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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拉·莫纳尔：眼神的对话
Vera Molnár：Speak to the Eye
2024年2月28日至8月26日
蓬皮杜艺术中心 · 巴黎

数字艺术先驱维拉·莫纳尔于2023年12月7日与世长辞，享年99岁。大型展览“眼神的对话”回顾了其一生和极富创造力的职业生涯 —— 从1946年的第一幅素描开始，一直到2023年专为本次展览创作的装置作品，其中包含大量架上绘画、素描、摄影、大型墙面装置，以及她的日记选集，这些都让人感受到其非凡的艺术生命力。早在60年代，莫纳尔就开始探索计算机辅助艺术的无限可能性。直到去世前几个月，她还在使用人工智能创作新的作品。

匈牙利艺术家维拉·莫纳尔（Vera Molnár，1924-2023）以形状心理学和视觉规律为支撑，在1947年左右以建构主义方法论设计的作品对透视艺术进行了质疑。作为一位电子控制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莫纳尔在20世纪60年代建立了她所谓的“假想机器”（imaginary machine），之后（1968年）成为法国第一位使用连接绘图仪创作计算机数字绘图的艺术家。直到90年代中期，她一直致力于对“形式家族”进行系统性探索，展示着它们的突变，同时往往将迭代和连续性（序列性）作为优先考虑。

展览以维拉·莫纳尔的早期绘画作品《几何树木和山丘》（Geometric trees and hills，1946）拉开序幕，早在1947年移居巴黎之前，她就对周围熟悉的风景进行了精炼的描绘。20世纪50年代的作品唤起了这位艺术家的回忆，也将艺术家牢牢地定位在战后几何抽象运动当中—— 这一时期她的代表性作品有：《圆形与半圆形》（Circles and half-circles，1953）和《四个随机分布的元素》（Four randomly distributed elements，1959）。在展示了高度激进的绘画作品《图标》（Icon，1964）和《九个红色方格》（Nine red squares，1966）后，莫纳尔又开始创作名为“寻找保罗·克利”（In search of Paul Klee）的算法绘画系列，这预兆着她将开始使用电脑创作数字艺术。20世纪70年代，她在绘图仪上绘制的几组图画展示了她在简单几何构图中引入一定比例的无序性的品味—— 例如：《漫步于秩序与混乱之间》（A stroll between order and chaos，1975）；《推至极限的160个正格》（160 squares pushed to the limit，1976）；《线条，而非正格》（Lines, not squares，1976）；《莫纳尔格莱普斯》（Molnaroglyphs，1977-78）。

20世纪80年代，莫纳尔在作品中首次实验了多联画形式 ——《变革》（Transformation, 1983），其中蓬皮杜艺术中心收藏了这些多联画中几幅引人注目的作品，如《相同但不同》（Identical but different，2010）。作为莫纳尔与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作品长期联系的见证，《阿尔布雷希特变形记》（The Metamorphoses of Albrecht，1994-2017）以四联画的形式展现了丢勒的字母图案向她自己的字母图案逐渐转变的过程。在离她的作品《方形凹陷》（Square distressed，1999）不远的地方，观众还可以首次看到《线的透视》（Perspective on a line，2014-19），这是一件原创的不锈钢和阳极氧化铝雕塑，观众的观感会随着雕塑的移动而改变。莫纳尔的摄影作品通过几个系列得以体现—— 如：《关于沙子的研究》（Studies on sand，2009）；《瓷砖上的阴影》（Shadows on tiling，2012）；《多云天气》（In cloudy weather，2012）。而她的22卷“日记”则完整地呈现了这些普通练习册中夹杂着的大量图表、照片和拼贴在页面之间的各种文档，构成了艺术家发展历程中的独特文献，也是她许多作品的起源。

最后，几个现场装置—— 根据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的一首诗改编而成的作品《OTTWW》（1981-2010）；《梯形向右倾斜180%》（Trapezium leaning to the right - 180%，2009）；莫纳尔特别为此次展览创作的最新作品《M中的生活》（Life in M，2023），均体现了莫纳尔希望让参观者沉浸在自我宇宙中的愿望。

