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的国祚,什么时候进入倒计时的
前一阵,智本社写了一篇文章叫《历史的垃圾时间》,文中将垃圾时间定义为:一是确定的倒计时;二是失败的结局是大概率事件。这个定义很好,能帮助我们看清很多问题。
今天我就借用这个概念,讲讲“大清的垃圾时间”,希望能增进读者的认知。这段历史能告诉我们,一个王朝名存实亡的标志,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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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的垃圾时间何时开始,我认为,不是1840年,不是1860年,甚至不是1895年,而是1901年。
大家知道这一年发生了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仓皇西逃,大清的虚弱完全暴露在天下黎民面前。我认为直到这一年,大清的国祚才真正进入了倒计时。
此前,大清也遭遇了种种失败,但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对这些失败没有充分感知,老百姓不清楚,不认为那是“失败”,就对朝廷就没有损害。
国家、政府、民族,都是想象的共同体,只要人们愿意相信,这些共同体就能一直存在。1901年前,清廷将自己高深莫测的权威维持地很好,这要归功于几百年的愚民政策和落后的通讯条件。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但并没有在知识分子中掀起多大波澜,士绅们普遍认为,英国人只是侥幸取胜,战争的失败主要是因为皇帝用人不贤,如果能坚持启用林则徐,一定能制服英夷。
当时的知识界,最多能接受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客观介绍西方情况的徐继畲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因为老百姓不觉得是问题,所以1840-1850的10年间,大清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改革。直到1850年代,两场危机逼迫大清改革。分别是太平天国之乱和第二次鸦片战争。
两场危机都反映出大清的军队和官僚队伍都出了很大问题。大清的旧军队腐朽不堪,完全没有战斗力,英法联军和太平天国都杀得节节败退。官员们腐败严重,效率低下,朝廷总是没钱,无法支持大规模的平叛。
军队和官僚是朝廷的两个支柱,前者负责消灭反对者,后者负责汲取资源。这两个出问题,会直接威胁统治。在重压下,大清开启了改革。
对军队,是引入西方军械,并尝试兴办工厂。对官僚队伍,是雇佣英国人罗伯特·赫德帮助建立现代海关制度。
这两项改革,效果似乎不错,1885年,大清和法国在越南打成平手,没有丧权辱国。在赫德的管理下,大清的财政收入也是迅速上涨,1849年关税收入才221万两白银,1864年已经上升到787万两白银,1901年已经达到2380万两白银,占到财政收入的27%。连1901年庚子赔款的征收,都要仰赖赫德。
我们今人看来,大清的改革只是皮毛,不解决根本问题,但在当时人看来,改革可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上到慈禧,下到一般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大清今后不需要再看洋人的脸色行事。这也是慈禧停止改革的原因。
毕竟改革是为保大清的统治,既然统治已经稳固了,大清已经开始振兴了,何须继续呢?
“同治中兴”并非是统治者的自夸,而是当时人的普遍认知,大家都预期大清会变得更好,这个认知下,不管大清有多少问题,其实大清的统治都是稳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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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后大清遭遇的第一个挫折是甲午战争,在我们传统的认知中,会认为甲午战争后,朝野开始对清廷失去信心,因为输给西方列强还能忍受,输给倭寇则是一种侮辱,但综合更多史料看,这一情况似乎并未在历史上发生。
没有发生的原因也很乌龙,因为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大清战败了,因为通讯不发达加上朝廷有意掩盖事实,不少人都以为是大清战胜了日本。
比如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蒋梦麟就回忆,他小时候一直以为甲午是大清战胜了日本,因为村里的版画画的都是大清军队俘虏了日本人。
(民间版画看,老百姓认为是大清战胜了日本)
2014年,日本和英国联合举办的“甲午战争网络特别展”展出了235件版画,其中56件出自中国画师之手,大部分也是展示清军如何击败了日军。
当时清朝对电报进行了严厉管制,而且拒绝任何记者和武官随军观战,对于战争的实际情况,民间一无所知。
在无法获得信源的情况下,民间报纸和文人只能按照舆论的喜好去编造故事,而大清百姓最喜欢的桥段就是“大清战胜洋人”,这才编出了很多完全与事实相反的文艺作品。
