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发现，你的两个祖父，一个在1938年利用纳粹政策从犹太人手里抄底买下家族企业，另一个则是一名法国维希警察，你会如何？
这是热拉尔丁·施瓦茨在《失忆症患者》一书中书写的故事。她从家族故事出发，探寻到一个国家当中的数百万人如何被意识形态所诱惑成为共谋者，又如何在战后用否认代替记忆，用神话代替现实，集体患上了“失忆症”。
今天的书摘来自新书《失忆症患者》，“第三章 勒布曼一家的幽魂”。
（法）热拉尔丁·施瓦茨 著 徐家龙 译
出版：三辉图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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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犹太人的资产
我的祖父母以为历史已被永远埋葬在第三帝国的残骸之下，但往事在1948年1月的一天早上突然重新浮现。这一天，卡尔在信箱里收到了一封信，信封上寄件人的名字预示了不祥：雷布施泰因-梅茨格博士、律师，曼海姆市。在简短的书信中，律师告知说她有一个客户对施瓦茨石油制品公司提起诉讼，索赔大约11 000帝国马克。客户住在芝加哥，名叫尤利乌斯·勒布曼。诉讼依据是在美国占领区实施的一项法律，要求对在纳粹时期受到掠夺的犹太人进行赔偿。
这封信及其引发的故事，不管是我的父亲还是他爱讲家事的姐姐都不曾对我说起。我早前就知道祖父曾加入纳粹党，我对施瓦茨石油制品公司曾经属于犹太人这件事也有朦胧的概念。我在学校学习第三帝国历史的时候，父亲应当和我说起过此事，但是我当时太过年轻，对这背后的秘密并没多大兴趣。
很久以后，是听到姑妈英格丽德偶然的一句话后，我才决定去翻阅被祖父保存在曼海姆公寓楼地窖里的文件夹子。祖父母过世后，这幢公寓楼遗赠给了家人。这些文件尽管已在岁月中泛黄但依然清晰可读，我在里面找到了卡尔·施瓦茨收购一家小型石油制品公司的合同。小公司原先属于两个犹太人兄弟尤利乌斯·勒布曼和西格蒙德·勒布曼以及与他们同为犹太人的舅兄威廉·韦特海默。威廉的两个妹妹，玛蒂尔德和伊尔玛，分别嫁给了勒布曼两兄弟。当年西格蒙德·勒布曼公司坐落在曼海姆的港口区域，靠近内卡尔河。重要是收购的日期：1938年8月。这一年，德国的犹太人被无情地推向地狱，愈加频繁地遭受骇人听闻的虐待和歧视，被迫以极低的价格出售他们的资产。
我开始搜寻勒布曼家族的踪影，但是几乎一点痕迹都没找到。我想要找到尤利乌斯在芝加哥的后人，这是他对祖父提出索赔要求时的居住地。当我在网上搜寻到一个曾居住在芝加哥的勒布曼家族时，我心里不禁微微颤抖。但随后电话号码查询网站上连续出现的一长串勒布曼家族的电话号码浇灭了我的希望。这还不如去海底捞针呢。
我开始查询韦特海默家族这边的情况。我偶然看到一篇文章，提及一个叫洛特·克拉默的人，她的婚前姓氏正是韦特海默，她是英国“儿童撤离”行动中依然健在的亲历者之一。这个行动让一万多名来自德国和中欧的犹太孩子得以在1938年到1940年之间被安全转移到英国。我在一家养老院那儿找到了她的一些线索，养老院位于伦敦北部的小镇彼得伯勒，距伦敦一小时车程。在电话里，她向我确认她就是索菲·韦特海默的女儿，而玛蒂尔德和伊尔玛正是索菲的姐妹。她立即同意与我见面。
“他们身着制服，看上去都好幸福”
洛特·克拉默95岁了，是一个讲究礼节、身材娇小的女人，带着一种英国人特有的彬彬有礼。她面对面安放了两把靠椅，距离足够近以确保我们可以听清楚对方说话。然后她开始向我讲述她的故事，以及她所知道的有关勒布曼家族的事。
“我的妈妈索菲和她的两个姐妹感情非常要好。”说着，她从墙上取下一张有三位年轻女性的黑白照片。最年轻的是玛蒂尔德，头上扎着一个硕大的蝴蝶结，颈上也戴着一个领结，面颊俏丽，神情坚定而开朗；她旁边的是伊尔玛，是最年长的姐姐，胸前的钩编领口衬托着疲惫的面容，似乎有些感伤；最后是索菲，她坐着，脖子上挂着一枚徽章，不确定的目光里闪烁着若有若无的希望。
洛特于1923年在美因茨出生，这是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一个大城市，是她成长的地方。她常常旅行一百多公里，去曼海姆看望她眷恋的表姐洛尔，西格蒙德·勒布曼和伊尔玛的女儿。她还记得在水塔脚下的公园里的散步，在热闹街道上的闲逛，当然还有她的姨妈伊尔玛做的咖啡和蛋糕：“她厨艺相当了得。有时候我们会一起去乡下度假，在勒布曼家族的老家，那儿还有他们生活在农场里的亲戚。我们关系非常和睦。”
