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普法要么执着于复杂的理论，以此展现自己的能力出众，但这种复杂的东西，往往过于专业，效果并不好。

另一部分则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找的都是一些博人眼球的案子，用着夸张和低俗的标题，实际上这些案子都是猎奇的，看过之后，对法治的认知，并没有增加。

这两种做法，实际上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在法律专业人士和普通人之间，实际上有个很大的鸿沟，那就是法律基本概念。

法律的大厦，本质上是由一些基本概念和理念组成的，当我们在交流的时候，我们以为在说同一个词，但理解可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关于刑法，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刑法规定了什么是犯罪，对犯罪应当处以什么样的刑罚，很明显刑法的目的就是用来打击犯罪的。

但事实上，这个看法并不准确，甚至往深了讲，是对刑法最大的误解，因为刑法，从本质上看，是为了保护罪犯的。

这可不是哗众取宠，更不是危言耸听，要明白这个道理，要从两千多年前，中国法律界的一件大事说起。

公元前536年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宰相子产，下令铸造了一个大鼎，上面密密麻麻的印了很多文字，轰动一时。

在鼎上刻字，不是什么新闻，关键这次，子产这个国家总理，刻的可不是一般的字，而是当时郑国的国家法律。

这个行为，在当时可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甚至引发了外交事件，所有人对这件事都表示出了震惊的态度，认为这次这个一向以贤明著称的宰相，做的有点过火了。

把法条公布出来，怎么就能引发如此大的震动呢，这跟现在铺天盖地的法律教育，恨不能让你背会条文相比，完全不一样呀。

子产这次的做法，我们看起来没什么，当时可是个创新，因为此前的法律都是不公布的，而且还有个充分的理由，刑不可知，威不可测。

意思就是，老百姓不知道法律是个什么样子，那么也就不知道触犯法律的后果，就会对惩罚产生恐惧心理，不敢轻易犯罪了。

这就是典型的统治者思维，完全站在了普通百姓的对立面，事实上站在打击犯罪的立场上，没有法律，不公布法律，显然是最有效的，打击犯罪的力度和灵活度也会很大。

法律一旦公布了触犯了A罪名，刑罚是三年，那么就只能判处三年，你想多罚点都不行，而制定明确的刑法，一个最根本的进步就是，最大程度上，排除了人为因素的感染，让对罪犯的处罚，保持在明确的范围之内，排除了动不动就死刑的冲动。

现代社会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经常说的，为什么东北没有人贩子，因为在东北，人贩子一旦被发现，就会立马报警，不是群众报警，而是人贩子报警，要不然人贩子会被打死的。

说到底，人们对罪犯的厌恶，是天然的，而感情上的冲动又是天生的，恨偷毕业证的，就有恨买卖婴儿的，恨欺负女性的，就有恨不赡养父母的，说到激动处，这些人都得死。

但刑法的规定，又非常明确，什么罪判多少年，清清楚楚，不受感情影响，要不是有刑法摆在那里，很多罪犯早就被直接弄死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刑法本质上，也是对罪犯的一种保护，而这种保护，本质上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打击犯罪并不是唯一的目的，维持合理的持续，让所有人都明确知道行为的后果，才是法治社会所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