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指导意见》，首次对行政法规、规章中罚款设定与实施作出全面系统规范。其中明确，持续规范非现场执法。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在2024年12月底前完成执法类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清理、规范工作，及时停止使用不合法、不合规、不必要的监控设备。
一时间，网络上对于电子眼的讨论再次此起彼伏。对于电子眼执法的争议，主要包含电子眼执法形式和执法证据是否合法；仅以电子眼图像资料作为行政处罚依据是否充分；部分电子眼设置不合理等。甚至有人呼吁取消电子眼，但稍加理性的思考，便可发现，电子眼当下再城市交通管理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谈其替代性尚远。
我国电子眼的诞生
“电子眼”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产生的，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我国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1988年北京市率先从意大利引进了两套电子监控设备，这两套设备采用的是传统的照相技术，受人为因素干扰很大，实际应用作用不大，但它的引进开创了中国使用电子监控设备的先河。
1993年我国开始自行研制电子监控系统并正式采用模糊视觉技术。到1996年，成型产品正式生产，成像系统是黑白片，无法反映红绿灯的变化情况，所以失误率比较高。2000年，随着彩色摄像机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彩色摄像机能够准确地反映出红绿的变化，同时视频技术进一步成熟，由单一的监测闯红灯发展到同时监测闯红灯、超速、逆行、走公交专用道、不按规定走出入口等7种功能，所以准确率大大提高，达到85％左右。
之后几年，城市的机动车保有量和人口密度不断增加，交通安全管理难度随之加大，为弥补警力不足的执法短板，在各个城市的交通违法和事故多发路段，“电子警察”作为执法辅助力量被广泛使用。
最开始时电子警察只是起一个监督作用，让司机自觉规范驾驶。后来电子警察不断升级，逐渐加入了新的功能，到今天，“电子警察”正在走向大数据时代，数据汇集和处理能力愈发强大，在交通违法的研判、交通肇事案件的侦破、车流量的统计等方面，都能提供精准、动态的信息支撑。
据公安部统计，2023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35亿辆，其中汽车3.36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达5.23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4.86亿人。2023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3480万辆，新领证驾驶人2429万人，全国有94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百万辆，与2022年相比增加10个城市，其中43个城市超200万辆，25个城市超300万辆，成都、北京、重庆、上海、苏州等5个城市超过500万辆。难以想象，在当下的体量里，如果纯粹依靠人工执法，交通行业又是怎样的光景。
电子眼的积极效应
老司机，作为一个网络词汇，通常用于形容经验丰富、技术娴熟的司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老司机并非总是意味着安全驾驶。事实上，有些老司机也可能因为过于自信或者不良的驾驶习惯，使得他们在驾驶过程中产生危险行为，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高速驾驶和超速。高速驾驶不仅增加了事故的风险，还会降低对突发情况的应对能力；
·开车玩手机。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开车玩手机已经成为很多司机的致命诱惑，驾车使用手机会让驾驶者分心，降低对路况的注意力，导致意外事故的发生；
·变道、并线不打转向灯。该行为可能会导致其他车辆无法预测你的行驶意图，从而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
·疲劳驾驶。长时间驾驶会导致反应速度减缓、注意力不集中，从而增加发生事故的风险；
·未按规定道路行驶。部分司机可能会在行车过程中频繁地变更车道，试图寻找更快的行驶路线，甚至占用非机动车道、侵占公共车道、低速行驶车占用快车道等，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
·未礼让行人。当前礼让行人，是一项基本礼仪，更是一条法律，斑马线是行人安全通过道路的生命线，应当受到礼让和保护，行人相对于机动车来说，是道路交通中的弱势群体，不礼让斑马线容易造成人车碰撞事故，从而对行人造成人身伤害，甚至导致死亡等。
电子眼又叫做“电子警察”，它就是道路交通违章自动取证处罚系统，主要功能和产品包括：车辆闯红灯监测仪、车辆超速检测仪、车辆逆行违章检测仪、道路卡口系统、车牌自动识别系统、城市道路综合监控系统、122交通报警系统和城市道路综合监控系统等。
作为现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有效手段，可以迅速的监控、抓拍、处理交通违章，迅速的获取违章证据，提供行之有效的监测手段，改善城市交通拥堵现象起了重要作用。“电子警察”也在不断迭代更新，新产品能抓拍过去难以发现、难以取证的违法行为，比如机动车不礼让行人、未按规定使用灯光等，为一线执法力量提供了辅助和支撑，促进了交通管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的提高，它已成为道路交通管理队五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员，以充分发挥它的准确、公正的执法作用。
规范进一步阴霾少一层
客观来说，电子眼执法也遭到人们一些质疑，有关电子眼执法的诉讼案件与日俱增，对此，不能置之不顾。“电子眼”设置的初衷是用科技助力管理，纠正和规范驾驶行为。若“电子眼”的设置经不起考量，伤害的是民众利益，损害的是法律权威。“电子眼”不能躲在“隐秘的角落”，不能沦为“创收工具”，执法过程、结果都要在阳光下接受监督，经得起法律考量。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4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可以对违法的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对能够确定驾驶人的，可以依照本法的予以处罚。这为交通管理部门进行非现场执法提供了法律依据。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第44条规定：查处机动车超速违法行为应当使用测速仪、摄录设备等装备。
2009年公安部开始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15条规定：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利用交通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收集、固定违法行为证据。
《行政处罚法》第30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在行政诉讼中对证据的对质辨认和核实都有明确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5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经庭审质证。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电子眼作为执法过程中的一个证据是值得肯定的，但把它作为行政执法的充分依据是不当的。
由此可见，在电子眼执法中，使用电子眼拍照设备获取证据是有法律依据的，随着《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指导意见》的印发，执法过程、结果必将能够在阳光下接受监督，更高程度的体现出公平、公正性。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