韦特海默三姐妹有三个兄弟：在20世纪20年代就移居美国的西格弗里德、在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的保罗，还有威廉。威廉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投资勒布曼石油制品公司，挽救了在1929年经济危机中遭受重创的公司。多亏了他的介入，公司的情况逐渐好转，后来由于纳粹对犹太人拥有的公司实施日益严苛的歧视政策，公司再次衰颓。
希特勒掌权那年洛特九岁。1932年7月纳粹党以超过三分之一的全国选票成为德国的第一大党。面对纳粹党在选举上不断取得的胜利，德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元帅于1933年1月屈服了，任命纳粹党党魁阿道夫·希特勒为德国总理。希特勒随即解散国会，组织召开新的议会选举，发起了一场极具侵略性的造势运动，大肆进行可疑的谈判、威胁恐吓以及政治施压，以期将他在议会中的席位提高到绝对多数。但他仅获得了43.9%的支持率。
曼海姆一直是一个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和德国共产党（KPD）根基深厚的城市，在20世纪20年代末，纳粹党员人数不过百余人。但是由于1929年经济危机的冲击，失业人数翻了三倍，纳粹党一跃成为曼海姆市的首要政治力量，在1932年获得29.3%的选票。1933年，地方纳粹当局上台没多久便打压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取缔报纸，逼迫曼海姆市长观看焚烧魏玛共和国国旗，然后将他关进了一家医院。随后，超过50名犹太公务员被革职，而这都发生在纳粹政权通过撤免“非雅利安人”公职的法令之前。
很快，新一波的反犹太主义浪潮在曼海姆蔓延开来。在这里居住着巴登最大的犹太社区，大约有6 400人。在整个大区都能切身感受到这种变化。“突然之间，街上、报纸上、广播里，到处都是反犹太人的宣传。”洛特回忆，“有一天在课堂上，我们去看一部给小孩子看的宣传影片，讲述一个小男孩接受纳粹主义的故事。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都希望能像影片里的男孩儿一样。”每天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她都会途经一个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中心。“我心怀嫉妒，梦想参与其中，他们身着制服，看上去都好幸福。”当时作为一名年幼的犹太女孩，她渴望拥有像其他孩子一样的正常生活，然而在她稚嫩的肩膀上有她必须承担的重担，那是对犹太社群的排挤、侮辱和由此而生的羞耻感。
希特勒青年团
“种族大业”
在一本叫《曼海姆的雅利安化运动及其赔偿》（Arisierung und Wiedergutmachung in Mannheim）的著作中，历史学家克里斯蒂亚娜·弗里切（Christiane Fritsche）描述了在没有任何全国性法律提供合法性来源的情况下，许多大区是如何出台地方性反犹太主义措施的。曼海姆商会于1933年3月底驱逐犹太成员，包括商会主席以及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员。同德国其他地方一样，众多工商、律师和医生协会和机构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主动以惊人的速度排挤犹太人，诋毁他们的名声，挤压他们的客源，加剧他们的财务损失。1933年4月7日，纳粹当局做出了关于公职人员命运的决定，允许解雇所有“非雅利安人”的公职人员，包括大学教授和科学家。
侮辱、孤立犹太人的另一个方法是呼吁在地方而不是全国范围内抵制犹太人的诊所、企业和商铺。不少纳粹组织和纳粹党的地方代表迫不及待地付诸行动，整合力量，通过报纸和传单宣布将于1933年4月1日发起矛头直指犹太商店的抵制日行动。举国上下，身着军装的党卫军和冲锋队成员守在犹太人的商铺、大型商场、银行、律师事务所和诊所前，阻止顾客进入店内，在橱窗上涂上反犹太人标语，对着人群叫喊或者挥舞标语牌：“德国人！保卫好自己！不要购买犹太人的东西！”有一些商铺，或因为他们已被提前告知，或因为他们像每个周六一样在庆祝犹太教的安息日，早早关门，金属的护门也被拉了下来。有的商铺被洗劫，犹太业主遭到毒打。尽管大多数民众没有积极地参与其中，但是发生在这个抵制日的事实说明，这样的行动不会引发其他公民们的反对。
