持续地获得快乐，并且完全没有负罪感，那么这样的人如果再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基础，就可以非常低成本地度过快乐一生，正所谓一时放纵一时爽，一直放纵一直爽。
但是作为本文读者的你，显然很难达到这样三和大神的境界。
我们需要意识到，绝大部分人能够接受的延迟满足带来的快乐其实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多，也没有自己想象的能够坚持的延迟那么久。
在我的观察中，大部分难以获得快乐的人，往往不是无法欣赏高阶快乐，恰恰是无法从低阶娱乐中获得快乐。比如一个人，如果读了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又读了齐格蒙特·鲍曼的《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就很容易陷入一种我称之为“消费虚无主义”的精神困境之中。
消费虚无主义者一边批判发达工业社会通过创造伪需求使现代人总是在为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买单，但另一方面却又因不能承认大部分其斥之为“消费主义过剩商品”的东西确实能为自己带来快乐，而产生心理失调，十分痛苦。
他们认为一切消费都是无意义的，被操纵的，但又无法从消费以外获得快乐。因为在一个商品高度发达的当下，几乎任何快乐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消费色彩。即便是那些在过去被认为代表着精神娱乐、高尚娱乐的项目，也是消费的一部分，比如冥想（瑜伽垫买不买？）、绘画（iPad 买不买？）、唱歌（麦克风买不买？）、写作（键盘买不买？）。
就算你喜欢的是冬日午后和煦的阳光，也得买件保暖好的衣服才能日日享受。
当一个正常的人类需求，被某家公司，某个新产品满足时，消费虚无主义者会跳出来说：“你看，你们又落入了资本的陷阱，你以前根本没有这样的需求，是因为他们发明了这样商品，你才觉得你需要这件商品。”
这种思维方式是一种对消费主义的矫枉过正，会显而易见地阻碍人们获得快乐——你会在获得快乐的同时，因认知失调而产生负罪感。
抛弃不同娱乐三六九等的道德分野，除了会让你更能快乐之外，不会有任何损失。
这里不得不提到，许多人都不知道的延迟满足泡沫破灭。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沃尔特·米歇尔做了一个时至今日仍被不断复述的实验：让一些孩子在一个单调的小房间里，看着一块棉花糖。实验者告诉孩子，如果在他回来之前，棉花糖没有被吃掉，就可以额外获得一块棉花糖。
一些孩子很快放弃，而另外一些孩子成功等到了第二块糖，根据跟踪调查发现，那些成功抵御住立刻吃掉一块糖欲望的孩子，在之后的成绩、就业、处理人际关系上，都比另外那些孩子都要优秀。
但这个实验，在 2018 年的另一篇论文中几乎被推翻1。
纽约大学的研究者泰勒·沃茨，加州大学的雷格·邓肯和全浩南，将原始的延迟满足实验样本扩大到了 10 倍（900 人），使孩子的人口学特征更加多样化（包含不同种族），并对孩子原本的家庭环境做出了变量控制。最终的结果发现，拥有延迟满足能力的群体比没有这一能力的群体只增加了 10% 的成功概率，这远低于推导出“延迟满足”能力的那份研究。
其中的一种猜测是，延迟满足能力与成就之间并非因果性，而是相关性。那些家境好的孩子，在小时更容易抵制一颗糖的诱惑。而等到他们长大后，更容易成功也是因为他们家境好，而不是因为他们懂得延迟满足。
如果你曾是一个信奉延迟满足的人，在读到这段之后可能会有一种强烈的幻灭感。但如果你真的能从延迟满足中获得满足的人，就会觉得这个新的消息对你的生活没什么影响。
所以，实际上没有所谓的低质量快乐，与低质量幸福。人生的幸福，是一生中每个时刻幸福度的积分，而幸福度是一种只与“当下”有关的主观体验。
这意味着，如果你当下是快乐的，并且这种快乐不伤害别人，也不会显著让你的未来变得不快乐，它就是一种良性及时行乐。而所有对良性及时行乐的道德批判都是对你幸福的戕害。
在很多关于远离低质量娱乐，劝说人们应当自律，延迟满足类的进步教鸡汤里。都会试图描述这样一种场景：
上班劳累了一周，本知道应当去学习一下、见见朋友、搞搞副业或做一些高质量的娱乐，但不知不觉中却躺在床上刷了两整天的抖音或打了几十盘王者。到了周日的晚上才恍然大悟，懊悔不已。
接下来，进步教鸡汤往往会针对这个场景提出一些改进措施，帮助你放弃抖音和王者这种低质量娱乐，追寻一些“高质量娱乐”或“延迟满足”。
但在 3.1 一节中我们已经知道了，幸福和快乐的最重要量度其实是时间，因此你也许一眼就可以看出延迟满足理论的缺陷——
我在所谓的低质量娱乐中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仅在周末结束的时候有一些懊悔。而在延迟满足模式下，度过的可能是一个忙碌但并不愉快的周末，而这种忙碌究竟在何时带给我何种快乐是完全无法预测的。
“低质量娱乐”给我带来了 2 天的幸福，“对低质量娱乐的反思”带给了我 2 小时的抑郁。
这意味着，我需要解决的恰恰不是“低质量娱乐”，而是“低质量娱乐有害”这种使我周日晚上感到愧疚的社会建构。
一个人如果能一辈子沉迷于奶头乐的快乐之中，恰恰证明了他充分享受了现代化给他带来的幸福。
而那些不能从奶头乐中获得快乐，或时常对奶头乐进行反思的人才是不够幸运的，他们必须为获得与他人实际上同等的快乐付出更多。
但注意，仍有一些“及时行乐”是不能被接受的，比如酗酒（不是小酌）、滥交甚至是吸毒。
我并不是回到了“道德约束”的角度，去谴责这些及时行乐。
而是因为它显然不满足上文中我对良性及时行乐的范畴——因为它要么会伤害别人，要么会让你的寿命显著变短，最终导致人生的幸福积分面积减小。
当我们回到面积模型，我们会发现，我们在每个时刻面临两种选择：过度纵欲与延迟满足。
那种会导致未来幸福度明显下降的过度纵欲，就像是在“借贷”，将未来的幸福借到现在来使用。而延迟满足则像是在“投资理财”，将今天的幸福留到明天收获，以期待更多的利息。
投资理财在表面看上去是良性的行为，但所有的理财产品下面都写着“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如果你是一个在理财时都追求保本的人，那你就更不应该将自己此刻的幸福感无限度地投入到追求明天的幸福之中。
同样的道理其实不止在娱乐层面上，在职业选择上也是如此：
有的人能够接受延迟满足，那么他们就可以做一些科研工作，坚持 10 年如一日地研究某一项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并且在获得成功之后享受巨大的荣誉。
有的人很难接受苦心研究 10 年，希望自己的工作内容可以在半年内就投入市场，就会选择去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研发，还有的人更着急，希望自己的产出的生命周期是以周为单位的，快速产出，快速得到成果或者负面反馈，这样的人最适合的工作其实是自媒体老师。
