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成效及其展望

原标题：李国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成效及其展望

李国平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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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及其新要求

（一）为什么需要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先后主持了三场座谈会。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重大的战略？

第一，为解决大城市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大城市病”问题。在世界城市化进程中，大城市持续增加、城镇密集区的大量出现以及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急速增长是三个极为显著的特征。

什么是“大城市病”？“大城市病”主要是指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类环境问题、交通问题和住宅问题等。之所以称为“大城市病”是因为在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表现尤为突出。功能过多、经济和人口布局过度集中，是产生“大城市病”的根本原因。因此，应建立起新的大城市空间发展理念，大力发展多中心、网络化大城市，以克服城市职能过度集中所带来的各类“大城市病”问题。

全球城市化进程是如何变化的？1900年，全球城市人口只有2亿，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到2009年，全球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到2018年，全球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55%。根据相关国际机构的预测，到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会达到68%。所以，城镇化就是人类社会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发生的重大事件。

全球城市人口也伴随着城市化的过程快速上升。1950年，全球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或大都市区仅有两个。到2018年，这一数字达到了33个。据预测，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43个。所以，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大城市、超大城市的快速增加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特色。2020年的一份美国相关机构的年度报告称，中国有113个城市人口越过100万的门槛。相比之下，北美和欧盟一共才有114个，加拿大只有6个。可见，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的大城市数量占全球的比重还是非常高的。

在这一背景下，快速城市化以及城市的快速发展过程，也给我们带来了全球各大城市都在面对的亟待解决的一个巨大难题，那就是怎样应对“大城市病”。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正是我们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重要方针，同时也遵循着全球各大城市应对“大城市病”的普遍规律：一是为解决“过密”问题，努力打造“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格局；二是通过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来解决“大城市病”问题；三是跳出“主中心”发展，比如雄安新区建设就是以此助力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实践。

第二，京津冀地区存在诸多不协同的问题。这也是我们提出京津冀需要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京津冀地区，由北京市、天津市及河北省11个地级市构成，地跨两市一省，面积21.64万平方公里；2020年区域人口为1.1亿人，占全国的7.8%，GDP8.64万亿，占全国的8.5%，是我国重要的人口经济集聚地区；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一起被公认为我国三大人口和社会经济活动密集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北京、天津、河北同属京畿重地，濒临渤海，背靠太岳，携揽“三北”；由北向南分别位于中温带半干旱区、暖温带半干旱区和暖温带半湿润区，明显特征是降水量相对较少，年均降水量基本是500—600毫米，这也导致了较差的大气环境质量，如沙尘、雾霾等。

除了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京津冀地区还存在六个方面的不协同问题：一是区域空间发展不平衡性显著，“中心—外围”二元特征突出；二是资源环境压力大、环境污染问题严重；三是北京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和功能过度集中在北京中心城区，导致“大城市病”；四是交通一体化程度低，行政区之间存在过多的“断头路”；五是区域间产业合作水平不高，北京特大城市对周边辐射带动能力差；六是区域合作与一体化发展水平不高、体制机制不完善、合作动力不强。

如何解决京津冀区域发展方面存在的诸多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解决首都“大城市病”问题，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成为国家战略层面的重大问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场座谈会，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并在不同阶段都提出了新要求。

一是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七点要求：着力加强顶层设计；着力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着力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着力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着力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

二是2019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新阶段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座谈会上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了六点要求：紧紧抓住“牛鼻子”不放松，积极稳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高质量高标准推动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以北京市级机关搬迁为契机，高质量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向改革创新要动力，发挥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作用；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强化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三是2023年5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新的定位——“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赋予了京津冀新的重大使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体现的是六个方面的新要求：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推动北京“新两翼”建设取得更大突破；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继续加快推进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区域内部协同；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下大气力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同国内外其他地区沟通对接，打造全国对外开放高地；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规划的新要求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5年4月30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对于京津冀的整体定位，《规划纲要》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其重点是以首都为核心，也就是有别于其他世界级城市群的地方；二是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这是立足于国家层面的；三是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即以北京国际科创中心的雄厚基础为出发点，强调的是创新驱动；四是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即以京津冀地区的大气环境质量为主要导向，关注的是首都功能的发挥。此外，《规划纲要》还特别强调，要“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为基本出发点”，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目的之一。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三次重要讲话都特别强调了“疏解”与“承接”，以及“两翼”怎样发展、做好承接。