1. 到源代码之中

“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看着铅笔在纸上划过，然后跟着它行走。时不时停下来擦掉。我喜欢铅笔，因为可以随时擦拭。我可以改变自己的想法，而颜料则不然：一旦干了，你就必须爱它，与它共存。”维拉·莫纳尔说，她从未离开过对于线条和笔触的热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仍在继续实验和探索直线与简单几何图形的可能性，并将正方形放在首位，这既是科学严谨性的驱使，也是打破常规不可抑制的欲望的驱使，还有对重复的痴迷，与必不可少的侧步压力相互矛盾的驱使。这位艺术家坦言，“艺术是令人着迷的，我满脑子都是艺术！”2022年，她创作的一系列NFT作品在拍卖会上售出。

年轻的维拉从小就清楚地认识到，极简主义对她而言是理所当然的需求，几何激进主义被确立为一种原则。1924年，维拉出生于布达佩斯的一个富裕家庭，从三岁起就在家庭教师的帮助下学习法语。她还记得自己初涉艺术时的情景：“我十岁或十一岁时，家里人认为我太笨，不会有什么出息。一个星期天画家叔叔给了我一盒粉笔，每天晚上我都会画巴拉顿湖上的日落。在我的画面中有四条横向色带：绿色代表斜向湖边的草地，灰蓝色代表湖面，青灰色代表对岸的山丘，蓝色代表天空。右边是一个圆形的红色图案，代表夕阳。”她不情愿地听从了母亲的建议，在风景中添加了树木，因为不够自然，这不符合她的品位。

小维拉已经有了独立的思想，当男孩们取笑她的红头发时，她会感到很开心；她对自己腿上的雀斑形成的星座，以及瓢虫翅膀上的圆点分布都非常着迷，“今天在我看来，是我在非具象艺术中上的第一课”。她初次与艺术的邂逅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布达佩斯，有很多古董商，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其中一家店门口停下，看到了两件我神魂颠倒的东西：一本是关于丢勒的书，其中包括版画《忧郁》；另一本是关于葛饰北斋的书，里面富士山的变化不胜枚举。我用零花钱买下了它们，告诉自己，长大后我也要像丢勒一样掌握版画艺术，像北斋一样造山！”她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并于1942年进入布达佩斯美术学校学习艺术史、绘画和美学。在那里，她结识了匈牙利艺术家朱迪斯·雷格尔（Judith Reigl，1923-2020）、玛塔·潘（Marta Pan，1923-2008）、西蒙·汉塔伊（Simon Hantaï，1922-2008），尤其是她未来的丈夫弗朗索瓦·莫纳尔（François Molnár，1922-93）。她说：“面对意想不到的事情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作为一个富家子弟，我嫁给了一个比穷人还穷的人。他家里一本书都没有，只有劣质的《圣母子》画像！”

美术学院的教学即使不说是倒退，至少也是非常古典的，前卫艺术在米克洛什·霍西（Miklós Horthy，1868-1957）独裁统治下的国家还没有走出国门。直到战后，一股新鲜空气才席卷进伊姆雷·潘（Imre Pan，1904-72）的书店和画廊里的年轻一代：“我第一次看到了抽象派的赫里安、布拉克、克利、赫宾、格里斯......”，她在接受让-皮埃尔·阿尔诺（Jean-Pierre Arnaud）采访时说道（2002年2月）。这是一次真正的震撼，促使她选择“塞尚和立体主义”作为毕业论文的主题。“正是因为接触了立体主义，才让我的职业生涯从一个养尊处优的年轻女孩的兴趣爱好，转变为一种真正激情的创作。”2012年（在鲁昂举办回顾展之际），艺术家对作家阿梅利·戴斯（Amely Deiss）和文森特·巴比（Vincent Baby）如此说道。

1947年毕业后，弗朗索瓦和维拉凭借奖学金在罗马逗留了六个月，但最重要的还是来到巴黎。维拉的叔叔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把他们介绍给了在蒙帕纳斯区（Montparnasse）Select咖啡馆（café Select）聚会的匈牙利艺术家圈子。在那里，他们又结识了许多艺术家，包括米歇尔·修普尔（Michel Seuphor，1901-99）、费利克斯·德尔马勒（Félix del Marle，1889-1952）、乔治·万通格鲁（Georges Vantongerloo，1886-1965）、康斯坦丁·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ancusi，1876-1957）、奥古斯特·赫尔宾（Auguste Herbin，1882-1960）、艾蒂安·哈朱（Étienne Hadju，1907-96）和索尼娅·德劳内（Sonia Delaunay，1885-1979）。1948年，她与弗朗索瓦结婚。次年，匈牙利总理拉斯洛·拉伊克（László Rajk，1909-49）遭到即决审判和处决，她深受震撼，决定不再回到祖国（直到1976年才在布达佩斯举办了首次展览）。在巴黎这个繁华之都，她的艺术追求仍在继续，来自欧洲各地以及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艺术家纷纷来到这里。她摒弃了巴黎学派，走上了具体艺术、几何抽象主义和建构主义的道路，将数学和几何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首先由心灵构想、完全没有现实参照的普遍艺术。然而，维拉不能被教条主义所束缚，尽管她于1957年在苏黎世与弗朗索瓦·莫雷莱（François Morellet，1926-2016）一起遇到了马克斯·比尔（Max Bill，1908-94），后者后来成为她的挚友，并分享了相同的艺术关切，但她仍然掌控着这场游戏，并珍视自己的独立性。