但是很显然，不同的工作生命周期天然不同，我们自然没必要认为哪一个更高级，哪一个更低级，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对于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去做“正确”的事情，而是做适合的事情，也就是找到适合自己延迟满足感节奏的工作内容。
况且市场也不会因为某一项工作更正确，就给予劳动者更高的报酬。如此看来就更没必要刻意追求所谓的“正确”。
3.6 钱是制约我追求幸福的障碍吗？
2004 年，一位名叫麦子的网友写过一篇稿子，叫《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讲述了一个农家子弟奋斗了18年，才能与城市居民的孩子过上同样生活的故事。
文章本身的基本逻辑放到今日仍然适用，对于不同家境的孩子以及拥有不同户口的孩子来说，以同一“最终目标”反推其所需的投入仍然是有巨大差异的——有的人一生都在去罗马的路上，而另一些人生在罗马。
在写本文之前，我曾经把本文的部分内容，也即其中的一些观点与我的朋友交流。
在这些碎片化的交流中，我往往会获得一个典型的反馈，就是：我没有你有钱，所以我不能像你这样活得洒脱。
但正如前文所说，这一逻辑成立的前提是我们仍以“最终目标”为最终目标。如果以更通俗的话来说明，即这篇文章的内容虽无问题，但存在一个从标题就出现的错误基础假设——“喝咖啡是幸福的”。
喝 30 元一杯的星巴克算是幸福吗？对很多人来说可能确实如此，甚至不仅如此，在真正的咖啡爱好者眼中星巴克的咖啡只是无功无过的普通连锁咖啡。即便是口粮咖啡，也有更好的 Seesaw 和 Grid 选择。而真正想要品味咖啡独特的魅力，需要自行购买那些动辄上百甚至上千一斤的稀有产地咖啡豆自己研磨冲泡，更别提上海那些独立品牌上千元一杯的限定。
这么看来，享受咖啡确实与物质财富挂钩，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充分享受咖啡的魅力。
但是等等，这回答了“喝咖啡是幸福的”这件事吗？似乎没有。
因为咖啡爱好者也不是先天就爱喝咖啡的。相信绝大多数人在学生甚至更小的儿童时代无意中第一次喝到咖啡的反应都是：竟然有人为了喝这个东西付费？
咖啡的幸福感有一定的生理基础，它的愉悦感主要来自人的神经系统对咖啡因的反应。它的次要愉悦感来自不同咖啡豆风味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来自不同生产地区的咖啡豆在不同制作工艺上带来的上千种化合物（烃类、醇类、醛类、酮类、羧酸类、酯类、吡嗪类、吡咯类、吡啶类、呋喃类、呋喃酮类、酚类）的随机组合所带来的 36 大类香气2。
然而，在咖啡 36 味谱中的柠檬香味其实与柠檬真正的味道相差甚远，它是指与其他咖啡相比的一种活泼，明快的酸味，但本质仍然是咖啡的酸味而非柠檬的酸味。构成咖啡的这种柠檬香味也与构成柠檬酸的化合物完全不同，主要由3-三甲基色氨酸撑起，辅以环己胺，2-乙烯基-3，4-二氢基吡拉明等化合物。
享受咖啡带来的乐趣和享受奶茶带来的乐趣是显然不同的，前者一般被认为更高级，更高级的原因是它不直接刺激你的多巴胺，并且具有一定的门槛。这种门槛是习得性的，它的习得过程不只是你要掌握描述各类咖啡风味的话语体系以及这套话语体系与化合物、产地和个体味觉之间的关系。即，如何将一种与柠檬八竿子打不着的香气，强行与柠檬挂钩。
还有另一个门槛，即“使用36味谱”和“SCAA杯测标准来品评咖啡”这两件事本身是高级的，感到认同。
如果你觉得其中的逻辑有点绕，那么我不妨去除表象（咖啡）来重新描述一遍：
A代表一种快乐，这种快乐自婴孩和老人无论教育、年龄、背景都在初次尝试的时候就能体验到，无需任何外部的教导，这便是奶茶所代表的快乐，它由纯粹的多巴胺驱动。
B代表另一种快乐，这种快乐需要专家的指导，社会的建构，人与人之间的比较，消费主义的包装，你才能够从中感受到快乐，这便是咖啡所代表的快乐，它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关系的快乐”。
一个小镇青年之所以向往坐在北京 CBD 的星巴克里拿着一个 Macbook 望着北京窗外的车水马龙，是因为他被星巴克的广告、影视文艺作品、短视频、社交媒体、城市中的亲戚所影响。而实际“坐在北京 CBD 的星巴克里拿着一个 Macbook 望向北京车水马龙”的城市青年，向往的是小镇青年晚上 6 点就下班根本不需要喝咖啡续命。
此时，小镇青年所向往的快乐是 B 型快乐，城市青年所向往的快乐反倒是 A 型快乐。
习得性快乐有利有弊，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我们大多数情况下习得的都是我们无法拥有或暂时无法拥有的快乐。
习得性快乐能够帮助我们获得原本并不容易获得的快乐，但在现代社会下我们更多的是被动习得。我们因为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在毕业以后往往难以保持或挖掘新的兴趣爱好。相反，在社交场合与消费主义的驱动下，我们习得了许多暂时无法拥有的快乐。因而这种习得性快乐，变成了驱动我们为之不断付费的习得性不快乐。
比如咖啡就是其中一例，同理的还有高档奢侈品服装、箱包，红酒，高尔夫球，美甲，看展览等。
回到本节的问题上看，物质财富是影响人幸福的因素吗？
显然是，因为如果你处于经济绝对拮据的状态下，有许多可以获得快乐和幸福的方法是你无法使用的。
如果你真的处于相对贫困之中，那么也可以不用继续阅读本文了，还是节约些时间把自己从绝境之中拉出来更有意义。
在温饱线之上，物质财富还是影响你理解本文，并使用本文的方法寻找幸福的因素吗？显然不是了，因为在本文的定义中，幸福是一种关乎内在的，针对世界的评判方法和行事方法。
我们需要学会的是让城市青年在星巴克里加班的时候，感受到能喝得起星巴克的幸福，而不是抱怨自己在加班。让困在县城里的小镇青年，感受到能准点下班的幸福，而不是抱怨自己赚不到更多的钱。
这里可能会有人质疑，这不是自我洗脑吗？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的，而且在本文的后面，我会给出非常具体的“自我洗脑”教程。因为，在当下的社会，如果你不自己给自己洗脑，不反复强化自身的价值锚定。你就会被消费主义或工作主义洗脑。
因此，我们至少需要一种自我洗脑来抵御外部的洗脑来维持我们自身的平静。
即，一种正向的，对我们有利的习得性快乐。
4.1 不确定的时代=可能性的时代
自 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以后，不确定性成为唯一的确定。
即便是疫情与防控已在 2022 年年底成为历史中的一页，但所有人都能意识到，无论是从宏观叙事还是个体生涯来看，“回到过去”或者说回到 2020 年以前的模式，已经成为一种不可能的事情。