甲午战争后,除了极少数的上层精英和个别关心时事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大清子民并不清楚战败的事实,既然没有战败,那也不需要进行刮骨疗毒的改革。
这种依旧“自信“、“麻木”的社会氛围也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上到地方督抚,中到广大士子,下到黎民百姓,都不认同康梁的观点,他们并不认为大清已到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其实,1895年的公车上书,大部分内容都是平和的,是真心希望朝廷改革,并没有什么出格言论。康梁的那些改革举措,程度也不如1901年后的清末新政,但同样的内容,在庚子国变前就是大逆不道,过于激进,1901年后就是过于保守,这其实反映了舆论天翻地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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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让部分高层意识到了问题,但这种问题意识远没有变成对清廷统治的压力,李鸿章、张之洞等地方督抚还是坚决的支持慈禧,练就的新军也对朝廷服服帖帖,稍微对现状有点意见康梁被朝野人人得而诛之。这时候的大清仍然是无比强大的,真正改变局面的,还是庚子国变。
慈禧怂恿义和团得罪洋人的动机很简单,就是觉得洋人喜欢光绪,担忧洋人扶持光绪和康梁,剥夺自己的权力。
其实慈禧这个担忧现在看真是多虑了,洋人确实更喜欢光绪,认为慈禧是保守派,但洋人犯不着为了一个傀儡皇帝出兵,而且洋人也不希望中国强大起来,他们只希望有个听话的奴才,只要慈禧满足洋人的利益,洋人并不在乎当政的是谁。
慈禧一时昏了头,做出这种毁灭性决策,可以说是她人生中最大的失误。
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西逃,还在洋人的逼迫下处死了所有主战派大臣,镇压了义和团,说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鬼话,还和洋人签下了10万万两白银的赔款,这下子,大清是彻底名声扫地了。
这次事件导致了两个致命的后果。
一是人们开始质疑慈禧的执政能力,开始思考跟随朝廷是否还有前途,那些最忠于慈禧的大臣都被处死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也被清廷自己剿灭了,说明大清已经虚弱到保护自己基本盘的能力都没有了。自己人都保不住,凭什么还跟你。
二是对洋人的赔款开始真正落到每一个人,因为这次失败,大清丧失了关税自主权,进出口税率被强制压低,大清只能将压力传导到各省,让他们盘剥百姓,这让每一个大清子民都感受到了失败的代价。
庚子国变后,大清彻底丧失了威望,各个群体都开始造反。
张之洞等地方督抚要求朝廷开设议会,进行分权,并赋予地方更多权限,否则“中国就会毁灭”。
京师大学堂、广学会等民间组织向列强提出“废黜慈禧,与南方督抚合作,洋人入主中央”的方案。这是多么愤怒才能提出这样的建议。
海外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更是感叹自己第一次扬眉吐气,以前世人听到革命党都是唾弃,现在反而恨革命党还不够激进。
也正是庚子国变后,大清民间开始热衷办报,积极的讨论政治,清廷对舆论的管制也不再奏效,1903年《苏报》案,清廷逮捕章炳麟、邹容,处死了沈荩,但这次舆论没有像往常一样保持沉默,反而对清廷口诛笔伐,清廷几乎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
庚子国变后,终于可以宣告大清进入了垃圾时间,从这一刻起,无论大清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了。
这之后的革命和改良之争,在我看来争论的核心不是保不保大清,而是怎么变革能让损失最小。立宪派不是对大清有感情,而是认为这样转型代价最小,梁启超就说他不是反对革命,而是希望和平的革命,他支持开明专制也是站在中国的角度,不是对清廷有感情。
实际上,清末革命派和改良派是互相促进,改良派利用革命派造成的声势逼迫清廷改革。而改良派的目的,恐怕最终也是废黜清廷,只是他们希望这个过程尽量不要有动荡,代价尽量小。
当时改良派的主张,无论是开设议会,反对皇族内阁,还是开设地方咨议局,其实都是夺清廷和满人的权,除了反对使用暴力,和革命党的目标并无区别。
即使清廷真的按照改良派的要求实行了改革,恐怕最后也逃不过退位的结局, 改革后皇帝和满洲贵族都不再有实权,大权掌握在汉族督抚和士绅手里,加上民族主义思潮早就在广大精英群体中传播,没理由相信,一群有权力的汉人会继续容忍一个异族统治者,大清的结局早就注定了,所谓改良和革命,只是在争论“大清该怎么死”。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对垃圾时间开始的标志进行总结了,一个王朝爆发危机并不意味着进入了垃圾时间,关键是这个危机是否被整个社会充分感知,是不是真正动摇了大多数人的信心,是不是最基层的社会精英,甚至街边的老大爷,都开始产生怀疑了。
就历史来看,很难判断客观情况要怎样变化才能影响人心,但人心思变情况的出现一定代表垃圾时间的开始,剩下需要讨论的,将只是如何度过这段无用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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