1959年，作为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伏笔，她创造了自己的“假想机器”，这是一个简单的程序，将指令和禁令结合起来，鼓励对各种形式进行改造。她决定了形状、颜色、质地、材料和支撑物，并在卷轴上画出选择的方案。1960年，这对夫妇应邀参加了马克斯·比尔和玛格丽特·斯塔伯（Margrit Staber）在苏黎世举办的“具体艺术：50年的发展历程”（Konkrete Kunst: 50 Jahre Entwicklung）展览。同年7月，他们与胡里奥·勒帕克（Julio Le Parc，1928）、让-皮埃尔·伊瓦拉尔（Jean-Pierre Yvaral，1934-2002）、加西亚·罗西（Garciá Rossi）和弗朗索瓦·莫雷莱等人共同创建了视觉艺术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 d'art visuel，CRAV）。然而，这次冒险是短暂的，因为很快就会爆发一场无法解决的冲突。一方面，弗朗索瓦希望采用科学的方法，而大多数人则对“追逐艺术评论家和画廊”更感兴趣。1961年，弗朗索瓦离开了该小组—— 后来该小组被更名为视觉艺术研究小组（Groupe de Recherche d'Art Visuel，GRAV）。维拉紧随其后，她最终放弃了艺术世界，全身心投入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研究工作之中。1963年，弗朗索瓦和维拉在巴黎第14区一栋建筑的庭院后面成立了工作室，在工作室里，维拉不断增加她想象中机器的算法，并于1967年共同创立了艺术与信息小组（Groupe Art et Informatique）。1968年，维拉的事业如日中天，当学生示威游行席卷全国时，她却“完全秘密地”访问了奥赛的计算机中心，接触到了真正的计算机，这为她开启了新的视野：“你无法想象，当第一次在屏幕上看到大脑中自然存在的东西时，是一种多么激动的感觉！你所要做的就是敲击几下键盘，做出一个忏悔的动作，或者向右或向左移动一个形状。这种感觉真是太棒了！”

电脑并不是她对技术着迷的原因，维拉只是将其视为一种工具，使她能够探索新的可能组合，处理新计算以创建并提取出一系列符合其造型标准的形状。对于弗朗索瓦来说，模仿（仿真）在今天仍然很重要，1974年，他们创建了“莫纳尔特”（Molnart），这是一个程序，允许人们使用一组边长经过修改的正方形来设计构图，维拉在其中注入了一定程度的“失调”，以便使她的绘画更加人为地人性化。这将成为其标志之一，她在作品中注入了“1%的无序”，以混淆视听、破坏系统的稳定性。秩序与混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就是家里有了一台电脑。晚上你会在绘图仪的噪音中入睡，有人会在你的位置上工作，一个不是工会成员的奴隶，他不想去度假，对我的要求言听计从！”借助这个新工具，她使直线、正方形、十字、三角形和字母（M、H、I、V）经历了各种变换。在她的《圣维克多山》（Montagne Sainte-Victoire）系列作品中，她不仅绘制线条、曲线或线段，还撕裂纸张，以表达对塞尚的敬意。自1976年以来，她的所有想法都记录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是她灵感的真正源泉。2022年，她将这22本笔记本（1976-2020）捐赠给了蓬皮杜艺术中心，这些笔记本已被全部扫描，尽管她在2021年不得不离开工作室搬到养老院，但她仍能使用这些笔记本，因为她仍在继续创作。