在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之下，许多人原本的生活被打破了，并至今没有建立起新的模式。一种悬浮的状态弥漫在整个社会之中，以至于给许多人带来了迷茫与畏惧。但这种不确定的状态，其实恰好是打破线性化刻板人生的一个契机。
在过去，我们人生的典型模板过于稳定，以至于绝大多数人都遵循这一典型模板来构建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对于出生于改革开放后的一、二线城市的中国青年来说，这个典型模板大体包括：
拼命求学到至少本科；
加入金融或科技互联网等高增长行业；
在 GDP 前十的城市购买一套住宅（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苏州、成都、杭州、南京和武汉）；
在 30~35 岁之间结婚并生子；
每年 1~2 次的境外旅行或过上同等购买力的“中产生活”；
然而，当你可以用一套标准来形容上亿人的幸福时，你就知道它大概率是假的。这是一种我们上文中描述的“终局思维”，而这种终局来自中国新中产阶级之间彼此自我认同带来的幻觉。
为什么要购买这些品牌的车子？为什么要让孩子上这样的学校？为什么要这样配置保险，订购私立医院的会员卡？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
绝大多数人并不真的从中产生活幻象中感到快乐，要么他们财力不够，只能幻想自己过上这样的生活会很幸福。要么他们已经足够成功，顺利踏入这个模板，却只是因为“身边的人都这么做”而“自己也这么做”，从未真正从这些昂贵的生活方式中获得乐趣。
实际上，这种确定性的幸福模板在我们至今仍在怀念的确定时代里，曾被很多青年诟病为“社会时钟”或“社会规训”，它反而是由那些过不上这样生活的人构建出来的。
因为真正满足这个模板的大厂青年，每天都在被 KPI、OKR、房贷和小孩的学费裹挟前行，一刻都不敢停留下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连出境旅游和去崇礼滑雪都成为了一种任务。
而自疫情以来社会的变化，让这种虚假，但确定性的幸福模板彻底成为泡影。与之相对的，迎来的是可能性的时代。
如果你曾经读过任何一本改开后的经济史，就会意识到重建实际上是一种机会。
在舆论场上，一方面我们看到无数年轻人在怀念 90 年代“倒腾服装”就能赚钱的遍地黄金时代，但这些怀念 90 年代的年轻人可能并不清楚在 90 年代的许多地区，“倒腾服装”不仅可能破产，还有可能坐牢。另一方面，当人们抱怨当下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看 2020 年开始，直播赛道的火热，线下零售进入万店连锁时代，跨境电商首次实现了品牌出海而非制品出海等造富机会在短短四年里的涌现……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都是在拥有确定性的时代无法想象的宏观机会。
回到微观，确定性的幸福对应的是强大的社会规训。
幸福模板在过去发挥的并非真正的保障作用，即便是你按照模板里的所有事情都做对了，仍然有可能因为考学失利、跳槽失败、行业局部危机、理财失败等等原因最终没有获得模板里的幸福。
换句话说，在过去，人们像磨盘上的动物一样追求着前方的胡萝卜——总有一些人会得到胡萝卜，但重点在于让所有人都相信朝着一个方向走，会有胡萝卜。
胡萝卜更像是一种终极想象，谁吃到胡萝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有一根胡萝卜，便可让无数的人对此趋之若鹜。
但现在，那根胡萝卜彻底消失了，经历短暂的慌张之后，我们可能发现，远在磨盘之外，有更广阔的世界在等着。
4.2 规训是最为无力的约束
我们在反对各种形式的规训、建构或社会时钟时，总是会强调个体对群体的无力。
但总是忽略一种群体性行为之所以要使用规训、建构或社会时钟等软约束来限制个人，恰恰是因为其自身无力到无法形成刚性规则，否则它的表现形式应当是暴力、法律、合同或至少规章。
事实上，目前大多数的社会规训的无力正是因为它们与某些刚性规则有直接冲突，比如最典型的是 996 和《劳动法》。
企业要实际执行一个 996 的职场制度，必须设计一整套基于企业文化和职场氛围的机制让员工自愿放弃休闲时间来加班，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是使员工之间形成恶性竞争也就是所谓的“内卷”。
但之所以如此麻烦，而不是简单地将 996 明文写进公司章程或劳动合同中，是因为它敢这么写，就相当于通过劳动官司白给员工送钱。
如果你在 996 的风波后关注过相关的劳动仲裁和起诉案例就会发现，几乎所有关于 996 的仲裁和起诉，劳动者一方都会受到法律的支持。
《劳动法》也许曾经是 txt，但在当下它确实是 exe，而致使大多数员工认为自己无力反抗的，实际上是企业和劳动市场上的一系列社会建构。
规训的作用界面是我们的精神，而不是我们的身体。它使人们自以为自己别无选择，无力反抗，以至于干脆闭上眼睛不去眺望隧道外的世界，不去尝试作出不同的选择，尽管实际上我们有的可选，能够做到。
但也有一种反例：家庭规训。
在前两年“原生家庭”“与原生家庭和解”是中文互联网上年轻人最热捧的一个内容方向。“原生家庭”这个工具在心理学领域非常复古，是精神分析流派的后继者，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自 1940 年以后的心理学发展，直接把人们带回了精神分析流派的石器时代也就是弗洛伊德时代。
我们且不论原生家庭是否真的造成了我们的一切困扰，单说与原生家庭的切割到底难不难。
大多数与原生家庭切割的故事里，讲述都在围绕各种应然的要素展开，但缺少一个实然的关键点：遗产继承所带来的经济要素。
在现代社会，对于成年人来说，有一整套机制保护其个人人生的自由。从实然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事实上不需要与原生家庭“切割”，因为我们本就不被视为一个整体。
而其中唯一真正需要切割的是经济支持与遗产，这一部分受到《宪法》《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中相关法条的约定，形成了一套基本以“抚养-赡养-继承”为核心的经济契约机制。
子女为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经济账”在法律上可以通过“赡养费”来完成其义务，除此之外的感情账如果算不清，便无需再算。毕竟如果原生家庭环境不佳，这意味着父母实际上未能履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心理和情感的保护，因此你也不必为没能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第十四条所规定的为老人提供精神慰藉而自责。