克里斯蒂亚娜·弗里切解释说，几个月以后，经济部部长向工商联合会明确表示“不能以是否具有雅利安属性来对公司进行区分”，因为“对非雅利安人企业的抵制将会严重影响经济的重建”。鉴于犹太人在德国经济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柏林方面一些部长和其他纳粹知名人物反对抵制运动，担心这些举措会阻碍经济的复苏和失业率的降低——这是政府认定的首要任务。根据弗里切的说法，这就是为什么在最初的几年中没有颁布任何歧视犹太人经济活动的法律。然而在地方一级，则呈现出了另一番景象。
在曼海姆，打压犹太人最有效的工具之一是纳粹党的地方报纸《卐字旗》（Hakenkreuzbanner），该报纸每天号召抵制市内的
1 600多家犹太商店，公布他们的名字和地址，以及那些还频繁出入这些商店的顾客的名字，并指责他们对元首不忠；甚至还威胁公布“犹太人情妇”（judenliebchen）的名单，即那些据称与犹太人有亲密往来的女人们。当时曼海姆人口约为28万，在这样的中型城市里，这些恐吓运动的确产生了预期效果。相对于柏林这样的大型陌生人城市，公众羞辱在中小型城市里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另外一种打压手段是散播谣言，比如谎称某个犹太餐厅的厨房卫生状况肮脏不堪，或者是一个犹太人公司的老板个人生活放荡腐化，甚至发起诽谤性的诉讼，控告他们诈骗、性侵或者窝藏罪犯，即使这些指控毫无根据可言。就算被宣告无罪，被告也会声誉不保，他的公司一般都会和他一起陷入困境。犹太企业常常会被排除在政府采购之外，也被禁止参加贸易博览会。其他地方性的政令则禁止犹太人在圣诞节之前用“基督教”的饰品——几个小天使、一棵圣诞树，还有耶稣诞生的马槽模型——来装点他们的橱窗。这就相当于给他们贴上了“非雅利安人”的标签，并在节庆购物旺季显著压低他们的营业额，曼海姆的四家犹太人经营的大型商场成为首要攻击目标。市政当局甚至禁止其公务员在这些商场购物，违者将受到惩罚。到1936年，四家大型商场中的三家已经因为财务困难被转手卖给了一些“雅利安人”。
水晶之夜后被破坏的犹太人商店 图源：AP
“我相信勒布曼一家当时挺住了，在我去看望他们的时候，记忆中没有留意到他们在生活方式上有什么重大的变化。但话又说回来，他们的生活本来就比较简朴，而且宗教信仰非常虔诚，比我们更加虔诚。”洛特·克拉默说。勒布曼家族不做零售生意，也许他们不像别人那样受到猎巫行动一般的冲击。他们的客户不是那么惹人注意，因为和去裁缝店或者面包店不一样，客户们不需要从商铺前门进去，因此他们承受的压力也更小。尽管如此，从1933年起，西格蒙德·勒布曼石油制品公司的营业额还是下降了，我在祖父的文件堆里找到的一份营业额流水单显示，他们也损失了一部分客户，原因或是出于恐惧，或是出于反犹太主义。
起初，德国社会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热情主要源自他们对强大祖国重拾的信心，而非来自纳粹领导人对反犹太主义的痴迷。纳粹大声宣称，只有净化了“非雅利安”成分的德国才能够从灰烬里重生，因为种族的和谐会赋予人民在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力量。这些荒诞的想法是纯粹的谬论，因为就像所有的人类族群一样，德国人在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瑟夫·戈培尔诞生以前的几千年来就已经历了无数次不同人口的混合。此外，这两位也完全不符合所谓“雅利安人种”的形态特征。
许多公民本来无心仅仅因为犹太人是犹太人就要驱逐他们，他们都还有别的事情要操心。然而，当侵扰犹太人能为他们个人带来私利时，社会各阶层终于迷上了“种族大业”。甚至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也是一样，鲜有大学老师、科学家、律师或者法学家站出来反对驱逐他们的犹太同事，因为空缺出来的职位对于留下来的人来说是一个从天而降的意外收获。
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案例很能说明当时笼罩在大学里的氛围。海德格尔一直到战争结束都是纳粹党党员，还在1933年到1934年期间担任弗赖堡大学校长。大学里的大多数教授希望在大学里——更普遍地说，在文化界和学术界——建立一个配额制度，以限制犹太人在这些领域的“超比例存在”。早在1916年，海德格尔在给她日后的妻子埃尔福丽德——一个人所共知的反犹太主义者——的书信中就写道：“我们的文化和我们各个大学的犹太化实在令人害怕。”其他大学教授们仅仅是嫉妒他们的犹太裔同事取得的成就。