维拉充满热情和好奇心，并不断开展新的项目，例如与巴黎“Bernard Chauveau”画廊合作的版画、受委托为莱兰修道院（Abbaye de Lérins）制作的彩色玻璃窗、青花版画、挂毯和大理石雕塑。直到1993年她丈夫去世后，她才开始出售自己的作品，并在2000年代转向创作大画幅作品，并在助手的帮助下继续创作。2022年，她创作了第一件NFT作品《2%的合作失调》（2% de désordre en coopération）；2023年，她又创作了向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与《哥德堡变奏曲》（BWV988）致敬的NFT系列作品《主题与变奏》（Thème et variations）。这些作品看起来像是乐谱，浏览她的展览标题，就会发现她研究的多样性及其精神状态：“倾斜-画布初步研究”（Inclinaison -étude préliminaire à une toilene，1981）、“秩序与无秩序”（Ordre etDésordre，1994）、“快乐的几何”（Géométrie du plaisir，1994）、“从精神到工作”（De l'esprit à l'œuvre，1995）、“探戈”（Tango，1997）、“我的大脑导览”（Une visite guidée à travers mon cerveau，1999）、“100万亿行的摘录”（ Extrait de 100 000 milliards de lignes，1999）、“黑线的独奏”（Solo d'un trait noir，1999）、“因为我不喜欢绿色”（Car je n'aime pas la couleur verte，2007）……在严谨与幽默之间，她在艺术史上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印记—— 这也是为什么其作品于2019年被列入法国中学毕业会考造型艺术课程大纲的原因，同时，她也一直恪守着自己很久以前就定下的原则，“一天也不能没有线条”。

2. 在AI和NFT领域的领先一步

在维拉·莫纳尔生活的一个多世纪里，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始终保持着真正的“创作快乐”。为了在她晚年最后几年亲眼目睹这一点，人们所要做的就是去她的养老院公寓探望即可。这里绝非等待死亡之地，而是一个美丽的艺术家工作室，一个她职业生涯的新阶段：床头柜上放着一罐小黄瓜，墙壁上贴着大量的素描和研究报告，书房里藏书丰富，几何图形随处可见，她著名的《日记》（Journaux Intimes）在工作台上不断演变。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虽然她经常被视为“代码女王”或者至少是计算机生成艺术的守护者，但我们却没有发现她的计算机。

这很令人惊讶吗？尽管莫纳尔从事编码工作已有数年时间，但她首先深入了解的是新兴技术带来的可能性，并将这些可能性与自己丰富的艺术史知识相融合。因此，她的实践已成为一个密集时间和知识根茎的一部分：这些作品包括对丢勒、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皮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保罗·克利（Paul Klee）或让-巴蒂斯特·夏尔丹（Jean-Baptiste Chardin）的大量致敬，将她的创新作品置于艺术史多个丰富分支的交叉点上。

1944年，莫纳尔来到巴黎，受到索尼娅·德劳内的鼓励，并与当时的艺术家建立了牢固而富有成效的关系，其中包括维克多·瓦萨雷利（Victor Vasarely，1906-97）、奥莱莉·内穆尔（Aurelie Nemours，1910-2005）等。她参与了视觉艺术研究小组的工作，并于1967年成立了艺术与信息小组。60和70年代，她有机会周游世界，参观了麻省理工学院（MIT）和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探索了第一台计算机带来的技术和创意的无限可能。

作为一名工程师，当她缺乏操作这些复杂机器或第一台绘图仪的技能时，她会自学这些技能，或者求助身边的助手和专家，帮助她将“日记”的多种形式投射到现实中。在即将迎来百岁生日之际，莫纳尔丝毫没有丧失她的好奇心和在不同实践之间搭建桥梁的热情。在她的传记作者文森特·巴比和其他一些莫纳尔主义者（Molnarians）的悉心指导下，她开始了一系列令人兴奋的冒险和艺术合作：与琼妮·勒梅尔（Joannie Lemercier，1982）探索新的视觉技术、新数字媒体，如：NFT作品（包括《主题与变奏》系列），与朱利安·加查多特（Julien Gachadoat）重新激活绘图仪，以及与奥雷斯·维蒂埃（aurèce vettier，1990）的工作室合作开发的《AD.VM.AV.IA》，这是一个与人工智能合作创作的由16件作品构成的系列。

维拉·莫纳尔与奥雷斯·维蒂埃工作室合作开发的《AD.VM.AV.IA》，一个与人工智能合作创作的系列，共16件作品组成。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这项技术现已成为各种争论的主题。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起，莫纳尔就已经熟悉了这种全新的、更加隐蔽的机器互动方式：事实上，她也曾为有关这一主题的大学会议绘制过海报和插图作品。