尽管两部法律都强调了家长对子女的情感支持，子女对父母的情感慰藉，但法务实践中几乎无法计算情感账。
而实际上许多子女无法与原生家庭割舍的真正原因，是在法律的实然规定之外，还在期待这一套应然的经济契约。一般来说，是指父母、亲戚的人脉关系以及最重要的遗产继承。
这在城市中产阶级中青年中尤甚，在过去的 40 年里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巨变，如今 20~40 岁的青壮年与其父母之间存在较大的认知差异。但同时在经济上，可能又是一种逆转的情况——也就是父母的财力远大于子女。
具体来说，极有可能是一个年轻人之所以能在日常的求学、工作和为人处世中保持着“新自由主义”的模式，恰恰是由于其父母通过坚守“保守主义”价值观所积累下的家族财富。
由于财产继承并非实然而是应然，也即本质是一种情感的交换，因此当子女不顾情面与原生家庭切割时，可能会使自己处于财产继承的不利地位。
此时，一个应然的经济契约就出现了，一部分经济能力足以独立的青壮年之所以仍然深陷原生家庭。实际上由于他们想不付出任何情感支出（接受规训），还觊觎父母的财产。
这种情况下，你不应当批判规训，而应将自己付出的情感成本和所获得的财产收益当作纯粹的经济契约，这样至少能够让你在精神上好受一些。
如果你能仔细剖析所有作用在你身上的规训，究竟是真正的仅作用在精神层面的规训，还是实际存在一种经济上的契约，你就能分辨出自己究竟该如何剪断缠绕在自己身上的枷锁。
我们将在附录里详细地讨论如何在职场中反 PUA，在原理上也可以应对亲情及其他领域。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架空奖励机制——如果你有勇气拒绝你在公司话语体系下应得的奖金，那么慌张的就是你的领导和 HR，不是你。
如果更进一步，如果你愿意提前把所有规章制度上你觉得不合理的罚款都赊了，那么你会发现你可以在公司横着走。
4.3 脱离社会时钟，是躺平或摆烂吗？
长期以来，躺平、摆烂和丧文化常常与脱离社会时钟的现象被混为一谈。因为在一些显著的行为特征上，他们确实有相似性。
比如我们很容易认为一个没有在上班的，或者是一个辞去高薪的，离开 996 职场的人形容为“躺平”或“摆烂”。
但是其实仔细一想，这是一个很诡谲的事，一个人，不过是离开了 996 的职场，仍然在纳税，仍然在劳动，在赡养父母养育小孩，我们却称之为躺平，这件事情难道本身不值得我们反思吗？在任何一个国家，这样的人都是中坚力量，在国内语境下，我们却称之为躺平。
社会宏观层面之所以称这种行为是躺平，更多是因为这些人试图消灭这个社会给他们的 Deadline，这会让更多人意识到很多人生任务原本是没有 Deadline 的。
例如，设定35岁前必须成为管理层，或为孩子准备北京海淀或西城区的优质学区房——这些目标本身是美好的，旨在改善我们的生活。然而，一旦设置了截止期限，这些美好的目标便开始显得压力山大，成为我们所谓的“社会时钟”带来的负担。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中，“躺平”更多地意味着摆脱这种社会时钟的束缚，而不仅仅是字面上的躺下不动。
但实际上，脱离社会时钟只是我们探索新型生活方式和寻找天职的第一步。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从不愉悦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寻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与生活方式。这甚至不是对 996 职场的指责，因为在生活中我们确实能看到很多人，无论贫富都在享受 996 甚至是超过 996 强度的工作生活。
不过值得一说的是，孩子的成长往往具有时效性，比如 7 岁之前必须开始读小学，所以现在很多人确实会选择不要小孩，来逃离社会时钟带来的规训。
然而，这种规训也并非完全不可逃脱。比如我曾在即刻讲过，作为一个生于 90 年代的北京人，我其实完全不能理解当下北京教育的内卷。因为，在许多老北京家长看来，为孩子的学区购买房子、举家搬迁、告别曾经的邻居，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孩子的成长自有天命，我（家长）的生活不能被孩子完全左右。
让许多外地朋友不可理解的可能是，直到我上初高中的 2003-2008 年，北京二环内的学校还偶有“学生打老师”的现象出现（不是反过来）。究其原因，是许多老北京家长都不相信“教育改变命运”，能上大学最好，上不了大学也是孩子自己不行，和“我”（家长）没啥关系。
而这些家庭也并非像许多外地朋友想象的那样家财万贯，要知道，在上世纪 90 年代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二环里的大部分北京人都住在老破小和平房大杂院里（没产权，拆迁也分不到什么钱）。
然而，这些老北京家长的态度依然是：上不了大学就上不了，大不了职高毕业就去当售货员和服务员，这也是北京服务业服务态度差的原因之一。
换句话说，许多新北京人在近些年觉得被“卷到崩溃”的那个子女教育的“轨道”，在大部分老北京人眼里从来就不曾存在。
在很多时候，我们给自己设定了错误的目标和目标对应的时间节点，而且更让人痛苦的事情在于在这样时钟的规训之下，大部分人只会在完成目标的一瞬间感到开心，剩下的时间又会陷入无尽的痛苦，因为后面还有无穷无尽的节点在等着我们。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澄清的是，尽管我们大多数人都对工作感到痛苦和厌倦，但这很有可能不是工作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我们的问题。只是在错误的机制下，我们错误地选择了不适合我们自己的职业与生活方式。
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当我们在忍受某份工作的痛苦时，实际上占据了另一个人的位置。因为也许你的工作对另一个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甚至愿意为其奋斗终生的天职。关于天职的论述，我们将在第六章展开。
真正的“什么也不做”，每日“躺着”的退休生活对于中青年人来说实际上是极其无聊的，正如鲍曼在其 1998 年出版的书《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中谈到的：当温饱不再成为问题，失业的最大痛苦不再是饥寒而是无聊。
因为毕竟当前人类社会仍不支持大部分人口不上班，那样会让所有人一起饿死。所以当彻底的躺平只是少部分人的选择的时候，那么他将会逐渐失去自己与整个社会的连接。用更通俗的话说：当你彻底不工作后，甚至连一起打游戏、出去玩的朋友都找不到。