摆脱竞争对手是经济界反犹太主义爆发的主要原因。趁同行落难之机招揽其客户的诱惑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在曼海姆甚至有许多人在他们的橱窗上贴出告示：“来德国人的商店购物吧。”一些处境艰难的犹太商家甚至把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勋章翻出来挂在他们的衣服上，彰显他们的爱国主义。其他犹太商户为了走出困境，提供折扣价格以及分期付款等消费形式，甚至对那些本来就很便宜的商品也不例外。克里斯蒂亚娜·弗里切写道：“希特勒上台后的几个星期内，在还没有出台任何相关法律之前，德国人的意识就已经飞速产生了变化——是犹太人还是雅利安人，这样的区分对做生意也突然变得重要起来。”这可能就是祖父卡尔·施瓦茨弄来纹章图画的原因，把它挂在办公室里以证明他的雅利安人血统。
去留的选择
各种歧视行为在社会生活当中也是同样冷酷无情的：禁止犹太人去电影院、舞厅、剧院和公共游泳池；将犹太人从运动馆和各种协会中驱逐出去。有这样一张照片，上面穿着泳装惊慌失措的男男女女们在曼海姆的莱茵河浮桥上四处逃散，他们要躲避的就是不请自来、冲入泳者中间殴打犹太人的冲锋队。
这一场面发生在1935年夏天，随后排挤犹太人群体的进程迈出了激进的一步：《纽伦堡法案》中的种族条款迫使犹太人沦为二等公民，剥夺了他们与德国公民身份相关的权利。
在洛特的整个青少年时代，她亲历了犹太人生活状况的迅速恶化。她对此记忆犹新：“在我们班上有5个犹太人，虽然当时我们没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但我们还是知道我们处境不佳，在一起的时候也会谈论。我们几个人的妈妈也变了，变得忧心忡忡，我们一放学就必须马上回家，一路低调谨慎，不跟任何人交谈。”有一天，她的父母告诉她，她再也不能去德国人的学校了，而是会被转移到一所犹太人的学校里去。“我的老师非常友善，他向我的父母表示歉意，甚至提议在晚上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补课。”
尽管遭受了这些迫害，1936年曼海姆的6 400名犹太人中只有1 425人离开了这座城市。在全国范围内，犹太社群约有50万人，其中约有15万人决定逃亡。他们可能是那些受到最严重威胁的人，有的是由于他们参与政治，有的是因为失去了在公共部门的职务，抑或是面临公司的破产。然而矛盾的是，他们日后将会感谢命运让他们成为首批被打击的目标，使他们得以及时逃离。
《钢琴家》剧照
无论是好是坏，勒布曼一家还能够勉强维持他们的生意，所以正如大多数德国犹太人一样，他们没有把离开当作一个选项。更何况移民国外就意味着要把他们近乎全部的资产拱手交给纳粹。第三帝国的犹太人政策是一个叫人无所适从的矛盾体：一方面，纳粹想让犹太人的生活变得难以忍受，以至于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另一方面，他们又为逃亡制造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将货币转移到德国境外的税收在不断提高，其税率从1934年的20%的提高到了1939年让人望而却步的96%。在此基础上还有新设立的《帝国资本外流税法》：持有超过五万帝国马克的外出移民者，必须要把他们资产和收入总和的25%交给纳粹当局。更不用说他们为了合法侨居国外必须经过的迷宫般的行政程序，以及所需的大量许可文件。
归根究底，犹太人抗拒离开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丝毫不想流亡他乡。他们肯定不想去巴勒斯坦，这个气候干燥的半荒漠在文化上与他们实在相去甚远。他们深爱着德国。可勒布曼一家和其他人如何能够继续眷恋一个此般对待他们的国家呢？从今天回顾当时，所有的警示信号灯都闪着红光。但事实上，对于像勒布曼这样的企业家家族，这些信号在当时看来并非清晰可辨，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全国性的反对犹太企业的法律，这会让人心存幻觉，以为犹太人在第三帝国体制下的经济存在还是有可能的。此外，一个专属犹太商家和犹太客户的平行经济世界产生了，从而减轻了地方性抵制运动的打击。