第一，明确三省市的功能定位。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是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

第二，优化京津冀区域空间结构布局。京津冀区域空间结构呈现“一、二、三、四、多”的特点。其中，“一核”是北京，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首要任务；“双城”是北京、天津，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引擎，要进一步强化京津联动，全方位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加快实现同城化发展，共同发挥高端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三轴”是京津（北京—天津）、京保石（北京—保定—石家庄）、京唐秦（北京—唐山—秦皇岛）三个产业发展带和城镇聚集轴，这是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体框架；“四区”是中部核心功能区（北京、天津、廊坊、保定等平原地区）、东部滨海发展区（秦皇岛、唐山、天津滨海新区、沧州等）、南部功能拓展区（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和西北部生态涵养区（承德、张家口等），每个功能区都有明确的空间范围和发展重点；“多节点”包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张家口、承德、廊坊、秦皇岛、沧州、邢台、衡水等节点城市，重点是提高其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有序推动产业和人口聚集。

第三，致力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作为疏解对象、首都的北京，是一座拥有近22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具有政治功能、军事功能、外交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先天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也就导致了人口、功能更容易集聚。面对过度集聚带来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我们必须进行城市功能的疏解，主要包括特定产业功能与部分社会功能的转移。解决好疏解的问题，一方面可以缓解北京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另一方面也可以带动周边的发展，形成溢出效应。所以，疏解本身和承接就是一对相互对应的关系。

在这一过程中，《规划纲要》提出了四个方面的疏解对象：一是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消耗产业；二是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专业市场等部分第三产业；三是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四是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和企业总部等。疏解区域有两种：向中心城区以外但局限在北京市域范围内疏解，如城市副中心；向北京市域以外的地区疏解，如雄安新区。疏解方式分为分散疏解和集中疏解。北京产业空间布局调整应在强化首都核心功能的同时，重点疏解和引导非首都核心功能的转移，将中心城区过度集中的产业功能向郊区及周边地区转移，带动区域功能格局的整体优化。

第四，着力推进三大重点领域的率先协同。三个重点领域包括：一是交通一体化，重点是建设高效密集轨道交通网，完善便捷通畅公路交通网，打通国家高速公路“断头路”，全面消除跨区域国省干线“瓶颈路段”，加快构建现代化的津冀港口群，打造国际一流的航空枢纽，加快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设，大力发展公交优先的城市交通，提升交通智能化管理水平，提升区域一体化运输服务水平，发展安全绿色可持续交通；二是生态环境保护，原则是统一规划、严格标准、联合管理、改革创新、协同互助，重点是联防联控环境污染，建立一体化的环境准入和退出机制，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实施清洁水行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谋划建设一批环首都国家公园和森林公园，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三是产业升级转移，重点是明确产业定位和方向，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产业转移对接，加强三省市产业发展规划衔接，制定京津冀产业指导目录，加快津冀承接平台建设，加强京津冀产业协作等。

第五，共同打造京津冀区域创新共同体。一要强化协同创新支撑。北京主要是原始创新策源地、技术创新总部聚集地、科技成果交易核心区和全球高端创新型人才中心。天津主要是技术研发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成果转化基地、创新型中小企业集聚创新创业示范区。河北主要是科技支撑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示范区、高端成果转移转化集聚区。二要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实际上，京津冀地区的科技创新资源分布是不均衡的，我们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实现其均衡化，那就需要充分发挥北京科技创新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三要整合区域创新资源。我们要大力加强河北的高等教育发展建设，特别是要以雄安新区建设、北京部分高校的转移落户为契机，进一步推进整个区域科技创新资源的重整。

第六，相继提出河北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新两翼”建设。《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首次提出，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形成北京新的两翼。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的批复中进一步明确了“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形成北京新的两翼”。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定位有三：一是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二是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三是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北京城市副中心是服务首都和承接首都城市功能的重要空间载体，并将着力发展公共行政、商务服务、文化旅游和科技创新四大功能。