因而纯粹的退休式躺平，只是过于疲劳的中青年在痛苦中臆想出的“幸福终局”之一，与我们上文描述的财富自由图景有一样的欺骗性，却不具备实践价值。对于实在由于现有的工作压力而身心崩溃的人来说，3~6个月的退休式躺平适合作为人生中的一场休憩，但目标是为了更好地“出发”去踏上接下来的旅途。
而无出意外的话，找到“天职”（适合自己的工作）仍是大部分人人生旅途中的主要选择。因为仅仅从结交新的朋友，建立社交关系以及不与社会脱节的角度，工作也是一种成本最低的方式。
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真正统一，如何能被称为躺平，或摆烂呢？
4.4 35岁：危机还是起点？
近年来，随着经济危机的下行，35 岁危机或早发性的中年危机愈发成为社会上议论的焦点。
早在 2021 年，我曾经录过一期播客《》，在那个烂尾楼还没有频发的年份，我举了一个互联网人中年危机的典型场景，即为什么互联网人会对 35 岁失业有巨大的恐慌。
其一，是互联网行业是过去 20 年里全球所有国家所有行业里最指数成长的行业之一，能够进入这个行业的人无论赚到了多少钱，本身就是极为“幸运”的。
其二，是许多在这个行业里的人，将这种幸运误以为是能力。并且将这种运势的继续保持作为担保，进行了高额的杠杆性人生决策。
更具体来说，就是错误地认为，自己的薪资足以负担起一个更大的房子，一个比中产更奢侈一些的生活方式和子女的教育方式。
然而，买房，贷款买房和高额贷款买房是三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比如，一些在深圳年入百万的互联网员工，在 30 岁左右贷款千万在深圳买下一套不错的住宅，我们可以预计他们到 35 岁的时候必然会迎来空前的中年危机。
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没有陷入这样的视野，你可能会更容易发现问题所在：
公司能为你支付年薪百万多久？市场上年薪百万的岗位有多少？整个行业存在多少能支付年薪百万的公司？在你没有获得年薪百万时，你视野里那个年薪百万的人现在是变成了年薪千万还是降薪了？你所在的岗位在 10 年前薪资大约是多少？10 年前那些年薪百万的岗位现在薪资大约多少？
当你把这些问题一一罗列的时候，会发现一个年薪百万（哪怕是到手百万）的人，也根本不应该购买价值千万的房产。因为作为个体人类，其年收入一旦超过某个数字，这个收入的稳定性就与其个人能力完全无关。
注意，我提到的是稳定性与个人能力完全无关，而不是可获得性与个人能力完全无关。
这里的区别在于，个人能力强的人在哪里，在何时都会闪光，一个天才工程师、一个天才运营、一个天才分析师，即便是在最坏的环境下也能取得远超于别人的工作机会，甚至有可能获得更高的一次性收入。但当宏观经济，或者不提宏观，仅从中观的行业角度，整体发展速度变慢，超额利润减少的时候，就不可能再为一个这样的个人支付稳定的超高薪水或利润分红了。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能更倾向以外部顾问的形式获得智力资源。聘请外部专家，以其交付的成果来支付一次性报酬，这对企业来说能节省更多开支。例如，过去企业需要年薪120万雇佣的专家，如今企业通过每年两次的短期咨询的方式合作，支付20万元咨询费。
对个人来说，其收入不一定会下降，因为作为顾问，他可以同时向多个企业提供服务，但稳定性将显著下降——然而，房贷或其他周期性大额支出，却是“稳定存在”的。
更何况，进入 2023 年，这种不稳定性不仅仅来自疫后的经济周期。我们还见证了局部战争的多点爆发、通用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国家之间的相互制裁。
每一种因素对个体命运的影响都可能无限大，因此与其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把杠杆拉满试图做一个定点，不如像我们前文提到的那样，成为不确定性时代中探索新生活方式与工作方式的一员。
回到当下，这样的判断也同样适用于那些工资万元，但想要买百万房产的普通打工人。
在一个唯一确定是不确定的时代，绝对不要把自己的未来预支到当前的生活。这并不意味着你没有好未来，而是因为你不知道在还款期限来临之前你的好未来是否会来临。
在开始讲，如何快乐地工作，或如何衡量一份工作是否快乐之前。我们需要先做一点铺垫，来解释一下我们当下的工作是如何让我们痛苦的。
关于这个话题，我不打算引述任何案例，因为已经有人出了一本书。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于2018年出版的《狗屁工作》（中译本《毫无意义的工作》）里，包含了大量采访的案例，说明什么样的工作会让我们痛苦。但这本书对狗屁工作以及狗屁工作对我们生活侵害的理论抽象不足，读完之后很有可能会陷入一种情绪之中——“嘿，他说得太对了！”
然而，情绪之后却无法进行下一步行动——我要因此离职吗？我的下一份工作还是狗屁工作怎么办？我如果现在无法逃走，我如何才能摆脱工作的地狱？
原本，这些话题应当由大卫·格雷伯自己来回答。但遗憾的是，这位勇敢向现代职场发出呐喊的勇士，已于 2020 年 9 月 2 日因急性胰腺炎与世长辞。也就是说，实际上中文读者在 2022 年 9 月读到《毫无意义的工作》时，它的作者已经离开我们两年了。
既然如此，那我就斗胆在接下来的两章，延续大卫·格雷伯的“工作”，来讨论一下如何让你的工作不那么狗屁。
但是，我们仍然要从什么样的工作给我们带来痛苦开始说起。
5.1 为钱工作
所有为了钱的工作，都是痛苦的，这看似是一句正确的废话。
在《互联网与中国后现代性呓语》中，我描述过一个现代化的困境，即无关分配制度，许多现代化工作本身就会使劳动异化：
简单来说，如果你能像瑞士的表匠一样完全自主地制作一块手表，除了出售这块表本身所带来的金钱回报之外，你还享有创造这块表本身的一种快乐。这种快乐几乎是刻在智人种族基因中的某种情绪反应，因为本文不讨论生物学因此你们可以自行寻找相关的论文。
但如果你只是某个品牌手表流水线上的一个工人，你的工作只是将手表中某个零件在进入下一个工序前把齿轮摆正，你将不会获得除收入之外的任何快乐。
在这种情况下，你工作的唯一目标，是不工作。
在许多饱受工作折磨的年轻人看来，自己工作的唯一目标就是赚足够多的钱，能够更早地实现彻底地不工作——躺平。这，就是工作的第一个谬误。
然而，随着延迟退休政策在宏观层面上被提上日程，这种可能性越来越低。而对许多背上房贷，生儿育女，有着家庭压力，“躺平梦”破碎的中年人来说，则陷入了另一种交换之中——赚更多的钱，购买更幸福的生活。
这两种思维方式本质上其实是一种，都是将出卖劳动力与时间的工作，视为获取幸福生活的一种代价而非幸福生活本身。在这里，我们不讨论工作是否能带来幸福。仅就“以工作为代价来换取幸福生活”的思考方式，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首先，在宏观层面上，我们已知以人类社会目前的生产力，不足以让所有人都进入“舒适躺平”的状态。这意味着，如果有一种通行的、可被批量复制的，让个体可以不再工作的方法出现，各国政府都将进入对这种模式的封杀之中，这是人类集体文明延续的需求，这几乎不需要证明。