在此基础上，还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洛特·克拉默向我解释说，她的父亲“一直念念叨叨，说他不愿意离开”，以至于只要社会上表现出一点点对他们友善的迹象，就足以让他们放下心来。“我在学校里有一个非犹太人的朋友。当犹太同学不得不离开学校的时候，她的母亲对我的母亲说，‘我希望我们两家的孩子还能做朋友。’反倒是我的母亲劝她说这太危险了。这些反应都会让人重拾信心。”我们分享了一些让人安心的故事。在一个故事里，一对夫妇同警察闲扯以掩护他们受到威胁的犹太邻居；在另一个故事里，一个装满药品的匿名包裹出现在了一个有生病孩子的犹太家庭的门口。“我的父母有一对非常要好的非犹太朋友，叫格蕾塔和贝托尔德。当形势恶化时，他们会在深夜悄悄来探望我们，想要知道是否一切安好，还给我们带来一些我们自己很难找到的东西。他们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而悲剧是，这些善心却在不知不觉中让犹太社群继续心存幻觉。那时如果想要逃脱纳粹的陷阱还是来得及的，而且没有人料到这些陷阱会此般致命。我思索让勒布曼一家感觉内心温暖的信号，我想是他们大部分客户的忠诚。我找到了祖父在收购他们的公司时获取的数页文件。这个长长的名单讲述的是另一个德国，一个没有放弃其忠诚的德国。
对于他们当时的幻想，洛特·克拉默给了我另一个解释。“当时我们感觉生活还算是正常的，因为在犹太人的社群里生活依然在继续。也许住在乡下或者在小村子里的人会更快地感受到孤立，但是在美因茨和曼海姆这样的大城市里，我们可以忘记禁令，因为我们能在社群内部做所有的事情。有犹太人的学校、犹太人的运动俱乐部、舞蹈课、节庆、音乐会，有很多的朋友……还有对凝聚社群起到重要作用的犹太教堂。勒布曼一家经常去犹太教堂。”
洛特·克拉默的话成为我解开拼图谜题的关键。之前我不明白为什么勒布曼一家，同大多数的犹太人一样，一直到最后关头都心存幻想，以为他们会有一个还能够凑合的生活，他们希望德国人可以很快恢复理智，也希望自己的祖国不再抛弃这些为国家贡献了不可胜数的才华的犹太人，他们在科学、哲学、文学、艺术还有经济领域的贡献使德国能够大放异彩。最终，他们宁愿隐忍负重也不愿意逃离。
从1936年起，之前一直不赞成将犹太人从经济领域清除的纳粹当局开始改变方向。随着失业率的下降，对犹太资产的雅利安化成为重点。1938年，柏林加强措施，迫使尚未出售企业的犹太人将其转手给“雅利安人”。对于西格蒙德·勒布曼石油制品公司来说，首先遭受的重击是犹太人可购买的原材料配额被大幅削减，这对一个石油产品商来说是致命的。随后，犹太人被迫要去登记注册，详尽记录他们持有的全部财物，有不动产、企业、保险、金融证券、现金、珠宝、艺术品，还有住房里所有的东西。然后又有法令要求所有犹太企业必须清晰易辨地显示其所有者的犹太人身份。同时，针对犹太人的政治迫害不断加剧，警察大规模地突击逮捕、任意羁押、破坏宗教场所……
因此，当勒布曼一家最终做出决定出售他们的公司以获得逃亡所需的资金时，他们已经彻底心灰意冷，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但在1938年，他们并不是唯一变得悲观的人，数千犹太人在同一时间抛售他们的公司，由此产生了严重的过度供给。在这样的情形下，不难明白处于强势地位的是买方还是卖方。
本文作者 热拉尔丁·施瓦茨（Géraldine Schwarz）法德双国籍记者、作家、纪录片制片人，目前常驻柏林。《失忆症患者》是她的首部作品，已获奖项有欧洲图书奖（2018年）、德国温弗里德和平奖（2019年）、意大利北南国际文学与科学奖（2019年）、美国《柯克斯书评》年度佳作（2020年）并入围美国马克·林顿奖短名单（2021年），已有10种不同语言的版本。
（法）热拉尔丁·施瓦茨 著 徐家龙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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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纳粹党员后代的家族回忆录
一部战后欧洲清算罪责的心灵史
一声警惕西方法西斯复燃的疾呼
2018年欧洲图书奖得主
2020年《柯克斯书评》年度佳作
施瓦茨通过追踪家中三代人的故事，还原了一个昨日世界：德国数以千万计的“随大流者”漠视对犹太人的驱逐、参与对犹太人的掠夺；在战后否认个体责任、造成失忆症蔓延，直至他们的孩子都站出来质疑过去……当德国社会的记忆工作开始显现成效时，法国人民才从抵抗者的幻梦中醒来，那其他国家呢？对于过去的遗忘，是否仍在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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