雄安新区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更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的批复明确要“着眼建设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创造‘雄安质量’和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建设成为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同时提出了“科学构建城市空间布局”、“合理确定城市规模”、“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等具体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在第三十一章“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第一节“加快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紧抓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牛鼻子’，构建功能疏解政策体系，实施一批标志性疏解项目。高质量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与河北省三河、香河、大厂三县市一体化发展。推动天津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支持张家口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提高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发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行先试作用，推动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基本建成轨道上的京津冀，提高机场群港口群协同水平。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联治，强化华北地下水超采及地面沉降综合治理。”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成效及其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成效

《2019京津冀协同发展报告》总结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十大成效，包括：北京市人口调控与布局优化卓有成效、北京非首都功能有序疏解、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稳步推进、产业升级转移工作进展顺利、创新驱动三地互利共赢、体制机制改革稳步实施、试点示范平台建设有效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新两翼”建设快速推进、区域空间格局不断优化。我们可以进一步将这十大成效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北京非首都功能有序疏解取得积极进展；二是北京市人口调控与布局优化取得积极成效；三是河北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新两翼”建设快速推进；四是交通、生态、产业三大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取得进展。

第一，北京非首都功能有序疏解取得积极进展。通过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等专项行动，积极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首都功能持续优化提升。2014年以来，北京累计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近3000家，疏解提升区域性专业市场和物流中心近1000个，拆除违法建设2.4亿平方米，腾退土地231平方公里，留白增绿90平方公里。

第二，北京市人口调控与布局优化取得积极成效。2022年北京常住人口2188.6万人，较峰值的2016年（2195.4万人）缩减了6.8万人，核心区人口从2014年的222.4万人下降至2021年的181.2万人，北京特别是核心区人口快速增长现象得到有效控制，成为全国首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城市。

第三，河北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新两翼”建设快速推进。雄安新区建设持续推进，2022年以来中化、星网、华能央企总部项目开工建设，4所高校和2家医院选址落位，央企设立各类机构100多家，已步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大规模建设同步推进的重要阶段；北京城市副中心第二批市属机关和相关事业单位即将启动搬迁，环球影城公园开园运营，运河商务区注册企业近2万家，大运河京冀段全线实现旅游通航，通州区与河北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

第四，交通、生态、产业三大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取得进展。在交通一体化方面，大兴国际机场建成并投入运营，京津冀铁路运营里程超1万公里，京雄津保环首都“1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在产业升级与协同发展方面，区域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三次产业占比发生较大变化，比重增加；在生态联防联控方面，三地PM2.5平均浓度与2013年相比降幅均达到60%以上，重污染天数均大幅减少。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仍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们在肯定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京津冀协同发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或仍然有需要努力的方向：一是京津冀占全国经济份额下降且区域内部差距扩大区域发展差距依然显著；二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压力尚大，区域承接能力不足问题突出；三是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缺乏统一规划且内部协调性不强；四是重要节点的支撑与空间联动力不足；五是产业链和创新链对接不足，北京对津冀的创新溢出过少。

三、展望未来，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一）扭转在全国经济地位下降态势，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为重要抓手，加快推进“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建设”

世界级城市群主要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规模特别巨大，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密集区域之一，至少有一个以上的特大城市和若干个大城市组成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城市群体；二是具有发达的区域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城市间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就京津冀地区而言，我们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也有多个特大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也越来越完善。

在加快推进“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做好三个方面：一是打造以各自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圈，提升区域中心城市发展水平；二是明确京津冀城市群内各城市圈以及各中心城市的分工定位；三是进一步发挥北京作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作用。

（二）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高质量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打造“一核两翼”空间新格局

疏解和承接是一个相互的关系，即疏解方和承接方都需要做好各自的工作。在疏解方面，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坚持积极稳妥、稳中求进，控增量和疏存量相结合，内部功能重组和向外疏解转移两手抓，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疏解工作。在承接方面，我们要按照上述明确的疏解要求，进一步解决好北京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怎么发展这两个问题。

第一，发挥城市副中心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作用，推进和河北北三县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要深化“四统一”，即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管控的协同机制。具体而言，要率先实现区域交通一体化，包括：推进跨界道路衔接及“断头路”改造，完善多层次轨道交通网络等；要共抓生态环境保护，包括：协同建设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完善跨流域河流水环境治理联席会议机制，建立健全区域大气环境监测预警和联合督查机制等。