这表明，提前退休始终是极其能干或极度幸运的少数人才能抵达的状态。
如果大部分人突然发现自己拥有提前退休的资金积累能力，那么大概率意味着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要么货币会大幅贬值发生剧烈通胀，要么就会出现一种消耗大量资金的“必需品”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比如房产）。总之，退休制度本质是一种人的计划报废，对于没有进入报废阶段的人来说，社会（或称社会关系）是不允许其过早进入报废状态的，不然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转下去。
其次，从个人层面上讲，支付时间去工作获得金钱这种媒介，再将金钱转化为幸福生活，并非一个单向度的计算过程。在这个方程式中，并不总是我们付出越多的时间，获得越多的金钱，就越能收获幸福。
还记得我在 3.1 提出的“金钱也是时间”的交换公式吗？
如果你将自己的时间，以时薪来进行标价，你会发现你永远无法买得起你想要的幸福。因为当你开始从工作（出卖劳动力）中收获更多的收入，这也意味着在你停止工作去享受生活的那段时光里，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更贵了。
这就像早年说比尔·盖茨不愿意弯腰捡 100 美元的笑话一样，当你去巴厘岛度假的时候，你不只要支付去巴厘岛度假的机酒，实际上你还失去了作为一个高净值人士在度假这段时间可能赚到更多钱的“机会成本”。
这就是许多有钱大佬从不休息的真正原因。
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恰恰因为如此才不应该那么努力赚钱，因为你即便是将所有的生命都投入到赚钱中，你所赚回的钱可能也买不回失去的幸福。
再次通过这张幸福积分图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一个人可能会因为在 65 岁退休前的每个时间点都太过拼命工作，而导致 65 岁前的整个幸福量极低（面积），而在 65 岁后剩余的人生也不足以通过挥霍财富带来的高幸福值来弥补他一生的幸福总量。
更有可能的是，由于过量的劳动，导致整个横轴（寿命）的缩短，从而进一步缩减了一生的幸福总量，这便是那些在工作岗位上猝死的可怜之人所处的状况——他们以为自己可以提前退休，但迎来的实际上是提前死亡。
如果我们进一步将序言中提到的当代中国人大致的社会时钟放入这张图里，我们会发现另一个问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幸福与工作和学习极为相关，因为当我们上完所有该上的学和班，一生就基本已经结束了。
“上了高中就好了”，“上了大学就好了”，“找到工作就好了”，“升职加薪就好了”，这些试图让人挨过人生某些痛苦阶段，而在未来获得幸福的话语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因为在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保证获得好的效果。实际情况是，在挨过当下痛苦的过程中，个体的有限寿命也在消耗，没有人能保证当下付出的痛苦时光，能在何时以何等幸福量回报回来。
当然，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即便是在这张图中，“读书改变命运”与“勤劳改变命运”的传统正向价值观在一定的语境下仍然是正确的：如果一个人的人生起点非常低，比如他出生在某个近年来刚刚脱贫，但仍然十分窘困的地方，他仍然需要非常努力地读书，非常勤奋地工作才有可能获得幸福的一生，因为他幸福值的起点比许多其他人要低很多。如果他不这么做，那么他一生的幸福曲线都会在一个低位上平缓地划过。
但在 21 世纪，这类话语可适用的范围正在缩小。随着温饱问题的大体解决以及廉价快餐娱乐方式（主要归功于互联网）的大规模出现，相当一部分人的快乐是不需要通过大量的金钱来实现的。
如果一个人就是不喜欢高雅文化，就是喜欢打手机游戏，刷短视频，看网剧，吃麦当劳，那么他努力工作与不努力工作对他生活的幸福度没有什么影响。对于这种人来说，你劝他要多看看书，逛逛艺术展，听听音乐，反而是在用一种反消费主义的方式去异化他的本性。
在完全理解了这张图之后，你会发现幸福是一个平衡性问题，它并不是一个线性函数，而更像是一个线性函数通过积分所得的面积。
而在这个平衡性问题中，有两件事是对我们一生的幸福总量十分重要的：一个是工作，另一个是学习（工作准备）。
这意味着，你至少不应该把钱作为衡量工作的第一位，而是把快乐本身放在衡量工作的第一位。
在我们过往职场对工作的选择中，排名第一位的要么是钱，要么是钱途，往后排可能是工作的困难程度，距离家的远近，工作环境是否优越等等，兴趣似乎很少出现在中国人择业的首选项里。
然而，当你想明白你一生最好的时光，必将投入在工作中时，你就会明白：如果想要让整个人生的大部分时段快乐起来，你就不可能去做一份痛苦的工作，来换取剩下的快乐时光。
有的人说，自己的快乐只来源于躺平。我不否认可能确实存在这样的人，但我认为大部分人还是能从目前这个世界上几十万种岗位中找到那么一两个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
5.2 在科层制中为地位而工作
工作的第二个谬误是：事业越“成功”越幸福。
每每我在一家大型公司中观察我的同事，我就愈发认为线性职业路径带来的痛苦，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客观规律而非抽象的“资本剥削”——因为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最初因喜爱自己的工作而进入公司的同事，最终因制度性问题而变得对自己的工作痛恨有加。
而这里的制度性问题，与你们理解的惩罚机制相反，恰恰是晋升与奖励机制。
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企业仍在遵循科层制（官僚制）的管理，也即员工的上面有组长，组长的上面有总监，总监的上面有经理，经理的上面有总裁，总裁的上面有CEO\创始人等。
尽管科层制（官僚制）在中文语境下往往带有贬义色彩，但科层制确实大大提升了企业及其他现代组织的运作效率，由于现代化大生产的一大特点是“分工”，科层制使得分工从扁平变得立体，以实现更大规模的协作。
在建立分层系统的过程中，一个在前现代社会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被逐级拆解，每个层级的工作人员负责不同的任务。此外，科层制还让分工的考核与管理变得更为可行，管理者不再需要面面俱到地检查所有人不同形式的工作产出，他仅需考核比自己低一级的管理人员，而低一级的管理人员再根据自己所专攻的方向去考核下面的人。如此一来，每个人只需要“管好和做好”自己手头的那些事情，就能使得组织整体实现任何个人都实现不了的功绩。