人工智能在艺术创作中的应用是一个典型的混合过程，尤其适合莫纳尔及其“假想机器”（1959）的创作方法。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现实世界、想象力和数据世界之间多次往返的结晶。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始于莫纳尔就丢勒的版画《忧郁症》（Melancholia，1514），特别是其中包含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多面体进行的诗意交流。如果我们站在版画中这个多面体的背后会怎样？它隐藏的面会是什么几何形状？我们又会在另一面看到什么景观呢？当然，数学家已经有了答案：这种形状虽然复杂，但却是众所周知的。这显然不是问题的关键。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能够吸收、消化数据并创造出数据集的精髓，甚至是一种幻觉，它似乎是一种与冒险高度相关的工具。

第一步是为机器提供素材，莫纳尔精心挑选了已进入公共领域的丢勒的素描和版画作品，并将奥雷斯·维蒂埃收藏的某些版画作品数字化，特别是荷兰耶稣会修道士奥尔弗特·达佩尔（Olfert Dapper，1836-89）的作品。然后是回到工作室，对一个被称为“扩散模型”（diffusion model）的人工智能模型进行必要的微调，利用最新一代显卡提供的巨大算力，将文字转换成图像。一旦模型准备就绪，利用对多面体的描述和站在多面体背面的指令，就可以利用这个量身定制的人工智能生成64个“模拟雕刻”（simili-gravures）的初步方案。这64个方案随后被打印出来，其中16个方案是按照最纯粹的莫纳尔主义传统，根据纯粹主观的美学标准共同选出的，并由各方共同签署。在一次工作会议中，她被这个项目及其成果深深吸引，并停下来与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在古老的中国，一位皇帝命令他国中最有才华的画家为他刚刚死去的、最心爱的一只公鸡画像。他给了画家三个月时间。期限一过，皇帝便去看望画师，但他发现画像还没完成。就在他准备严厉惩罚画家时，画家拿出一张纸，极其精确地画出了那只备受宠爱的公鸡的轮廓。皇帝立刻勃然大怒，认为画家之前没有上心。而画家却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柜子，里面装满了无数有关公鸡的草图和研究报告。皇帝立刻意识到画这幅肖像是需要大量的练习，并邀请他到自己的宫殿里完成这幅画作。”

保罗·莫吉诺（Paul Mouginot，1990，又名aurèce vettier）与维拉·莫纳尔讨论项目《AD.VM.AV.IA》。2023年2月，文森特·巴比摄影。

虽然在这次合作中莫纳尔并没有编写代码，但在短短几秒钟内，她就展示了自己对人工智能训练所涉及问题的完美理解：要想获得令人信服、甚至令人惊讶的结果，就需要大量精心挑选的高质量数据。在她所经历的这一个世纪中，这位匈牙利美学和艺术史教授已成为计算机生成艺术的世界先驱，并为其赋予了深刻含义。在她的帮助下，艺术史分支不断拓展，众多艺术家向其致敬，并经常受到她的鼓励。

莫纳尔的幽默性为我们打开一扇门，让我们了解这种“1%的无序”，了解这种“直角的脆弱性”的根源，了解几何抽象的核心情感形式，了解她个人与自己的作品以及与死亡之间关系的线索。无论如何，她的眼神是调皮的，她微笑着面对采访时说道：“你知道，我本打算在五月死去，但我想我会推迟一点......”

蓬皮杜艺术中心（CENTRE POMPIDOU）是巴黎文化之旅不容错过的景点之一。拥有超过100,000件1905年至今创作的艺术作品，它也是全球最大的两家现代艺术博物馆之一。随着1977年建筑师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与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设计的蓬皮杜中心的开馆，其藏品丰富度得以快速增长。作为一家坚持表达最具现代感创作的机构，其在多方面的职责已深深影响着蓬皮杜中心的购买政策，中心不但迎来了多位当代艺术家，也面向国际艺术界开放。从开馆之时起，特别是由于众多捐赠人的慷慨，其藏品数量从未停止增长，多种全新艺术门类不断呈现。这里也是巴黎最佳观景地之一: 巴黎全城风光尽收眼底，埃菲尔铁塔、蒙马特高地、加尼叶歌剧院、巴黎圣母院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