此外，我们还要推动城市副中心和北三县产业协同分工与联动发展，如加强商务服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等领域的产业分工和合作等；统筹推进公共服务资源共享，如推进优质医疗、教育、康养等功能向北三县延伸与统筹布局，加强区域文体设施共建共享等；合力守好首都东大门，如建立跨区域合作、多部门协作安防联控体系等。

第二，雄安新区建设要着力打造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标杆城市。雄安新区目前已经进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大规模建设同步推进的重要阶段。对于雄安新区未来的发展，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主要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要成为京津冀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中的枢纽城市；二是要成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三是要加快集聚科教资源，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教创新城；四是要不断深化全面改革创新，增强新区发展内生动力与活力。

（三）优化区域现代产业分工体系，促进高质量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加快形成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在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围绕三地的比较优势与发展基础，优化区域产业分工合作，推动产业升级转移和高质量发展，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应分别按照“知识型+服务型”、“加工型+服务型”和“资源型+加工型+服务型”的发展定位来构筑各自的现代产业体系。面向未来的发展，对于北京，我们更强调总部、研发和销售功能，腾退非核心的生产制造功能；对于天津，我们更强调生产研发、加工制造以及一定的总部经济；对于河北，我们更强调生产制造、部分优势行业的生产研发和综合性发展。

同时，我们要强化北京在京津冀协同创新中的辐射带动作用。目前，北京的对外技术交易有90%流向津冀以外地区，主要原因在于北京的创新结构与津冀的产业结构不够匹配，创新链和产业链缺乏有效链接。因此，加强北京对津冀的创新辐射的关键是要建立起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衔接，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以及继续完善区域协同创新网络，围绕产业合作的关键领域加强协同创新。具体而言，一是进一步融合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提升产业链保障能力和产业体系抗冲击能力，构建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经济增长模式；二是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战略性领域，合力打造一批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着力打造京津冀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等全产业链；三是构建基于创新链的产业分工体系，加快形成多中心、网络化产业格局，比如基于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形成“研发在中心，制造在外围”的京津冀产业分工格局。

（四）加快建设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动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构建“一心、三核、三带、多园区”的区域科技创新格局和科学布局京津雄创新“金三角”及科创走廊

加快建设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动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的关键。围绕构建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的目标，要完善两市一省科技创新功能定位，优化科技创新资源和科技园区布局，建设京津冀科技创新“一心、三核、三带、多园区”，形成中心引领、三核驱动、三带辐射、多园支撑和优势互补、对接产业的区域科技创新格局。其中，“一心”是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三核”是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端研发和知识服务核心区、天津滨海高新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创新核心区、雄安新区全球创新新高地；“三带”是京津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带、沿海现代工业技术创新示范带、环京津绿色发展创新创业带；“多园区”是以中关村自创区为依托，共建或协同推进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等科技园区的建设，助推高端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

同时，要借鉴粤港澳大湾区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等发展经验，科学布局京津雄创新“金三角”及科创走廊。一是依托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天津先进制造业研发转化基地和雄安新区承接北京科创功能转移等创新联动优势，打造以北京为核心、津雄为支撑的“京津冀创新金三角”；二是依托产业优势打造多条科创走廊，如京张大数据科创走廊、京雄石生物医药科技走廊、京津沧重化工业绿色科技创新走廊等。

（五）完善生态协同治理机制，加大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力度，加快推进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建设，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上做好先行和示范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继续加大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力度，加快实现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的整体定位。一是发挥市场作用，合理配置生态资源，包括：建立区域层面统一的自然资源资产台账，对生态资源进行产权界定，继续推动碳排放权、水权和排污权交易市场试点改革工作，建立健全区域性生态补偿长效机制，通过设立区域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等方式，实现区域生态治理的可持续性；二是推动环境治理与生态建设协同立法；三是面向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必须进一步加大节能力度以及调整能源结构；四是加强区域性自然灾害协同防治，共建跨区域国家公园，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上做好先行和示范。

（六）积极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切实履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现代化上做好先行和示范

不断缩小区域内部各省市间的发展差距仍然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政策议题，也是衡量京津冀协同发展成败的关键。基本公共服务的区域间差异是导致产业布局不均衡的重要影响因素，面向未来，更可以说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优质公共服务是区域经济竞争力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有助于促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助推产业布局的均衡，也有助于促进区域差异缩小，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理念，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现代化上做好先行和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