在批判科层制之前，我们必须充分承认科层制在整个现代化中起到的积极作用。科层制是当代生产力下实现现代化和社会运转的必要条件。即便是现在，在大公司和政府等大型组织中取消科层制也只是一个美好的设想，几乎不可能实现。
但科层制对个体的职业生涯来说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多数处于科层制中的人，最终会搁浅在“不能胜任”的位置上。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管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彼得原理”，专门用来论述科层制的弊端3。
概括来讲，如果一个企业中有 ABCDE 五个层级，A 为首席执行官，E 为基层员工。
在一个人职业生涯的早期，往往以 E 级进入企业。随着他在职场中个人的成长，他将很快晋升到 D 级。在 D 岗位上做了几年，他再次晋升达到了 C 级。
这时，他可能已经从初入职场的小毛孩，变成了独当一面的企业精英。他的个人成长开始放缓，但由于能力模型刚好与 C 的职级匹配，他开始大放异彩。如果顺利，他将在此时为企业和自身都积累了大量的声誉与财富。
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由于不断地做出成就，在晋升制度的安排下，他必定在一段时间后从 C 晋升到 B。然而事实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一些人来说可能穷极一生也无法在能力上配得上 B 这个职级。
当我们从下属的视角去看这种“不能胜任”的时候，我们总是认为这似乎对个人是一件好事——他虽然外行指导内行，干不了那么大事，但公司给了那么多钱呀？这不开心吗？
实际情况是，不开心。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了，财富与权力只是其中一部分影响因素而并非全部。当一个人长期处于“德不配位”的状态时，他的状况必然是糟糕的。
首先，他会失去来自创造的快乐。由于他实际上没有能力做好 B 这一层级的工作，因此他将不会从工作中获得创造价值的感觉，因而觉得自己“屡战屡败”。为了重拾创造价值的感觉，他有可能会主动寻求去做自己曾经拿手的 C 级工作（下级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大型组织中总有“领导”喜欢折腾战术、指导业务甚至“亲自打仗”而忽略自己真正该做的事情。因为他实际上既没有真正地做“领导”的能力，也没能从做“领导”中获得快乐。
其次，当基层员工成长为中层管理或高级管理时，他将开始内化企业压力为个人压力。
对于绝大部分基层员工来说，企业的生死与好坏，几乎与个人命运毫无关系。因为跳槽，或因为企业倒闭被迫跳槽，对个人而言无非就是再投几次简历，再面试几次的事情，最不济的情况就是失业一段时间，后面我们也会讲到，失业本身也并非什么可怕的事情。
但对于手握一定期权、股权，或以其他方式分享了企业超额利润的中高层来说，他实际上会无形中将企业的生存压力，内化为自身的人生压力——“如果公司倒闭了，我就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工作了”。尤其是对那些利用超额利润作为抵押物使用财务杠杆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这也很好理解，如果你因为在 30 岁取得了百万年薪而贷款购买了千万级别的房产，那你最好祈祷给你发百万年薪的公司经营良好，连年增长，不要在 40 岁之前让你降薪、裁员、失业。
第三，长期处于“不能胜任”状态的人，会失去了独特价值，处于深度焦虑之中。
由于当下激烈的市场竞争，实际上除了企业的创始人之外，很少有人能在一家企业待一辈子。当一个优秀的 C 级员工被晋升为一个差劲的 B 级员工时，绩效考核和末位淘汰会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而这些压力在他作为 C 级优秀员工时是没有的，因为他的能力恰与 C 级匹配，在 C 这一级别，他有十足的个人竞争力，使他确信企业无法找到合适的人替换他。
以上，所有这些都是科层制给工作带来的问题。我不会说那种让你因此逃离科层制的鬼话，因为如果你做得到的话可能现在就没有在读这篇文章了。但从个人的角度讲，我们仍有机会逃离科层制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具体的方法。
5.3 “看起来舒适”的工作
工作的第三个谬误是：我现在的工作似乎还不错。
有的时候，我们会陷入一种假想的舒适圈中——我的工作虽然很烂，但同事还不错；我的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是我擅长的事情；我的工作虽然让我不开心，但我的工资很高等……
但在我看来，所有让你无法从工作本身获得快乐的工作，都不是好工作。而为了掩盖这种工作本身的不快乐，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会用各种人力资源福利和企业文化来营造虚假的舒适感。
什么是工作本身带来的快乐？不妨问问自己这些问题：你在做报表的时候感觉快乐吗？你在送快递的时候感觉快乐吗？你在与甲乙丙丁方开会的时候感觉快乐吗？
也就是说，当你处于工作的主体过程时，你是否能进入心流状态、获得成就和喜悦。如果可以，那么恭喜你，如果不是……但你又觉得“公司挺舒服不想离开”，那么你可能陷入了习得性舒适里。
什么是习得性舒适？这其实再简单不过了：免费的班车，免费的早午餐，免费的健身房，免费的下午茶零食，免费的咖啡甚至是免费的高性能工作电脑和额外的带薪休假还有公司附近的房租补贴。
简单来说，这些东西与你实际做的工作无关，仅仅是因为公司需要把你关在公司加班，才会像动物园一样给出丰容式福利。
我之所以称这种情况为习得性舒适，是借用了习得性无助的概念。而习得性舒适确实会造成一种习得性无助。
习得性无助这一心理学现象在上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通过实验进行了确认。其中最出名的是一个关于“虐狗”的实验：
将狗分为两组，A 组狗被随机施加电击，B 组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规则来回避电击。之后，将两组狗放在同一种牢笼，这个牢笼分为两边，中间通过一道低矮的障碍物来隔开，笼子的一边通电，另一边不通电。B 组狗很快发现了电击可以回避，于是跳到了没有通电的另一边，而 A 组狗根本没有尝试躲避电击，停留在了笼子有电击的一边。
这与我们生活中许多人的经历何等相似，他们几乎在生活中的每时每刻，每个场景向每个遇到的人抱怨自己的工作有多糟糕，但却从来不曾尝试过离开当前工作或行业，甚至没有试图了解离开当下工作生活模式的可能性是什么。
阻碍人们开启第二曲线，或偏离主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传统社会建构的人生主线以及大企业的动物园丰容所营造的“舒适圈”。
我们自以为我们所在的区域就是我们所能达到的最舒适的点，但实际上我们可能如实验中的狗一般，沿着规训出来的惯性停留在了自己最不舒服的地方。
我们都曾经在网上见到过一个关于互联网大厂的段子：
某家互联网公司每天 5:30 下班，但 6:30 会有通往全市的班车，8 点时有高级的免费晚餐，9:30 以后可以免费打车回家。尽管公司并没有强制加班，但一套组合拳下来，每天 9:30 下班成为员工们的常态。
尽管这个段子不一定是真的，但它实际上解释了我们是如何陷入自以为的舒适圈的：因为如果你压根就不喜欢这个工作，你就不应该为了一顿晚餐工作到晚上 8 点，而如果你没有工作到 8 点，就不会因为贪图免费打车而工作到 9 点 30。
很多人仅仅因为公司的免费咖啡与健身房而不愿意离开公司，而事实上他在加入一家企业之前从没有喝咖啡和健身的习惯，离开以后也没有——动物园丰容式的福利表面上是福利，但实际上是围墙。它通过一些实际上你本不想要的东西，构建了一个你主观上认为的舒适圈，从而让你忽略甚至否定了舒适圈之外可能更为舒适的可能性。
由于管理主义的盛行，如今的职场充满了这样的舒适圈。一方面，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唯一目的是帮助企业更高效和正确地运转，从而获得更多的收入与利润。但另一方面，它又无法否定企业员工作为人类是无法按照机器那样无错运转的。因此，它孕育了极具欺骗性的企业文化和员工关怀两个分支。
在之前的企业社会责任和现在的 ESG 中，都建议将员工不只视为雇员，而是当作企业的利益相关方之一来进行看待。这看似很有道理，但它忽略了本质问题。如果员工工作的目的始终是不再工作从而离开企业，那么员工关怀将变得毫无意义，还不如把那些用于员工关怀的钱转化成更高的薪资帮助员工尽快离开。
因而在公司里提供健身房、下午茶、免费的早午晚餐、按摩等，都没有解决员工做的事情本身枯燥无聊这一根本性因素。甚至可以说，这些额外的被称之为“福利”的东西，恰恰营造出了一个虚假的舒适圈，让员工（你）勉强得以忍受，并继续从事一份他本身不感兴趣的工作。
5.4 影响生活方式的工作思维：目标导向与增长成瘾
在上面，我们举了三种阻碍我们在工作中获得快乐的谬误。
然而，工作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其实在工作之外——也就是以工作为核心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的生活也陷入了不快乐的漩涡之中。
工作，尤其是在大公司的工作讲究的是让一大群高智商的人像工蜂一样协同起来，为了能让一大群聪明人能够在一起工作，大公司会打造各种各样的企业文化与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职场氛围。
要说工作对生活最严重的戕害，绝对不仅仅是工作时间的占用，而是对于认知的改造，这种对认知的改造是深入骨髓的。
在现代企业中，大多会有一个用数据作为结果说话的体系，这个体系一般来说会通过我们上文提到的科层制，将整个公司的财报（或非上市公司的关键业务指标），拆解为每个员工每个月度需要完成的 OKR 或 KPI。
这种思路在工作中没有问题，毕竟在企业内大家都是工蜂，用最高效的思路去协作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企业本身就是一个用计划与威权一定程度代替市场行为降低决策成本的效率机器。
但是很多人会把这个体系带到生活中，这就是极其有害的，我曾在《呓语》的 3.1 一节“无法用 OKR 规划的幸福人生”中描述了这一思路在形而上造成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讨论一下这实际会对生活造成怎样的伤害，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向上：
对结果的衡量方法过于单一，甚至倾向于对所有问题都用单一指标进行衡量；
过于重视结果而非过程；
我们以摄影和旅游来举个例子说明这两个方向是如何异化我的生活的。
苏珊·桑塔格曾经在《论摄影》里面有过这么一句话：“人们患上了摄影强迫症：把经验本身变成一种观看方式。”
这句话怎么理解？放到 30 年前，如果我们去旅游，能拍照固然很好，但是不能拍照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在那个时候，我们去旅游而没有拍照，不会有人质疑你是不是根本没去。事实上在那个时候，我们去一次旅行也可能只留下一两张照片。
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对于城市的精致白领们来说，去一趟环球影城如果不能买上一个魔杖，穿上霍格沃兹的校服并且喝上一杯黄油啤酒，那就等于白去了。当然仅做这些事情是不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些都需要拍照并且发朋友圈。如果去了环球影城没拍照，别等别人质疑了，自己就先开始质疑了：“这次环球影城算是白去了！”
以至于飞猪上面直接推出了“环球影城跟拍服务”，而这种服务一定是高度标准化套路化的。去环球影城游玩这个本来应该是很个性化很多样化的事情，现在变成了一种可以标准化甚至商品化的过程，这就是“工作思维”对于生活戕害的最真实写照。
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旅游变成了一种以“拍照发社交网络”为核心结果的打卡过程。
打卡这个词其实是非常贴切的，打卡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过去刷一下卡，一瞬间的事情，证明自己来过，这就是典型的应付工作的行为。
但是，由于工作思维对我们的戕害太深了，所以我们会不自觉地用应付工作的思维来应付生活。至于游玩的过程开不开心，其实很多人是没有那么在乎的，我们迫切地需要有“可衡量”的结果来描述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并且我们希望这些结果是可以被尽可能多的人认可的，比如朋友圈点赞数量。
不仅仅是旅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有这个趋势。Keep 就是利用这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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